卷六十四下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　第三十四下

【卷六十四下 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下 第三十四下】 【严安】 严安，临菑人。他以原丞相史的身份上书，说： "臣听邹衍说过：'政教、文饰与质朴，都是用来救治时弊的，适合当时形势的就采用，时过境迁就舍弃它，情势改变了做法也要跟着改变，所以死守一种做法而不知变通的人，是没有看透治国真谛的人。'如今天下百姓用财奢靡浮华，车马衣裘、宫室房屋都争相修饰，调和五声使有节奏韵律，杂配五色使有文采花纹，罗列五味满满一桌摆在面前，用来向天下人炫耀欲望的满足。百姓的常情是，见到美好的事物就想拥有它，这就是在教百姓奢靡。奢靡而无节制，财物就供给不足，百姓就会离开根本的农业而追逐末业（工商）。末业不是轻易能获得财富的，所以士大夫们不惮于弄虚作假，佩剑之人夸耀杀人来强取豪夺，而世人竟不以为耻，因此奸邪之事日渐滋长。华美奇异的事物本就顺应耳目之欲，所以奉养过度就会流于骄泰，享乐过度就会流于淫逸，礼节过度就会流于浮华，教化过度就会流于虚伪。虚伪、浮华、淫逸、骄泰，都不是用来规范百姓的正道。因此天下百姓追逐私利没有止境，触犯法令的人越来越多。臣希望能为百姓制定制度以防止这种淫靡之风，使贫富之间不相互炫耀，从而使人心平和。人心一旦平和，性情就会安定。安定而不妄求，那么盗贼就会消失；盗贼消失，刑罚就会减少；刑罚减少，阴阳就会调和，四季就会正常，风调雨顺，草木繁茂，五谷丰收，六畜兴旺，百姓不会夭折早逝，这就是调和的极致。 "臣听说周朝拥有天下，其治世延续了三百多年，成王、康王时最为兴盛，刑罚搁置四十多年不用。等到周朝衰落，也经历了三百多年，所以五霸相继兴起。所谓霸主，常常辅佐天子兴利除害，讨伐暴乱、禁绝邪恶，匡正天下，以尊崇天子。五霸相继去世之后，贤能圣哲之人再也没有接续，天子孤弱无力，号令不能施行。诸侯放纵妄为，强者欺凌弱者，人多的欺压人少的。田氏篡夺齐国，六卿瓜分晋国，各国并立成为战国，这就是百姓开始受苦的起点。于是强国致力于攻伐，弱国致力于防守，合纵连横，战车驰骋交击，士兵的铠甲头盔中都生出了虱子，百姓无处申诉苦难。 "到了秦王，蚕食天下，兼并战国诸雄，称号皇帝，统一了天下的政令，毁坏了诸侯的城池。销毁他们的兵器，铸成钟架，表示不再使用兵器。天下百姓才得以摆脱战国的战乱，遇上圣明的天子，人人都自认为获得了新生。假使当初秦朝能放宽刑罚，减轻赋税，减省徭役，看重仁义，轻视权谋私利，崇尚忠厚老实，贬斥谄媚取巧，改变风俗，感化天下，那么后世就必定能世世代代安定了。可是秦朝没有推行这样的风气，反而沿袭旧俗，使得机巧钻营、追逐权利的人得到进用，忠厚正直的人反被斥退，法令严酷苛刻，谄媚阿谀的人越来越多，只听得到称颂自己美德的话，于是志得意满、越发放纵。秦朝还想要威震海外，派蒙恬率兵向北进攻强悍的匈奴，开辟疆土、拓展边境，戍守在北河一带，用车马飞速转运草料粮食供给军队。又派尉屠睢率领楼船水军攻打南越，派监禄开凿渠道运送粮食，深入越地，越人望风逃遁。旷日持久，粮食耗尽断绝，越人趁机反击，秦军大败。秦朝于是又派尉佗率兵戍守南越。当此之时，秦朝的祸患北面连结匈奴，南面牵连越地，屯兵驻守在无用之地，进不能进，退也不能退。这样持续了十几年，成年男子披甲从军，成年女子转运物资，百姓困苦不堪、无以为生，有人在道旁的树上自缢而死，死者相望于道。等到秦始皇驾崩，天下便大规模反叛。陈胜、吴广在陈地起事，武臣、张耳在赵地起事，项梁在吴地起事，田儋在齐地起事，景驹在郢地起事，周市在魏地起事，韩广在燕地起事，穷山僻壤之中，豪杰之士一并而起，多得难以尽数记载。然而这些人本来都不是公侯的后代，也不是地方长官，没有丝毫的权势，从街巷之中崛起，手持棘木棍棒，顺应时势而行动，事先没有商量却一同起事，事先没有约定却同时会合，逐渐扩张势力，直到称霸称王，这都是当时的形势教化使然。秦朝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却落得国灭祀绝的下场，这是穷兵黩武所招致的祸患。所以周朝亡于软弱，秦朝亡于强横，都是不知变通所带来的祸患啊。 "如今征讨南方蛮夷，使夜郎来朝，降服羌人、僰人，攻略薉州之地，修建城邑，深入匈奴境内，焚烧龙城，议论此事的人都称颂这是美事。但这只是对臣子有利，并非天下长久的良策。如今中原并无盗贼骚扰的忧患，朝廷却在遥远的边疆屡屡耗费兵备，使国家疲敝，这不是爱护百姓的做法。放纵无穷的欲望，图一时痛快，与匈奴结下仇怨，这不是安定边疆的办法。祸患纠缠不解，战事刚刚平息又再度兴起，使近处的百姓愁苦，远方的百姓惊恐，这不是能够长久维持的局面。如今天下都在打造铠甲、磨砺刀剑，制作箭矢、拉紧弓弦，转运军粮，从未见有停歇之时，这是天下人共同忧虑的事情。用兵日久就会生变，事务繁杂就会滋生忧患。如今边郡的地域有的方圆几千里，连城数十座，地势险要、幅员辽阔，威胁着诸侯，这并非对宗室有利之事。上观齐、晋两国灭亡的原因，是公室卑弱衰微、六卿势力过于强盛；下察秦朝灭亡的原因，是刑法严酷苛刻、欲望大而无穷。如今郡守所掌的权力已不止相当于六卿之重，所辖土地几千里已不止相当于街巷之资，所拥有的兵甲器械已不止相当于棘木棍棒之用，若遇上万世难逢的变故，那后果将不堪设想。" 后来严安被任命为骑马令。 【终军】 终军字子云，济南人。他自幼喜好学问，凭借善辩博学、能撰文章而闻名于郡中。十八岁时，被选拔为博士弟子。到郡府接受遣送之时，太守听闻他有奇异的才华，便召见终军，十分惊奇，与他结交往来。终军向太守作揖告别，前往长安上书议论国事。汉武帝对他的文章感到惊异，任命终军为谒者给事中。 终军随皇帝驾临雍地祭祀五畤，途中获得了一头白色麒麟，长着一只角、五只蹄。当时又得到一株奇异的树木，它的枝条向旁伸出，随即又重新合拢到树干上。皇帝对这两件奇物感到惊异，便广泛征询群臣的看法。终军上奏应对说： "臣听说《诗经》歌颂君主的德行，乐舞称美君王的功业，虽然经文不同，用意却是相通的，都是为了彰明盛大德行的兴隆。南越蛰居于芦苇丛生的偏远之地，与鸟兽为伍，历法教化都未曾波及到那里的风俗。如今官吏亲临其境，于是东瓯前来归附，闽王俯首认罪，南越也依赖朝廷的援救。北方的匈奴逐水草而居，行为如同禽兽，怀有虎狼一般的心肠，就连上古的圣王也未能收服他们。大将军手持斧钺出征，单于望风逃奔于漠北；骠骑将军高举旌旗，昆邪王也归顺内附。这是恩泽南面广布、威势北面畅通的表现。倘若刑罚不偏袒亲近之人，选举不遗漏疏远之才，设置官职以待贤能，悬立赏赐以待功勋，有才能的人得以进用而保有俸禄，无能的人得以退让而各安其力，那么天下就能治理得井井有条了。陛下虽然已经具备了众多美德，却仍不自满，虽怀有圣明之心，却不专断独行，正在建立三宫的礼乐文质制度，彰明各项职守的应有之义，至于封禅大典，则尚未听闻陛下举行。 "人的天命初定之时，万事都处于草创阶段，等到天下四方风俗归于统一、九州政令归于一贯的时候，就必定要仰赖圣明之君加以润色，才能使祖业世代相传、绵延无穷。所以周朝直到成王之时，礼制才最终确定下来，而祥瑞的应验也随之显现。陛下正当日月光辉极盛之时，将圣明的心思倾注于成就大业之上，专心致志地敬奉神明，在郊外的祭坛上奉行燔柴瘗埋之礼，献祭的精诚感通神灵，祥和之气充盈于天地之间，因此才有奇异的瑞兽前来被捕获，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从前周武王渡河未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之中，武王俯身拾取用来燎祭，随行的群公都说：'这是吉祥的征兆啊！'如今郊祀大典尚未向神祇显现应验，却先获得瑞兽作为馈赠，这是上天用来昭示享用祭祀、并与人间相通的符验啊。应当趁着这昭明的时节、吉祥的日子，改换年号、昭告天下，用洁白的茅草包裹祭品献于长江、淮河之间，在营丘发布嘉美的封号，以顺应光明兴盛的气象，使记事的史官能够有所记载。 "须知六只鶂鸟倒退着飞行，是逆反常理的征兆；白鱼跃入王舟，是顺应天意的征兆。至于或明或暗的征兆，向上能扰乱飞鸟，向下能惊动潜鱼，各自都能以类相推。如今野兽头上竟长出并生的双角，这表明万物同出一源；四方边远之民纷纷归附内属，这表明天下再无化外之地。像这样的祥瑞应验，恐怕将会有解开编发之俗、削除左衽之服，改穿中原冠带、束扎正统衣裳而蒙受教化的人了。这些事只需拱手安坐等待就是了！" 终军的应对奏章呈上后，皇帝对此感到十分惊异，因此改年号为元狩。几个月之后，越地和匈奴的名王之中便有率众前来归降的，当时人们都认为终军的话应验了。 元鼎年间，博士徐偃奉命出使巡察各地风俗。徐偃假托诏命，擅自让胶东、鲁国两地鼓铸盐铁。回朝之后，奏报此事，被调任为太常丞。御史大夫张汤弹劾徐偃假托诏命、危害重大，依法当处死刑。徐偃则认为，按照《春秋》大义，大夫出使在外，只要有利于安定社稷、保全万民的事，便可以自行决断处置。张汤援引法条要治他的罪，却无法驳倒他所持的道理。皇帝下诏交由终军去询问核实此事，终军诘问徐偃说："古代诸侯各国风俗不同，彼此百里之内便不相通，当时若有聘问会盟等事，安危形势往往瞬息万变，所以才有不必等待朝命、可自行决断处置的权宜之法；如今天下已经统一，万里之内风俗相同，所以《春秋》才说'王者之地没有内外之分'。你巡视的是国境之内的地方，却自称'出使疆外'，这是为什么？况且盐铁之利，各郡本就有余藏，即便废止两国的盐铁经营，国家也不至于因此受到多大的利害影响，你却拿'安定社稷、保全万民'作借口，这又是为什么？"终军又诘问徐偃说："胶东南面靠近琅邪，北面连接北海，鲁国西倚泰山，东临东海，本都自产盐铁。我核算过这四郡的人口和田地，按照他们使用器物、食用食盐的常规需求，难道供给不了这两郡吗？还是说本来供给绰绰有余，只是官吏不能妥善经营呢？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假托诏命鼓铸的理由，是说要赶上春耕时节供给百姓所需的农具。可如今鲁国的鼓铸炉，才刚刚开始筹备器具，要到秋天才能真正动工。这不正说明你所说的与实际情形正好相反吗？你之前已经三次上奏，都未得到诏令批准，你不仅不反思自己不该被批准的原因，反而径直假托权势、擅作威福，来迎合百姓的期望，借此沽名钓誉，这正是圣明天子所必定要加以诛罚的行径。孟子曾说过，'弯曲一尺却伸直八尺'这种以小恶换大利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如今你所犯的罪过如此之重，所成就的功业却如此之小，你是自知必死却仍要如此行事呢？还是心存侥幸以为不会被治罪，只想借此博取名声呢？"徐偃被逼得理屈词穷，服罪当死。终军上奏说："徐偃假托诏命、擅自专断行事，不合出使的体统，请求交付御史依法将徐偃逮捕治罪。"奏章获得批准。皇帝很赞赏终军的诘问方式，下诏将此事出示给御史大夫看。 当初，终军从济南前往长安应召为博士弟子，徒步进入函谷关，关吏发给他一块出入凭证的帛绢。终军问道："这是做什么用的？"关吏说："作为往返通行的凭证，回来时用来核对合符。"终军说："大丈夫西行游学，终究是不会再回头凭此东返的。"于是丢弃帛绢凭证而离去。后来终军担任谒者，奉命巡行郡国，持着符节东出函谷关，守关的官吏认出他来，说："这位使者正是当年丢弃出入凭证的书生啊。"终军巡行郡国期间，凡是发现于国有利之事都上奏报告。回朝奏事之时，皇帝十分高兴。 正当朝廷将要派遣使者出使匈奴之际，终军自请说："臣没有建立过丝毫的功劳，却得以位列宿卫之臣，享受五年的俸禄。边境时常有战乱的警报，臣本该披坚执锐，直面矢石之险，冲锋在前。只因臣才能低下，不熟习军旅武事，如今听闻朝廷将要派遣出使匈奴的使者，臣愿竭尽精诚、奋发意气，辅佐圣明的使臣，在单于面前谋划吉凶利害之策。只是臣年纪尚轻、才能低下，孤身在外任职，恐怕难以担当一方的重任，私下里不胜愤懑之情。"皇帝下诏询问终军谋划吉凶之策的具体内容，对他的应对感到十分惊异，便擢升终军为谏大夫。 后来南越与汉朝和亲，皇帝便派终军出使南越，游说南越王，希望能让他入朝，比照内地诸侯的礼制对待。终军自请说："愿领受长长的丝绳，必定能羁缚南越王，将他押解到朝廷阙下。"终军于是前往游说南越王，南越王听从应允，请求举国归附汉朝内属。天子十分高兴，赐给南越大臣印绶，命他们一律采用汉朝的法度，以此革新当地的旧俗，并命使者留守当地加以安抚镇守。然而南越丞相吕嘉不愿归附内属，发兵攻杀了南越王，汉朝的使者也一同遇害。此事详见《南越传》。终军死时年仅二十多岁，所以世人称他为"终童"。 【王褒】 王褒字子渊，蜀郡人。汉宣帝时效法武帝旧例，讲论六艺经书及各类典籍，广泛搜求奇能异才，征召擅长诵读楚辞的九江人被公，召见他诵读楚辞，又进一步征召才华出众的刘向、张子侨、华龙、柳褒等人待诏于金马门。神爵、五凤年间，天下富足安定，屡屡出现祥瑞征应。皇帝颇喜作歌诗，想要振兴协调音律之事，丞相魏相上奏说渤海人赵定、梁国人龚德都精通音律、擅长弹奏雅琴，二人都被召见待诏。当时益州刺史王襄想要在百姓中宣扬教化风气，听闻王褒有出众的才华，便请求与他相见，让王褒创作《中和》《乐职》《宣布》诸诗篇，挑选喜好此事的人依照《鹿鸣》的曲调学习传唱。当时汜乡侯何武还是个孩童，也被选入歌咏的行列。过了一段时间，何武等人到长安求学，在太学中传唱这些诗歌，辗转传到皇帝耳中。汉宣帝召见何武等人观看，都赐给他们布帛，说："这本是盛德之事，我怎么当得起呢！" 王褒既已为益州刺史撰写了颂辞，又为他撰写了传记，益州刺史于是上奏说王褒有超群绝伦的才华。皇帝便征召王褒入朝。到京之后，皇帝下诏命王褒撰写《圣主得贤臣颂》来阐发这层意思。王褒应对说： "身披毡毛粗衣的人，很难与他谈论精细丝绸的华美；喝豆羹、吃干粮的人，不足以与他议论牛羊猪三牲盛馔的滋味。如今臣僻居西蜀之地，生长在穷僻的巷陌之中，长大于简陋的茅屋之下，没有游历观览、广博见识的才智，只有极其愚钝浅陋的缺憾，实在不足以副圣上厚望、应答圣明的旨意。虽然如此，臣岂敢不略陈愚见、抒发心中的真情实意！ "臣记得，《春秋》讲求'五始'的要义，关键就在于审察自身、端正统绪罢了。贤能之人，是国家治理天下的器具工具。所任用的人若是贤能，那么取舍决断就能简省而功业却能广施；器具工具若是锋利好用，那么用力就少而成效却能显著。所以工匠使用钝器的时候，要劳筋苦骨，整日劳碌不休。等到巧匠冶炼出干将剑的坯料，用清水淬炼它的锋刃，用越地的磨石打磨它的刃口，这样的宝剑在水中能斩断蛟龙，在陆地上能划破犀牛皮革，挥动起来轻捷得就如同拂扫涂抹一般。像这样，即便让离娄来督察准绳，让公输班来削切墨线，纵使建造五层高台、绵延百丈之长，也不会有丝毫的差错，这是因为工匠与器具彼此相得的缘故。庸碌之人驾驭劣马，也会磨破马嘴、打断马鞭却仍不能使马快步前行，人马都是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人马俱疲。可是等到驾上骏马'齧钁'、以'乘旦'作骖马，让王良执掌缰绳，让韩哀陪乘驾车，纵马驰骋起来，便快得如同影子飘移一般，越过都邑、跨过邦国，颠簸起伏就如同踏过一小块土地，追赶奔驰的闪电、追逐消逝的疾风，周游八方极远之地，万里之遥只需一息之间便可到达。这是何等的辽远啊？这是因为人马彼此相得的缘故。所以穿着细葛布衣的人，不苦于盛夏的闷热；披着貂裘狐皮的人，不忧于严寒的凄冷。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具备了相应的用具，就容易应对相应的境况。贤能之士、君子之人，也正是圣明君主用来轻易治理天下的凭借。因此圣主用和悦的态度接纳贤才，开辟宽广的道路，用以延揽天下的英俊之士。凡是竭尽才智归附贤才的人，必定能建立仁德的方略；凡是搜求人才的人，必定能树立称霸天下的功业。从前周公亲身经历过'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的辛劳，所以才有天下监狱空虚的兴隆盛世；齐桓公设置庭燎、以礼相待求见之士，所以才建立了匡正诸侯、九合天下的功业。由此看来，作为君主的人，勤于求贤而安逸于得到贤才。 "作为人臣的情形也是如此。从前贤能之士还未遇到明主的时候，谋划事务、揣度方略，君主却不采纳他们的谋略，陈述自己的忠诚，君主却不相信他们的诚意，想要进身仕途却无法施展才能，被斥退驱逐却又并非自己有什么过错。所以伊尹曾在鼎俎之间操劳厨事，太公曾在朝歌以屠宰击鼓为生，百里奚曾自卖为奴，甯戚曾靠喂牛谋生，都曾遭遇过这样的困顿忧患。等到他们遇到贤明的君主、圣哲的天子之时，谋划筹策便能符合君主的心意，谏诤劝阻便能立刻被采纳听从，进退之间都能施展自己的忠心，任职期间都能推行自己的主张，脱离了卑贱污浊的处境而登上朝堂，摆脱了粗鄙贫寒的生活而享受膏粱美食，被剖分符节、赐予封地而使祖先蒙受荣光，功业传给子孙后代，还能成为游说之士效法称道的典范。所以世上必定要先有圣明睿智的君主，然后才会有贤明的臣子。所以老虎一声长啸便会引来凛冽的山风，蛟龙一朝腾起便会招来云气，蟋蟀等待秋天到来才会鸣叫，蜉蝣要遇上阴天才会飞出。《周易》说：'飞龙在天，利见大人。'《诗经》说：'思念那众多的贤士，都诞生在这个王国之中。'所以世道太平、君主圣明之时，杰出之士自然就会到来，就像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这样的贤君，能够得到后稷、契、皋陶、伊尹、吕望这样的贤臣，君臣相得、明察在朝，仪态肃穆、依序排列，聚精会神、相处融洽、相得益彰。即便是伯牙弹奏递钟名琴，逄蒙拉开乌号良弓，也还不足以比喻君臣相得的这种美好境界。 "所以圣明的君主必定要仰赖贤能的臣子才能弘扬功业，杰出的贤士也必定要等待圣明的君主才能彰显自己的德行。上下彼此都心怀渴求，欣然交融相得，千载难逢的相遇，谈论议事没有丝毫的疑虑隔阂，翩然如鸿毛顺风飞扬，浩然如巨鱼纵身跃入深渊。他们相得意满到这种地步，那么还有什么禁令不能推行，还有什么号令不能施行呢？教化广布四方，横溢流布无穷无尽，边远的夷狄纷纷前来进贡，各种祥瑞征兆全都会聚而至。因此圣明的君王不必四处张望便已耳聪目明，不必侧耳倾听便已听闻广博；恩泽随着祥瑞的风飘扬四方，德行与和顺之气一同游走，太平盛世的责任得以圆满，从容悠游的期望得以实现；遵循自然而然的形势，处于恬淡无为的境地，美好的征兆自然会到来，寿命长久没有穷尽，从容雍和、垂衣拱手而治，千秋万代、永远长存，又何必像彭祖那样俯仰屈伸地修炼导引之术，像王子乔、赤松子那样吐纳呼吸地修习养生之法，飘然远离尘世、超脱俗务呢！《诗经》说'济济一堂的众多贤士，使周文王得以安宁'，这话说得实在是真切啊！" 当时，皇帝颇为喜好神仙方术之事，所以王褒的对答中也涉及了这方面的内容。 皇帝命王褒与张子侨等人一同待诏，多次带着王褒等人出外游猎，凡是皇帝临幸的宫室馆舍，王褒等人便都要撰写歌颂之辞，评定这些作品的高下等级，据此分别赐予布帛。当时议论的人大多认为这类事情属于淫靡不急之务，皇帝说："'不是还有博弈这样的游戏吗，做这些总比什么都不做要好啊！'辞赋之中，气势宏大的与古代的《诗经》意旨相通，篇幅短小的则文辞华美动人。譬如女红有精美的绫罗绸缎，音乐有郑卫的靡靡之音，如今世俗之人尚且都用这些来愉悦耳目，辞赋与之相比，尚且还含有仁义讽谏的意味，以及鸟兽草木等博学广闻的内容，比起倡优杂戏、博弈游戏来，实在是高明得多了。"不久，王褒被擢升为谏大夫。 后来太子身体不适，苦于精神恍惚、健忘不乐。皇帝下诏命王褒等人都到太子宫中陪侍太子，早晚为太子诵读奇异的文章以及自己所创作的作品。太子的病痊愈之后，王褒等人才归去。太子很喜欢王褒所作的《甘泉赋》和《洞箫颂》，命后宫的贵人和左右侍从都诵读这些作品。 后来有方士说益州有金马、碧鸡这样的神物之宝，可以通过祭祀感召它们前来，汉宣帝便派王褒前往祭祀。王褒在途中患病去世，皇帝对此深感痛惜怜悯。 【贾捐之】 贾捐之字君房，是贾谊的曾孙。汉元帝刚即位时，贾捐之上疏议论朝政得失，被召为待诏金马门。 当初，汉武帝征讨南越，元封元年设立儋耳、珠崖两郡，都地处南方海中的岛屿之上，方圆约有千里，共辖十六县，户数二万三千余户。当地百姓性情凶暴，自恃地处险阻隔绝，屡屡触犯官府的禁令，官吏对待他们也十分严酷，大致每隔几年便会发生一次反叛，杀害官吏，汉朝便屡屡发兵征讨平定。从最初设郡到汉昭帝始元元年，二十多年间，一共反叛了六次。到始元五年，朝廷废除儋耳郡、并入珠崖郡。到汉宣帝神爵三年，珠崖郡下属三县又发生反叛。反叛后又过了七年，甘露元年，九个县发生反叛，朝廷又发兵征讨平定。汉元帝初元元年，珠崖再次反叛，朝廷发兵征讨。各县又轮番反叛，连年不能平定。皇帝与主管官员商议大规模发兵征讨之事，贾捐之提出建议，认为不应当出兵攻打。皇帝派侍中驸马都尉乐昌侯王商前去诘问贾捐之说："珠崖归附内属为郡已经很久了，如今背叛朝廷、违逆节义，你却说不应当征讨，这是助长蛮夷的叛乱之势、亏损先帝的功业德行，按经义应当如何处置？"贾捐之回答说： "臣有幸生逢圣明兴盛的朝代，蒙受可以直言进谏的政策，没有触犯忌讳的忧虑，敢冒死竭尽微薄的忠诚。 "臣听说唐尧、虞舜，是圣德最为兴盛的君主，夏禹虽已进入圣人的境界却仍有所不足，所以孔子称赞尧说'伟大啊'，称赞《韶》乐说'尽善尽美'，称赞禹说'我对他没有丝毫的批评'。以这三位圣王的德行，所统辖的疆域不过方圆数千里，教化所及至流沙之地，东面延伸到海滨，北面和南面凡声教所到达的地方，一直延伸到四海，凡愿意接受声教的地方就加以治理，不愿意接受的地方就不强行治理。所以君臣共同歌颂德政，凡是有生命的万物都各自安享其应得的本分。武丁、成王，是殷商、周朝最为仁德的君主，然而他们的疆域东面不超过长江、黄河，西面不超过氐、羌之地，南面不超过蛮荆之地，北面不超过朔方之地。因此颂扬的歌声一并兴起，凡耳目所及的百姓都乐享其生，就连越裳氏也历经多重翻译前来进贡，这并非依靠兵革武力所能招致的结果。等到周朝衰落之时，周昭王南征而未能返回，齐桓公才挽救了这场危难，孔子才为此正定了《春秋》的文辞。到了秦朝，兴兵远征，贪求开疆拓土而使内部空虚，一心只想扩大疆域，不顾念其中的祸害。然而疆域南面不超过闽越之地，北面不超过太原，天下却已经土崩瓦解、纷纷反叛，祸患终于在秦二世末年爆发，长城的哀怨歌谣至今未曾断绝。 "幸赖我朝圣明兴起，为百姓请命，平定了天下。到孝文皇帝之时，忧虑中原尚未安定，收敛武备、推行文治，于是断狱的案件只有数百件，百姓的赋税只有四十分之一，成年男子三年才服一次徭役。当时有人进献日行千里的良马，文帝下诏说："銮旗车驾在前，属车随行在后，吉庆出行每日行五十里，行军作战每日行二十里，我乘坐日行千里的骏马，独自先行赶往哪里呢？"于是退还了良马，还发给进献者路费，并下诏说："朕不接受这样的进献，命令四方从此不必再来进献珍奇之物。"在那个时候，纵情游乐之事断绝了，奇珍异宝的贿赂之风也堵塞了，郑卫一带的靡靡之音也式微了。凡是后宫姬妾众多、女色兴盛之时，贤能之人便会隐退避世；凡是谄媚之人当权用事之时，直谏之臣便会闭口不言，而文帝却不曾如此，所以死后谥号为'孝文'，庙号称为'太宗'。到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仓中的粮食堆积腐烂而无法食用，都内府库中的钱贯也因久置而朽烂无法查验。于是武帝翻检出平城之围的旧事，记录冒顿单于以来屡屡为害边境的罪状，整治兵备、训练战马，依靠富庶的民力去征服他们。往西连通西域各国直到安息，往东越过碣石，设立玄菟、乐浪两郡，往北击退匈奴万里之遥，重新修筑营垒要塞，往南平定百越、设置八郡，于是天下断狱的案件多达万起，百姓的赋税增加到数百，兴办盐铁、酒类专卖的利益来补贴国家用度，尚且还不够用。在那个时候，寇贼四起，军队屡屡出征，父亲战死在前线，儿子接续负伤在后方，妇女被迫登上边塞亭障戍守，孤儿在道路上号哭，年迈的母亲和寡居的妇人在巷陌中饮泣哭诉，遥遥设置祭祀，遥想亲人的魂魄飘荡在万里之外。淮南王曾私自仿制虎符谋反，暗中招纳名士，关东的公孙勇等人假冒朝廷使者作乱，这些事情都是因为疆域开拓得过于广大、征伐从未停歇所导致的祸患啊。 "如今天下只剩下关东之地尚且安定，关东之中最大的封国只有齐、楚，百姓长期困顿，连年流离失所，背井离乡，横陈道路、相枕而卧。人之常情，没有比父母更亲近的，没有比夫妇更快乐的，如今却到了卖妻鬻子的地步，法令无法禁止，道义也无法阻止，这实在是国家的忧患啊。如今陛下不忍心压抑一时的愤懑之气，想要驱使士卒百姓将他们逼入茫茫大海之中，图一时痛快、发泄心中幽愤，这并不是用来救助饥荒、保全百姓的做法。《诗经》说：'那愚蠢的蛮荆之地，竟敢与我泱泱大国为敌。'这是说圣人兴起之时四方蛮夷才会归顺臣服，中原一旦衰弱他们便会率先反叛，动辄成为国家的祸患，自古以来人们就深以为忧了，更何况是那南方万里之外的蛮夷之地呢！骆越之人父子同在一条河中沐浴，习惯于像牲畜一样直接用鼻子饮水，与禽兽没有什么两样，这地方本来就不值得设立郡县来治理。他们孤悬独居在一片汪洋大海之中，那里雾气露水湿重，多有毒草、毒虫、毒蛇以及水土的祸害，士兵们还没见到敌人，就已经因水土不服而战死了。况且珠崖也并非唯一出产珍珠、犀角、玳瑁的地方，舍弃它并不值得可惜，不去攻打它也无损于朝廷的威严。那里的百姓就好比鱼鳖一般，又何足贪求呢！ "臣私下里以往年征讨西羌之事为例来说明，当时兴师动众还不到一年，出兵也不过千里之内，却耗费了四十多亿钱，大司农的钱财耗尽了，还要动用少府的禁钱来接续。区区一隅之地的叛乱，耗费尚且如此之巨，更何况是劳师远征攻打万里之外的蛮荒之地、士卒白白牺牲却毫无功绩可言呢！这样的做法，从古代的先例来衡量并不相合，用在当今的时局也并不适宜。臣愚以为，凡不是衣冠礼乐所及的邦国，不是《禹贡》所记载的疆域，不是《春秋》所治理的范围，都可以暂且置之不理。恳请陛下就此放弃珠崖之地，专心致力于体恤关东百姓的忧患。" 奏章呈上之后，皇帝就此事询问丞相、御史大夫的意见。御史大夫陈万年认为应当出兵征讨；丞相于定国则认为："前些年连年出兵征讨珠崖，护军都尉、校尉以及丞官一共十一人前往，返回的只有两人，士卒以及负责转运的民夫死亡人数多达一万以上，耗费三万万余钱，尚且未能使当地全部归降。如今关东正处困乏之中，百姓难以再加以征调劳役，贾捐之的建议是对的。"皇帝于是听从了这个意见。随即下诏说："珠崖当地叛贼杀害官吏百姓，背叛朝廷、大逆不道，如今朝廷议论此事的人，有的说可以出兵征讨，有的说可以固守屯田，有的想要干脆放弃这块地方，各人的意见各不相同。朕日夜思虑众人的这些意见，若因羞于朝廷威严不能推行而想要出兵诛讨，又恐怕陷入两难、艰险莫测；若一味固守屯田而犹豫不决，又恐怕难以通达时势的变化；若真正体恤万民的疾苦，就应当以关东百姓的忧患为重。万民饥饿之患，与远方蛮夷不加征讨之患，哪一个更为重大呢？况且宗庙的祭祀，遇到荒年尚且要有所减省，何况是要冒着不必要的耻辱去平定这块并不构成实质威胁的偏远之地呢！如今关东百姓正处大困之中，仓库空虚，无法相互赈济，若再兴师动众，不仅会加倍劳苦百姓，荒年的灾患也会随之而来。现将珠崖郡废除。当地百姓中有仰慕教化、愿意归附内属朝廷的，就妥善安置他们；不愿意的，也不必勉强。"珠崖郡从此被废除。 贾捐之屡次被召见，所言大多被皇帝采纳施行。当时中书令石显当权用事，贾捐之屡次在皇帝面前指摘石显的短处，因此始终得不到正式的官职，后来也很少再被召见。当时长安令杨兴刚凭借才能得到皇帝的宠信，与贾捐之相处交好。贾捐之想要得到皇帝的召见，便对杨兴说："京兆尹的职位空缺，倘若能让我得以进见皇帝，只要为您美言几句，京兆尹之位便可以立刻得到。"杨兴说："皇上曾说我的才能胜过薛大夫，我这边容易帮上忙。您下笔为文，言辞妙绝天下，若能让您担任尚书令，比五鹿充宗要强得多了。"贾捐之说："若能让我取代五鹿充宗，让您担任京兆尹，京兆是各郡国之首，尚书是百官之本，天下必定能实现真正的大治，贤士也就不会再被埋没阻隔了。我以前曾进言说平恩侯可以担任将军，期思侯也可以担任各曹的职务，后来都应验了；我又曾举荐谒者满宣，让他做了冀州刺史；我曾进言说中谒者不应当参与朝政大事、宦官不应当进入宗庙，这些建议后来也都被采纳施行了。彼此相互举荐的诚意，难道不应当如此吗！"杨兴说："我若再次得见皇上，一定会为您美言。"贾捐之又一次指摘石显的短处。杨兴说："石显如今权势正盛，皇上对他信任有加。如今您想要求得进用，不如听从我的计策，姑且顺应他的心意，这样才能得以进身。" 贾捐之于是与杨兴一同撰写了一份举荐石显的奏章，说："臣等私下里了解到，石显本是山东的名门望族，是讲求礼义的人家。他秉持公正掌权已经六年，从未有过什么过失，明晓熟习政事，机敏而能迅速洞察是非，出了公门便是私门，克己奉公。理应赐予他关内侯的爵位，并擢用他的兄弟担任各曹的职务。"二人又一同撰写了一份举荐杨兴的奏章，说："臣等私下了解到，长安令杨兴，有幸凭借才名而被皇上召见。杨兴侍奉父母有如曾参一般的孝行，师从学问有如颜回、闵子骞一般的才具，美好的名声传扬四方。圣明的诏令举荐才德出众之士，杨兴在列侯之中当属首位。担任长安令期间，官吏百姓都对他敬重推崇，街谈巷议都称颂他的才干。观察他下笔为文，堪比董仲舒；论及进言谈吐，堪比东方朔；将他置于谏诤之臣的位置，堪比汲黯；将他用于统兵作战之事，堪比冠军侯霍去病；将他施用于治理百姓之事，堪比赵广汉；论其秉持公正、断绝私情，堪比尹翁归。杨兴兼具这六人的才具而集于一身，坚守正道、意志坚定，恪守道义、绝不动摇，即便面临重大的关节考验也不可能被夺去操守，实在是国家的良臣，可以试着任命他暂代京兆尹之职。" 石显得知此事后，将实情禀告了皇帝。于是皇帝下令将杨兴、贾捐之逮捕下狱，命皇后之父阳平侯王禁与石显一同会审此案，奏报说："杨兴、贾捐之心怀欺诈虚伪之意，用揣摩皇上心意的方式相互配合，彼此举荐赞誉，想要谋求高位显位，还泄露了宫禁之中的机密言语，是欺蔑君上、大逆不道的行为。《尚书》说：'谗言邪说会败坏善行，震惊圣明君主的心志。'《王制》说：'凡是顺应邪说而文过饰非的人，不必等到审理完毕便可以直接诛杀。'请依法论处二人的罪行。" 贾捐之最终被判处死刑、弃市。杨兴则被减死罪一等，处以髡钳城旦之刑。到汉成帝之时，杨兴官至部刺史。 【赞】 史臣评议说：《诗经》称颂"抵御西方的戎狄，惩戒南方的荆舒之地"，蛮夷戎狄自古以来就长久地成为中原诸夏的忧患。汉朝兴起之后，征讨匈奴与南越之事，到此时达到了极盛。仔细审视淮南王、贾捐之、主父偃、严安等人所论述的道理，都深切著明、切中要害，所以史书详尽地记录了他们的言论。世人常说公孙弘排挤主父偃、张汤陷害严助、石显诬陷贾捐之，然而仔细考察这些人的行迹，主父偃贪求富贵权势、妄图位列三公九卿，最终却招致灭族之祸，严助、贾捐之则往来出入宫禁之中、招揽权势私利，他们的死都是咎由自取，又哪里有什么可以怨恨旁人排挤陷害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