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書·辛毗楊阜高堂隆傳

**【魏书·辛毗杨阜高堂隆传】** ### 辛毗 辛毗，字佐治，是颍川郡阳翟县人。他的先祖在建武年间，从陇西向东迁徙而来。辛毗跟随哥哥辛评在袁绍手下做事。太祖担任司空时，征召辛毗，辛毗无法接受任命。等到袁尚在平原攻打哥哥袁谭时，袁谭派辛毗到太祖那里请求和解。太祖正要征讨荆州，驻扎在西平。辛毗见到太祖，转达了袁谭的意思，太祖非常高兴。几天后，太祖又想先平定荆州，让袁谭和袁尚自相消耗。有一天设酒宴时，辛毗观察太祖的神色，知道他的想法有了变化，就把这事告诉了郭嘉。郭嘉禀报了太祖，太祖对辛毗说：「袁谭可信吗？袁尚一定能攻克吗？」辛毗回答说：「明公不必问信与诈的问题，只需要分析形势罢了。袁氏兄弟自相攻伐，并不是认为别人能够离间他们之间的关系，而是认为天下可以由他们自己来平定。如今一旦向明公求救，这就可以说明问题了。显甫（袁尚）看到显思（袁谭）陷入困境却不能攻取，这说明他的力量已经耗尽了。在外面军队打了败仗，在内部谋臣被诛杀，兄弟之间互相谗言争斗，国土分裂为二；连年打仗，以致于甲胄上都长了虱子，加上旱灾蝗灾，饥荒一并到来，国内没有粮仓积蓄，军队出行没有干粮，天灾在上面显现，人事在下面困顿，百姓无论愚笨还是聪明，都知道已经土崩瓦解，这正是上天要灭亡袁尚的时候。兵法上说，有石城汤池和带甲百万却没有粮食的，守不住。如今去攻打邺城，袁尚如果不回军救援，就不能自守；如果回军救援，袁谭就会紧跟在后面。凭借明公的威势，对付困窘穷竭的敌人，攻击疲惫不堪的贼寇，就如同疾风扫秋叶一样。上天把袁尚赐给明公，明公不取而去征讨荆州。荆州物产丰富，百姓安乐，国内没有什么可乘之机。仲虺说过：『夺取混乱之国，欺凌将亡之国。』现在二袁不致力于远大谋略而在内部相互图谋，可以说是乱了；居家的人没有食物，行军的人没有粮草，可以说是将亡了。他们早上顾不到晚上，百姓的性命无法延续，而您不去安抚他们，却要等到将来；将来或许年成丰收，他们又会知道自己将要灭亡而改修德行，那就失去了用兵的关键时机。如今趁他们请求救援而加以安抚，是最大的利益。况且四方的敌寇，没有比河北更强大的；河北平定了，那么六军强盛而天下震动了。」太祖说：「好。」便答应了与袁谭讲和，驻扎在黎阳。第二年攻打邺城，攻克了，上表推荐辛毗为议郎。 过了很久，太祖派都护曹洪平定下辩，让辛毗和曹休参与谋划，下令说：「昔日高祖贪财好色，而张良、陈平匡正他的过失。如今佐治（辛毗）、文烈（曹休）的担子可不轻啊。」军队回来后，辛毗担任丞相长史。 文帝登基后，升任侍中，赐爵关内侯。当时商议改正朔（历法）。辛毗认为魏氏遵循舜、禹的统绪，顺应天命、顺从民意；至于商汤、周武，是以战争讨伐平定天下，才改正朔。孔子说「实行夏朝的历法」，左氏传说「夏朝的历法符合天道」，何必一定要相反呢？皇帝认为他说得对，便听从了。 皇帝想把冀州的士家十万户迁徙来充实河南。当时连年蝗灾，百姓饥饿，群臣都认为不行，而皇帝的意愿非常坚决。辛毗与朝臣一起请求进见，皇帝知道他们要进谏，就板着脸接见他们，众人都没有敢说话的。辛毗说：「陛下想要迁徙士家，这个主意是怎么想出来的？」皇帝说：「你认为我迁徙他们不对吗？」辛毗说：「确实认为不对。」皇帝说：「我不和你一起商议这件事。」辛毗说：「陛下不认为臣不肖，把臣安置在身边，放在谋议之官的行列，怎么能不和臣商议呢！臣说的话不是为私事，而是为社稷的考虑，怎么能对臣发怒呢！」皇帝不回答，起身走进内室；辛毗跟上去拉住他的衣襟，皇帝便甩开衣服不回头，过了很久才出来，说：「佐治，你抓住我为什么这么急呢？」辛毗说：「现在迁徙士家，既失去民心，又没有粮食供给。」皇帝于是只迁徙了一半。辛毗曾经跟随皇帝射野鸡，皇帝说：「射野鸡真是快乐啊！」辛毗说：「对陛下来说非常快乐，但对群臣来说非常辛苦。」皇帝默然不语，后来就为此很少出去了。 上军大将军曹真到江陵征讨朱然，辛毗代理军师。回来后，封为广平亭侯。皇帝想大举兴兵征伐吴国，辛毗进谏说：「吴、楚一带的百姓，地势险要而难以驾驭，政治清明时最后归服，政治败坏时最先反叛，自古以来就是祸患，不只是今天如此。如今陛下拥有海内，不归服的人，能够长久吗？昔日尉佗称帝，子阳僭号，没过几年，有的称臣有的被杀。为什么呢？违背正道的事情不能长久保全，而大的德行没有不让人归服的。现在天下刚刚安定，土地广阔而人口稀少。在庙堂上谋划好之后再出兵，还恐怕临事有失，何况如今庙算还有欠缺却想出兵，臣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先帝屡次出动精锐部队，到了江边就回师了。如今六军的规模不比从前大，却要重走老路，这是不容易的。今日的计策，不如修养范蠡那种养民之道，效法管仲的施政方法，仿效赵充国的屯田，彰明孔子的怀柔远人；十年之内，强壮的人还未老，儿童也长到能够打仗的年龄，亿万百姓知道大义，将士们渴望奋发，然后再用兵，那么一次出征就不用再打了。」皇帝说：「照你的意思，难道要把敌人留给子孙吗？」辛毗回答说：「昔日周文王把商纣留给武王，只是因为他知道时机。如果时机还不可以，难道可以勉强去干吗？」皇帝最终还是出兵伐吴，到了江边就回来了。 明帝即位后，进封为颍乡侯，食邑三百户。当时中书监刘放、中书令孙资受到皇帝的信任，专断朝政，大臣们没有不与他们交好的，而辛毗不与他们往来。辛毗的儿子辛敞劝谏说：「如今刘、孙掌权，众人都像影子一样依附他们，父亲大人应当稍微放低些姿态，和光同尘；不然一定会有诽谤的话。」辛毗神色严肃地说：「主上虽然谈不上聪明，但也不昏庸低劣。我立身处世，自有根本末节。就算和刘、孙不和，不过让我不做三公罢了，有什么危害呢？哪里有大丈夫想做三公而毁掉自己高尚节操的呢？」冗从仆射毕轨上表说：「尚书仆射王思是精勤的老吏，忠诚明智谋略不如辛毗，辛毗应该代替王思。」皇帝以此询问刘放、孙资，刘放、孙资回答说：「陛下任用王思，实在是想用他的实干效力，不看重虚名。辛毗确实忠诚正直，但性情刚烈而专断，圣上应当深思明察。」于是不任用辛毗。出任卫尉。 皇帝正在修建宫殿房舍，百姓劳役繁重，辛毗上疏说：「臣私下听说诸葛亮在练兵治军，而孙权在辽东买马，推测他们的意图，似乎想相互策应。预先防备不测之事，是古代善政，而如今宫室大建，加上连年谷物不收。《诗经》说：『百姓已经很劳苦了，差不多可以稍得安康了，施恩惠给这中原，来安定四方。』希望陛下为社稷考虑。」皇帝回信说：「两个敌虏没有消灭而治理宫室，这正是直言进谏者树立名声的时候。王者的都城，应当在百姓劳苦时一并办理，让后世不再有所增加，这是萧何替汉朝规划的策略。如今爱卿是魏国重臣，也该理解其中的大概意思。」皇帝又想削平北芒山，让在上面建造台观，就可以看到孟津。辛毗进谏说：「天地的本性，是高高下下各不相同，如今要反其道而行，既不合道理；加上耗费人力，百姓承受不了这样的劳役。而且如果九河泛滥，洪水为害，而丘陵都被削平了，拿什么来抵御洪水呢？」皇帝于是作罢。 青龙二年，诸葛亮率军出渭南。在此之前，大将军司马宣王（司马懿）多次请求与诸葛亮交战，明帝始终不允许。这一年担心无法阻止，便任命辛毗为大将军军师，让他持符节；六军都整肃，以辛毗的调度为准，没有人敢违犯。诸葛亮去世后，辛毗又回朝担任卫尉。去世后，谥号为肃侯。儿子辛敞继承爵位，咸熙年间担任河内太守。 ### 杨阜 杨阜，字义山，是天水郡冀县人。以州从事的身份受州牧韦端派遣出使许都，被任命为安定长史。杨阜回来后，关右众将问袁绍和曹操谁胜谁败，杨阜说：「袁公宽厚而不果断，喜好谋划而缺少决断；不果断就没有威严，缺少决断就会错失后事，如今虽然强大，终究不能成就大业。曹公有雄才远略，决断时机毫不犹豫，法令统一而军队精锐，能任用不拘一格的人才，所任用的人各尽其力，一定能成就大事。」长史不是他喜欢的职务，于是辞官而去。而韦端被征召为太仆，他的儿子韦康代为刺史，征召杨阜为别驾。被举荐为孝廉，丞相府征召他，州里上表挽留他参军事。 马超在渭南战败后，逃跑去据守各戎族部落。太祖追击到安定，而苏伯在河间反叛，太祖准备率军东归。杨阜当时受命出使，对太祖说：「马超有韩信、英布那样的勇力，很得羌、胡人心，西州的人都怕他。如果大军撤回，不做严密防备，陇上各郡就不是国家的了。」太祖赞同他的话，但军队撤回匆忙，防备做得不周全。马超率领各戎族首领攻打陇上郡县，陇上郡县都响应他，只有冀城拥护州郡而坚守。马超全部兼并了陇右的兵力，而张鲁又派大将杨昂来帮助他，总共一万多人，攻打冀城。杨阜率领城中的士大夫和宗族子弟中能够当兵的一千多人，让堂弟杨岳在城上修筑偃月营，与马超交战，从正月到八月坚守而救兵不到。州里派别驾阎温沿着水路悄悄出去求救，被马超所杀，于是刺史、太守惊恐失色，开始有了投降马超的打算。杨阜流着泪进谏说：「我们这些人率领父兄子弟以义气互相激励，有死无二；田单守城时，形势也不比这里更稳固。抛弃即将成功的功劳，陷于不义的名声，我杨阜将以死守城。」于是号啕大哭。刺史、太守最终还是派人请求讲和，打开城门迎接马超。马超进入冀城，把杨岳拘押在冀城，派杨昂杀了刺史、太守。 杨阜内心怀有向马超报仇的志向，但没有找到机会。不久，杨阜以妻子去世为由请了丧假。杨阜的姨表兄姜叙担任抚夷将军，带兵驻扎在历城。杨阜从小在姜叙家长大，见到姜叙的母亲和姜叙，说起之前在冀城中的事情，感慨悲叹非常激动。姜叙说：「为什么这样呢？」杨阜说：「守城不能保全，君主遇难不能以死殉节，还有什么脸面活在这世上！马超背叛父亲、反叛君主，残暴杀害州将，这难道只是我杨阜一个人的忧愁和责任吗？全州的士大夫都蒙受了这种耻辱。你拥有军队却专断一方而没有讨伐逆贼之心，这就是赵盾在史书上被写上杀君之名的原因。马超强大而无道义，破绽很多，容易对付。」姜叙的母亲慷慨激昂，命令姜叙听从杨阜的计策。计策定下后，杨阜在外面与同乡姜隐、赵昂、尹奉、姚琼、孔信，以及武都人李俊、王灵联合谋划，定下了讨伐马超的盟约，让堂弟杨谟到冀城告诉杨岳，并联络了安定人梁宽、南安人赵衢、庞恭等人。盟约誓言明确以后，建安十七年九月，与姜叙在卤城起兵。马超听说杨阜等人起兵，亲自率军出城。而赵衢、梁宽等人解救了杨岳，关闭冀城城门，讨杀了马超的妻子儿女。马超袭击历城，抓住了姜叙的母亲。姜叙的母亲骂他说：「你是背叛父亲的逆子，杀害君主的凶贼，天地难道能长久容你吗，不早早死掉，还敢以这副面孔来看人吗！」马超大怒，杀了她。杨阜与马超交战，身上受了五处伤，宗族兄弟战死的有七人。马超于是向南投奔张鲁。 陇右平定以后，太祖封赏讨伐马超有功的人，封侯的有十一人，赐杨阜爵关内侯。杨阜推让说：「我杨阜在君主活着时没有捍卫救难之功，君主死后没有死节之效，在道义上应当被贬退，在法律上应当被诛杀；马超又没死，不应当苟且承受爵禄。」太祖回复说：「你与诸位贤人共建大功，西土的人把这事传为美谈。子贡推辞赏赐，仲尼说他是在阻止善行。你应该割舍自己的心意来顺应国家的命令。姜叙的母亲，劝姜叙及早行动，如此明智，即使是杨敞的妻子也不过如此。贤德啊，贤德啊！让优秀的史官记录下来，一定不会泯灭的。」 太祖征讨汉中时，任命杨阜为益州刺史。回来后，任命为金城太守，还没出发，又调任武都太守。武都郡靠近蜀国边境，杨阜请求依照龚遂的旧例，只是安抚而已。恰逢刘备派张飞、马超等人从沮道前往下辩，而氐人雷定等七部一万多部落反叛响应他们。太祖派都护曹洪抵御马超等人，马超等人退回了。曹洪设酒宴大会宾客，让女艺人穿着薄纱的衣服，踏鼓起舞，满座人都哄笑。杨阜厉声责备曹洪说：「男女之别，是国家的大礼，怎么能在广庭大众之中裸露女人的身体呢！即使是桀、纣的乱政，也不比这更过分。」于是甩袖告辞出去。曹洪立即撤去女乐，请杨阜回座，对他肃然敬畏。 等到刘备攻取汉中进逼下辩时，太祖认为武都孤立遥远，想要把百姓迁走，又担心官吏百姓留恋故土。杨阜的威信素来昭著，前后迁徙的民户、氐人，让他们居住在京兆、扶风、天水境内的有一万多户，把郡治迁到小槐里，百姓扶老携幼跟随他。处理政事只抓大纲而已，部下不忍心欺骗他。文帝问侍中刘晔等人：「武都太守是什么样的人？」都称赞杨阜有三公辅臣的气节。还没有来得及任用，恰逢文帝驾崩。杨阜在郡中十多年，被征召任命为城门校尉。 杨阜经常看见明帝戴着绣帽、穿着淡青色绫罗的半袖衣服，杨阜问皇帝说：「这在礼法上是什么服饰？」皇帝默然不答，从此不穿不符合礼法的衣服不见杨阜。 升任将作大匠。当时刚开始整治宫室，征集美女来充实后宫，皇帝多次出去打猎。秋天，下大雨，雷霆闪电，杀死了很多鸟雀。杨阜上疏说：「臣听说圣明的君主在上，群臣就会尽言。尧、舜有圣德，还要寻求非议、征求谏诤；大禹勤于功业，力求宫室低矮；成汤遭遇旱灾，归罪于自己；周文王以礼法约束自己的妻子，来治理家邦；汉文帝亲身厉行节俭，身上穿着黑色的粗绸衣服：这些都是能够彰显美名、留给子孙良谋的人。臣私下以为陛下承继武皇帝开拓的大业，守护文皇帝能够善始善终的大统，实在应当思考向古代圣贤的善治看齐，总观末世放荡的恶政。所谓善治，就是力求节俭、重视民力；所谓恶政，就是随心所欲、任情而发。希望陛下考察古代世代最初何以光辉显赫，以及末世何以衰败至于泯灭，近看汉末的变故，就足以触动内心而警惕戒惧了。假使过去桓帝、灵帝不废弃高祖的法度、文帝景帝的恭俭，太祖即使有神武之才，又到哪里施展他的才能呢？而陛下又凭什么能处于这样尊贵的地位呢？如今吴、蜀未平定，军队在外，希望陛下动则三思，考虑之后再行动，慎重出入，以过去为鉴戒来对待将来，话说起来好像很轻，但成败极为重大。近来天雨成灾，又多有突然的暴雷闪电，非常异常，以至于杀死鸟雀。天地神明，把王者当作儿子一样，政事有不当之处，就会出现灾祸来谴责。克制自己、在内心反省，是圣人所记载的道理。希望陛下在祸患还没有显现形迹时预先忧虑，在事物刚刚萌芽时小心谨慎，效法汉文帝放惠帝的后宫美人出宫，让她们自行嫁人；近来被征调送来的少女，远方听到名声不好，应该为将来打算。各处修缮工程，务求简约节省。」诏书回复说：「近日收到秘密奏表，先陈述往古圣明君主，以讽谏昏暗之政，言辞恳切周到，心意真诚笃厚。退朝后思考补救过失，顺导匡正以相救助，完备详尽。阅览思考你的苦言，我非常赞赏。」 后来升任少府。这时大司马曹真讨伐蜀国，遇到大雨不能前进。杨阜上疏说：「昔日周文王有赤乌的符瑞，尚且忙得日过中午仍无暇吃饭；周武王有白鱼跃入舟中，君臣都变了脸色。得到吉祥瑞兆时，尚且还忧虑恐惧，何况有灾异而不战栗恐惧呢？如今吴、蜀未平定，而天屡次降下灾变，陛下应该深深以专注的精力来应答，侧身而坐，思考显示远德，以安定近福。近来各军刚刚出发，便遇到天雨的灾害，在山险中被阻滞，已经积累许多天了。转运的劳苦，肩挑背负的辛苦，耗费已经很多，如果接济不上，一定会违背本来的意图。《传》说：『看到可行就前进，知道困难就退兵，这是军队的好政策。』白白让六军困在山谷之间，前进不能掠取，后退又不能，不是用兵之道。武王退兵，殷商最终因此灭亡，是因为知道天命的时候。今年年成凶荒，百姓饥饿，应该发布明诏减少膳食、减省服饰，技巧珍玩之类的物品，都可以停罢。从前邵信臣在天下无事的时候做少府，尚且上奏停罢多余的膳食；如今军费不足，更应该节约调度。」皇帝当即召各军撤回。 后来皇帝下诏大规模讨论政治中不便民的地方，杨阜议论认为：「达到治世在于任用贤人，兴国在于致力于农业。如果舍弃贤人而任用私心所爱的人，这是忘掉治道最严重的。广泛开设宫馆，高高修筑台榭，因而妨碍百姓本业，这是伤害农业最严重的。各种工匠不专心制造实用的器具，而竞相制作奇巧之物，来迎合上意，这是伤害根本最严重的。孔子说：『苛政比猛虎更凶。』如今那些守功的浅陋官吏，为政不通晓治国的根本，随意喜好烦琐苛刻，这是扰乱百姓最严重的。当今的急务，应该去除这四种最严重的弊端，并诏令公卿郡国，推举贤良方正、敦厚朴实的人士而选拔任用，这也是寻求贤人的一个方面。」 杨阜又上疏想要减省宫女中那些没有被皇帝召幸过的，便召来御府的官吏询问后宫人数。御府官吏根据旧令，回答说：「这是宫中机密，不能公开。」杨阜大怒，用杖打了他一百下，数落他说：「国家不和九卿保密，反倒和小吏保密吗？」皇帝听说后更加敬畏杨阜。 皇帝的爱女曹淑，还没满一岁就夭折了，皇帝极为悲痛，追封为平原公主，在洛阳立庙，葬在南陵。皇帝准备亲自去送葬，杨阜上疏说：「文皇帝、武宣皇后去世时，陛下都不去送葬，这是为了看重社稷、防备不测。怎么轮到怀抱中的幼子却可以去送葬了呢？」皇帝不听从。 皇帝既已新修了许昌宫殿，又营建洛阳的宫殿台观楼阁。杨阜上疏说：「尧帝崇尚茅草屋而万国安居其居，禹帝宫室低矮而天下人乐其本业；到了殷周时代，殿堂不过三尺高的台阶，按九筵来度量罢了。古代圣明的帝王，没有把宫室修得极度高大华丽来耗尽百姓财力的。夏桀修建璇室、象廊，商纣修建倾宫、鹿台，因此丧失了他们的社稷，楚灵王因为修筑章华台而自身遭受祸殃；秦始皇修建阿房宫而灾祸延及他的儿子，天下人反叛他，两代就灭亡了。不衡量万民的财力，来放纵耳目的欲望，没有不灭亡的。陛下应当以尧、舜、禹、汤、文、武作为法则，以夏桀、殷纣、楚灵王、秦始皇作为深刻的鉴戒。君王高高在上，上天确实在审视着君王的德行。谨慎守住上天授予的君位，来继承祖考，如此巍巍大业，尚且担心失去它。不日夜谨慎自持，信实恭谨体恤民情，反而自我闲暇逸乐，一心想着把宫室台榭修得奢侈华美，必定会有颠覆危亡的祸患。《周易》说：『把屋子弄得大大的，遮蔽了家室，从门户窥视，寂静无人。』君王以天下为家，说的是大屋的祸患，会落到家里无人的地步。如今两个敌虏联合，图谋危害宗庙，十万大军，东西奔赴，边境没有一天的安宁；农夫废弃本业，百姓面带饥色。陛下不把这些当作忧虑，而营建宫室，没有停止的时候。假如国家灭亡了而臣可以独自存活，臣也就不说了；君王是元首，臣是股肱，存亡是一体的，得失是共同的。《孝经》说：『天子有七个能谏诤的大臣，即使无道也不会失去天下。』臣虽然怯懦，怎敢忘记谏诤之臣的道义？言语不恳切到极点，不足以感动使陛下觉悟。陛下不明察臣的话，恐怕皇祖烈考所传的国祚，将坠落在地。即使让臣身死而能有万分之一的补益，那么死去的日子，也是重生的日子。谨叩棺沐浴，伏着等待重诛。」奏章呈上后，天子为他的忠言所感动，亲笔下诏答复。每当朝廷聚会商议时，杨阜常侃侃而谈以天下为己任。多次谏诤，不被听从，便屡次请求退位，没有被允许。恰逢去世，家中没有多余财产。孙子杨豹继承爵位。 ### 高堂隆 高堂隆，字升平，是泰山郡平阳县人，鲁国高堂生的后代。年少时为诸生，泰山太守薛悌任命他为督邮。郡里的督军与薛悌争论，指名道姓地呵斥薛悌。高堂隆按着剑叱责督军说：「昔日鲁定公被侮辱，仲尼登上台阶进谏保全君主尊严；赵王弹秦筝被羞辱，蔺相如进献瓦缶迫使秦王击缶。当着臣子的面叫君主的名讳，是道义所要讨伐的。」督军吓得脸色都变了，薛悌吃惊地起身制止他。后来高堂隆离职，到济南避难。 建安十八年，太祖征召他担任丞相军议掾，后来担任历城侯曹徽的文学，又转为相。曹徽在太祖的丧期，不表哀悼，反而出游打猎驰骋；高堂隆以道义严正地进谏，很能得到辅导太子的要领。黄初年间，担任堂阳县长，因选拔担任平原王傅。平原王登基即位，就是明帝。任命高堂隆为给事中、博士、驸马都尉。明帝刚刚登基时，群臣中有人认为应当举办宴会，高堂隆说：「尧、舜去世后有遏密八音的哀悼，高宗居丧有三年不言的思念，因此最高德行和美和善，光照四海。」认为不应当举办宴会，皇帝恭敬地采纳了。升任陈留太守。有个叫酉牧的牧牛人，年纪七十多岁了，有非常高的品行，高堂隆举荐他为计曹掾；皇帝赞赏酉牧，特地任命为郎中来表示表彰。征召高堂隆为散骑常侍，赐爵关内侯。 青龙年间，大建宫殿房舍，从西边运来长安的大钟。高堂隆上疏说：「昔日周景王不效法文王、武王的明德，忽视周公旦的圣制，既铸了大钱，又造了大钟，单穆公进谏而不听，泠州鸠应对而不从，于是执迷不悟，周朝的德行因此衰落了，优秀的史官记下了这件事，作为永久的鉴戒。然而如今的小人，喜欢说秦、汉的奢侈浪费来摇荡圣上的心意，求得前代亡国不合礼度的器物，劳役耗费，以伤害德政，这不是用来振兴礼乐和谐、保有神明福佑的做法。」当天，皇帝驾临上方，高堂隆与卞兰随从。皇帝把高堂隆的表文交给卞兰，让卞兰反驳高堂隆说：「国家的兴衰在于政治，音乐又有什么关系呢？教化不明，难道是大钟的罪过吗？」高堂隆说：「礼乐，是治理国家的根本所在。所以箫韶九成，凤凰飞来呈现仪态，雷鼓六变，天神降临，因此政事得以平和，刑罚得以搁置不用，这是和谐的极致。新声一奏响，商纣因此而灭亡，大钟铸造之后，周景王因此而衰败，存亡的关键，常常由此而产生，怎么能说兴衰不是从此而起呢？君王的举动必定被史官记载，这是古代的制度，做了但不合法度，拿什么来垂示后人呢？圣王乐于听到自己的过失，所以有规谏之道；忠臣愿意竭尽自己的节操，所以有不顾自身的义行。」皇帝称赞他说得好。 升任侍中，仍兼任太史令。崇华殿发生火灾，皇帝下诏问高堂隆：「这是什么灾祸？在礼法上，是否有祈祷祛除的道理？」高堂隆回答说：「灾变的出现，都是用来彰明教诲和警戒的，只有遵循礼法、修养德行，才可以胜过它。《易传》说：『上面不俭朴，下面不节约，孽火烧毁他的宫室。』又说：『君王把楼台修得高高的，天火就会成灾。』这是说君主如果只管装饰宫室，不知道百姓已经空竭，所以上天以干旱来回应，火灾从高殿烧起。上天降下鉴戒，所以谴责告诫陛下；陛下应该更加尊崇人道，来报答天意。昔日太戊时有桑谷在朝廷中生长，武丁时有雊雉登上鼎耳，他们都听到灾异而恐惧，侧身修德，三年之后，远方夷人前来朝贡，所以称为中宗、高宗。这就是前代明确的鉴戒。如今根据旧有占验，火灾的发生，都是就对台榭宫室发出的警戒。然而如今宫室之所以扩充增广，实在是因为宫中女子过多过滥的缘故。应该精选留下那些贤淑的，按照周代的制度，罢免遣散其余的人。这就是祖己用来教训高宗、高宗之所以享有远代称号的道理。」皇帝下诏问高堂隆：「我听说汉武帝时，柏梁台发生火灾，而大建宫殿来压服灾祸，这道理怎么说呢？」高堂隆回答说：「臣听说西京的柏梁台发生火灾后，越地的巫师呈献方术，修建建章宫，来压服火灾之祥；这是夷越巫师所做的事，不是圣贤的明训。《五行志》说：『柏梁台火灾之后，有江充巫蛊卫太子的事件。』如同《五行志》所说，越巫的建章宫并没有起到什么压服的作用。孔子说：『发生灾害应当修养自己的行为、合乎义类，精诚和灾气互相感应，用来警戒人君。』因此圣明的君主看到灾异就责备自身，退而修养德行，来消除灾祸使之恢复正常。现在应当停罢遣散民夫的劳役。宫室的规格，务求简约节省，内部足以遮挡风雨，外部足以讲习礼仪。清扫火灾所到之处，不敢在此再有什么兴建，萐莆、嘉禾一定会生长在这个地方，来回报陛下虔诚恭敬的德行。怎能让百姓精疲力尽，耗尽百姓的财力呢？这实在不是足以招来符瑞而怀柔远人的做法。」皇帝于是修复了崇华殿，当时郡国都有九龙出现，所以改名为九龙殿。 陵霄阙刚刚开始建造时，有喜鹊在上面筑巢，皇帝以此询问高堂隆，高堂隆回答说：「《诗经》说『喜鹊有巢，斑鸠却来占据它』。如今兴建宫室，筑起陵霄阙，而喜鹊在上面筑巢，这是宫室未建成而自身不能居住的象征。天意似乎在说，宫室未建成，将会有其他姓氏之人来控制占据它，这是上天发出的警戒。天道没有亲疏，只赞助善人，不可不严加防范，不可不深思熟虑。夏朝、商朝的末世，都是继承的国体，由于不恭敬地承受上天的明命，只听信谗言阿谀，废弃德行、放纵私欲，所以他们的灭亡非常迅速。太戊、武丁，看到灾异而恐惧战栗，恭敬地承受上天的警戒，所以他们的兴盛非常蓬勃。如今如果停止各种劳役，俭朴以使用度充足，尊崇德政，行动遵循帝王的法则，消除天下普遍忧患的事情，兴办对亿万百姓有利的事情，那么三王可以比肩为四，五帝可以并列为六，岂止是殷商宗室转祸为福而已呢！臣充位为心腹近臣，如果可以使圣上福祚繁盛，社稷安稳长存，臣即使粉身碎骨，全族覆灭，也如同活在世上一样。怎么会畏惧忤逆招来的灾祸，而使陛下听不到至切之言呢？」于是皇帝脸色都变了。 这一年，在大辰星位出现了彗星。高堂隆上疏说：「凡是帝王迁都建立都邑，都要先确定天地社稷的位置，恭敬地供奉它们。将要营造宫室时，则宗庙为先，马厩仓库为次，居室在最后。如今圜丘、方泽、南北郊、明堂、社稷，神位没有确定，宗庙的制度又不符合礼制，而却大加修饰居室，士民失去本业。外面的人都说宫人方面的花费，与用兵和军国方面的费用，所消耗的大体相当。百姓不能忍受这样的命运，都有怨恨愤怒。《尚书》说『上天的聪明来自于我百姓的聪明，上天以我百姓的声威为可畏』，众人作歌颂扬，上天就赐予五福，百姓嗟叹怨恨，上天就以六极来惩罚，说的是上天的赏罚，随着百姓的言论，顺应百姓的心意。因此治理政事务必以安定百姓为先，然后考察古代教化，使上上下下都受到感化，从古到今，没有不是这样的。采集椽木做椽子、宫室低矮，正是唐尧、虞舜、大禹之所以流传帝王风范的原因；白玉做台、美玉做室，正是夏桀、商纣之所以触犯上天的原因。如今的宫室，实在违背了礼法制度，却又建造九龙殿，华丽装饰超过从前。天上的彗星明亮昭著，开始出现在房心之间，又侵犯帝座而冲犯紫微，这是皇天因为爱护陛下，因此发出教诲警戒的征兆，自始至终都在尊位之上，情意殷勤郑重，想要一定使陛下觉悟；这是慈父恳切的教训，陛下应当尊崇孝子恭敬的礼节，来做天下的表率，来明示后代子孙，不应当有所忽视，以加重上天的愤怒。」 当时军队国家事务繁多，用法深重严苛。高堂隆上疏说：「开拓基业、传承国统，一定要等待圣明之君，辅佐世道、匡扶治理，也需要贤良的助手，这样才能各种功业都取得成绩，万物得以丰盛安宁。移风易俗，宣扬彰明道德教化，使四方同受风化，回首面向朝廷，德教光辉普照，九州仰慕大义，这本来就不是庸俗的官吏所能做到的。如今有关部门专门纠察刑罚条文，不立足于大道，因此刑罚使用而不能停息，风俗败坏而不能变得淳厚。应当尊崇礼乐，在明堂颁布秩序，修明三雍、大射、养老之礼，营建郊庙，尊重儒士，推举隐居不仕的贤人，表彰典章制度，改正朔，变易服色，广布和乐简易之政，崇尚节俭朴素，然后备礼封禅，向天地归功，使雅颂之声充满六合，光辉的教化融汇于后代。这大概是最圆满治世的美好事业，不朽的崇高功业。这样，天下九州之内，就可以揖让而治了，还有什么可忧虑的呢！不端正根本而去补救末节，就好像把丝弄乱了一样，不是治理政事的道理。可以命令群公卿士通晓儒术的，制定准备这些事宜，作为典章法则。」高堂隆又认为改正朔，变易服色，改异徽号，区别器械，自古以来帝王就是用这些来使政教通明，改变百姓的视听，所以三代称王而历法不同，是为了表明三统的道理。于是铺陈演绎旧有典章，上奏而加以改定。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把青龙五年春三月改为景初元年孟夏四月，服色崇尚黄色，祭祀牺牲用白色，按照地正的法则。 升任光禄勋。皇帝更加增建宫殿，雕饰台观楼阁，采凿太行的石英，采伐谷城的纹理好看的石头，在芳林园中筑起景阳山，在太极殿北面建造昭阳殿，铸造黄龙、凤凰等奇伟的禽兽，装饰金墉城、陵云台、陵霄阙。各种劳役繁多兴起，参与劳作的人数以万计，从公卿以下到太学生，没有不出力的，皇帝甚至亲自挖土来做表率。而辽东不朝贡。悼皇后去世。天降久雨不止，冀州发大水，冲走淹没了百姓和财物。高堂隆上疏急切进谏说： 「《周易》说『天地的大德是生养万物，圣人的大宝是所处的君位；用什么来守住君位？叫做仁；用什么来聚集人民？叫做财』。既然如此，那么士民就是国家的根基；粮食布帛就是士民的命脉。粮食布帛没有天地的造化不能生长，没有人力不能完成。因此帝王亲自耕种来鼓励农业，皇后养蚕来做衣裳，这是用来昭示事奉上帝，表达虔诚、报答恩赐的做法。从前在唐尧之时，正值阳九厄运的时期，洪水滔天，派鲧去治理，没有成功，便举用文命（大禹），顺着山势砍伐树木宣泄洪水，前后经过二十二年。灾难的严重，没有超过那一次的，力役兴作的时间，没有比那一次更久的，而尧、舜君臣，只是南面而坐。大禹划分九州土地，众士根据功劳各有等差，君子和小人，各按品级有服章之分。如今没有像那时那样的紧急情况，却让公卿大夫与仆役一起供事服役，传到四方夷人耳中，不是好名声，写在史册上，不是美名。因此有国有家的人，近从自身取法，远从万物取法，以温暖慈爱来养育百姓，所以称为『和乐平易的君子，是百姓的父母』。如今上上下下都苦于劳役，疾病灾荒频发，耕种的人少，饥荒一再到来，百姓没有办法度过年关；应该加以怜悯体恤，来解救他们的困苦。 臣观察从前书籍所记载的，天人之间的感应，没有不应验的。因此古代的圣明君主，敬畏上天的明命，遵循阴阳的逆顺规律，兢兢业业，唯恐有所违背。然后治道因此兴起，德行与神灵相符，灾异发生之后，因恐惧而修明政治，没有不延长国祚、流传福祉的。到了末世，昏庸荒淫的君主，不崇尚先王的美善法则，不采纳正直之士的直言，来满足自己的情志，对灾变的警戒置之不理，没有不随即陷入祸难，以至于颠覆的。 天道既然已经表明，请让我以人事之道来论述。喜怒哀乐爱恶六情和仁义礼智信五性，都存在于人身上，嗜好贪欲和廉洁贞正，各占其中之一。当它们发动的时候，在心中互相争夺。欲望强而本质弱，就会放纵无度而无法禁止；精诚不能自我控制，就会放逸而没有极限。情的指向，不是喜好就是赞美，而美好之物的聚集，没有人力就不能完成，没有粮食布帛就不能成立。情欲如果没有限度，那么人就承受不了那种劳苦，物资就不能满足那种需求。劳苦和需求一并到来，将会引起祸乱。所以不割舍情欲，就无法相互供应。仲尼说：『人没有长远考虑，一定会有近在眼前的忧患。』由此看来，礼义的制度，不只是随意区分名分，而是用来远离祸害而振兴治理的。 如今吴、蜀二贼，并非只是白地小虏、聚居城邑的盗寇，而是占据险要之地，凭借江河上游之势，拥有土地民众，僭号称帝，想要与中国抗衡。如今如果有人来报告说，孙权、刘备都修明德政，恢复清廉俭朴，减轻租赋，不置办玩好之物，行动咨询老贤，事事遵循礼度。陛下听到后，难道不会警惕地厌恶他们这样做，认为他们难以一下子讨伐消灭，而替国家担忧吗？假如让报告的人说，那两个贼人都行无道之事，崇尚奢侈没有限度，役使他们的士民，加重他们的赋税征收，下属承受不了这样的命运，叹息怨恨日益加深。陛下听到后，难道不会勃然大怒，愤恨他们使无辜的百姓陷入困境，而想要迅速加以诛讨吗？其次，难道不会庆幸他们疲惫凋敝而攻取他们不再困难吗？如果这样，就可以换个角度来思量，事理的道义也就不远了。 况且秦始皇不修筑道德的根基，而去修筑阿房宫，不忧虑内部潜在的祸变，而去修筑长城工役。当他们君臣做这些规划时，也是想建立万世基业，使子孙长久拥有天下，哪里想到有朝一日一个普通人振臂一呼，而天下就覆灭了呢？所以臣认为假如前代的君主知道他们所做的必然会导致失败，就不会去做了。因此亡国的君主自以为不会灭亡，然后到了灭亡的地步；贤圣的君主自以为将要灭亡，然后到了不灭亡的地步。从前汉文帝被称为贤主，亲身厉行简约节俭，施惠于下、养育百姓，而贾谊比较起来，还认为天下如同倒悬，可以为之痛哭的事有一件，可以为之流泪的事有两件，可以为之长叹息的事有三件。何况如今天下凋敝，百姓没有一石粮食的储存，国家没有一整年的积蓄，外面有强敌，六军暴露在边境，内部大兴土木，州郡骚动不安，如果有敌寇的警报，臣怕那些筑墙的役夫就不能在敌虏庭前舍命效死了。 又，将吏的俸禄，渐渐被折减，与过去相比，只相当于五分之一；那些正在休假的人又断绝了廪赐；不应缴纳赋税的如今都出一半：这样官府的收入比以前成倍增加，而支出比从前减少了三分之一。然而度支的经费，反而每每不足，所谓牛肉小赋之类的杂税，前后相接。反过来推求，所有这些耗费，一定是有去向的。而且俸禄赏赐的粮食布帛，是君主用来惠养吏民而做他们命脉的，如果现在有荒废，就是剥夺他们的命脉了。既得到了而又失去它，这是产生怨恨的根源。《周礼》中，天府的职责掌管九种赋敛的法度，用来供给九种支出的用度，收入有分用，支出有固定的制度，没有不应当积蓄的费用，没有不合规定的用度。各项都按制度执行，作为长久的准则。如今陛下与之共坐朝堂治理天下的人，不是三司九卿，就是台阁近臣，都是心腹亲信、促膝而坐的人，应该让他们知无不言。如果看到收入减少而不敢禀告，只知道听从命令奔走效力，唯恐不能胜任，这就是充数的具臣，不是耿直的辅臣。从前李斯教秦二世说：『做君主而不恣意放纵，就称之为天下桎梏。』二世用了这个说法，秦国因此而覆灭，李斯也遭到灭族。因此司马迁批评他不正谏，而作为世人的鉴戒。」 奏书呈上后，皇帝读了，对中书监、中书令说：「看高堂隆这份奏书，让我感到恐惧啊！」 高堂隆病重，口授上疏说： 「曾子有病，孟敬子去看望他。曾子说：『鸟将要死的时候，它的叫声是悲哀的；人将要死的时候，他的话是善意的。』臣卧病在床，病情有增无减，常常害怕突然死去，忠诚的心意不能显扬。臣的赤诚之心，岂止像曾子那样，希望陛下稍稍留意省察！幡然改掉已往之事的过错谬误，奋然兴起未来之事的深广渊源，使神人相应，远方仰慕大义，四灵献出珍宝，玉衡星闪耀精光，那么三王可以超越，五帝可以胜过，不只是继承国统、保守成法而已。 臣常常痛心世上的君主没有不想继承尧、舜、汤、武的治绩，却走上桀、纣、幽王、厉王足迹的，没有不耻笑末世那些昏惑败乱的亡国之君，却不行走上虞、夏、殷、周正道的。可悲啊！以这样的所作所为，去追求要达到那样的治世，就如同爬到树上去找鱼，烧开水去做冰，那不可能得到，是明明白白的。纵观三代拥有天下的时候，圣贤代代相承，经历数百年，没有一尺土地不是他们所有，没有一个百姓不是他们的臣民，万国都安宁，九州各有分界；鹿台的金钱，巨桥的粮食，没有什么用处，仍然南面称王，还要做什么呢！然而夏桀、商纣这些人，依仗他们的武力，才智足以拒绝劝谏，才能足以文饰过失，崇尚谄媚阿谀，尊崇台榭楼观，喜好放荡的音乐，喜欢歌舞艺人，创作靡靡之音，安于濮上的淫声。上天不加赦免，眷顾地回头看时，宗庙国家化为废墟，王族子孙贬降为奴隶，纣王被斩首悬挂白旗，夏桀被流放到鸣条；天子的尊位，汤王、武王拥有了，难道是什么别的人吗？都是明王的后代。而且在六国的时候，天下富足旺盛，秦国兼并六国后，不修明圣道，却兴建阿房宫，修筑长城来防守，夸耀于中国，以威力镇服百蛮，天下震惊恐惧，人们在路上相遇只用眼神示意；自以为本宗枝繁叶茂传之百代，永远流传洪大的光辉，哪里料到两代就灭亡了，社稷崩塌毁坏呢？近世汉武帝凭借文帝、景帝留下的福祉，对外驱逐夷狄，对内兴建宫殿，十多年间，天下骚动。又听信越地巫师，怨恨上天、迁怒于人，兴建建章宫，千门万户，最终招致江充巫蛊之祸，以至于宫室分离，父子相残，灾祸毒害，殃及数代。 臣观察黄初年间，上天已经显示它的警戒，有一种奇异的鸟，在燕巢中孵育长大，口爪胸部都是红色，这是魏国的大异象，应当防备有鹰扬之志的臣子在宫廷内部生事。可选各个亲王，让他们各自据守封国、掌管军队，遍布各处如棋子般分驻，镇守安抚天子畿辅之地，辅翼亮弼王室。从前周朝东迁，依靠晋国、郑国，汉朝吕氏之乱，实在有赖于朱虚侯刘章，这都是前代明确的鉴戒。皇天没有亲疏，只辅助有德之人。百姓歌颂德政，国祚就会延长超过历数，下面有怨恨叹息，上天就会收夺政权授给有才能的人。由此看来，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只是陛下一人的天下。臣百病缠身，气力已经微弱，就自行乘车出来，回到乡里家中，如果就此死去，魂魄如果有知，一定结草报答。」 皇帝下诏说：「先生清廉可与伯夷相比，正直超过史鱼，持心坚贞清白，忠正不阿不顾自身，怎么微病未除，就退身回到乡里了呢？昔日邴吉因为阴德，疾病消除而延长了寿命；贡禹因为坚守节操，病重而痊愈了。先生还是努力进食，集中精神来保养自己。」高堂隆去世，遗嘱要求薄葬，入殓时穿平时的衣服。 当初，太和年间，中护军蒋济上疏说「应当遵循古代制度封禅」。皇帝下诏说：「听了蒋济这番话，使我汗流到脚。」这事搁置了多年，后来便商议要实行封禅，让高堂隆撰写封禅的礼仪。皇帝听说高堂隆去世，叹息说：「上天不想成就我的事业，高堂先生丢下我走了。」儿子高堂琛继承爵位。 当初，景初年间，皇帝因为苏林、秦静等人都已年老，担心没有能传承学业的人。便下诏说：「昔日先圣已经去世，而他们的遗言余教，都著录在六经之中。六经的文献中，礼又是最为紧要的，不可片刻离开的。末世风俗背离根本，由来已久了。所以闵子讥讽原伯的不学，荀卿憎恶秦代的坑儒，儒学既已废弃，那么风俗教化又从哪里兴起呢？当今老宿大儒，都已各自年高，教谕训导的事业，由谁来继承呢？昔日伏生将老时，汉文帝让晁错去继承他的学问；穀梁之学缺乏传人，宣帝以十位郎官来承接。应当从郎吏中选拔才高能解经义的三十人，跟从光禄勋高堂隆、散骑常侍苏林、博士秦静，分别修习四经三礼，主管者替他们设置考核测验的办法。夏侯胜说过：『读书人以不明经术为忧，经术如果明了，取得青紫官服就如同弯腰拾地上的草籽一样容易。』如今学者中有能够深究经术原委的，那么爵禄荣宠，不待预期就会到来。能不勉力吗！」几年后，高堂隆等人都去世了，学者便也废弛了。 当初，任城人栈潜，太祖时期历任县令，曾经督察守卫邺城。当时文帝身为太子，沉溺于打猎游乐，早晨出去晚上才回来。栈潜进谏说：「王公设置险阻来巩固国家，都城的禁卫，是用来防备不测的。《大雅》说：『嫡子就是城墙，不要使城墙毁坏。』又说：『考虑得不够深远，因此大力简察。』如果放纵打猎游玩，早晨出去傍晚才回来，因为一天追逐禽兽的娱乐，而忘记无穷无尽的祸端，臣私下感到迷惑不解。」太子不高兴，但从此以后出游稍稍减省了。黄初年间，文帝将要立郭贵嫔为皇后，栈潜上疏进谏，这件事记载在《后妃传》中。明帝时期，各种劳役一同兴作，亲戚宗族被疏远排斥，栈潜上疏说：「上天生下万民而为他们立下君主，是用来覆盖庇护群生，养育亿万庶民的，所以分割天下四境不只是为了天子，割裂土地分封疆域不只是为了诸侯。从三皇开始，到唐尧、虞舜，都以广博的济助施于天下，纯厚的德行融洽，黎民依靠他们。三王衰微之后，下至汉代，治世一天比一天少，丧乱越来越多，从此之后，也没能治理好。太祖睿智神圣英武，剪除暴乱，恢复了王朝纲纪，开创了帝王基业。文帝承受上天明命，广阔恢宏了皇朝基业，登基七年，每件事都还来不及顾及周全。陛下圣德，继承大业，应当崇尚安稳平和，给百姓休养生息。而四方不安定，征夫远戍边疆，在海外有军事行动，旌旗飘扬于万里之外，六军骚动，水陆转运，百姓舍弃本业，每日耗费千金。大建殿舍，工程数以万计，徂徕山的松木，砍光了山野深谷，奇石美玉，漂浮在黄河、淮水之上，都城周围地区，全都成了供应赋役的甸服之地，本应缴纳禾秆粮食的赋税，却成了搜罗禽鸟以供苑囿的府库，使丛林莽草的秽乱繁盛，鹿兔的聚集之地丰厚；伤害农耕功业，田地里荆棘丛生，灾疫流行，百姓财物大量损失，上面减少了和谐之气，嘉禾不能种植生长。臣听说周文王建丰京，开始规划时不急于求成，百姓像儿子一样来出力，没几天就建成了。灵沼、灵囿，与百姓共同享用。如今修建宫室的，都成了百姓的祸患，而喜欢兴作的人都成了百姓的灾难。如果上上下下共同忧心国事，上天或许因此能安定魏国。臣怀着不尽至诚之心，谨具亲笔奏疏，冒死呈报陛下知晓。」奏章呈上后，皇帝读了觉得很好，然而不能采用。 **评曰：** 辛毗、杨阜，刚正坦荡，公正耿直，正直进谏而不顾自身，仅次于汲黯的高风亮节。高堂隆学业修明，志在匡扶君主，趁灾变来陈述警戒，发自恳切忠诚，真是忠臣啊！至于一定要改正朔，使魏国追祖虞舜，这大概就是所谓用意超过了通达事理的程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