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三 刑法志 第三

【卷二十三 刑法志 第三】 人禀受着天地的形貌，怀藏着仁、义、礼、智、信这五常的本性，聪明精粹，是天地间万物之中最为灵秀的存在。可人的爪牙不足以供给自己嗜欲所需，奔走的速度也不足以躲避利害之患，又没有皮毛羽翼可以抵御寒暑，因此必定要役使万物来奉养自身，依靠智慧而不是单纯依恃力量，这正是人之所以尊贵的原因。所以人若不心怀仁爱，便无法结成群体；不能结成群体，便无法战胜外物；不能战胜外物，便无法满足自身的供养。若群居而供养仍不充足，争斗之心便会由此而生，唯有上古的圣人卓然超群，率先践行恭敬谦让、博爱众生的美德，众人心悦诚服而追随他。众人追随、聚合成群，这便是"君"的由来；天下人纷纷归附于他，这便是"王"的由来。《洪范》说："天子做百姓的父母，成为天下的君王。"圣人取类比象来确立名分，把君主称为百姓的"父母"，正是要彰明仁爱、德行、谦让，是王道的根本所在。仁爱若没有敬畏相辅，便难以长久不败；德行若没有威严相佐，也难以长久确立，所以要制定礼制来崇尚敬畏，创设刑罚来彰明威严。圣人既已亲身体察明达通晓的天性，便必定能够通晓天地间的至理，因而制定礼制、施行教化，确立法度、设立刑罚，这些举措都要顺应百姓的实际情感，同时又要效法天象、取则大地。所以说先王确立礼制，是"效法上天的光明，依循大地的本性"。刑罚这样威严的惩戒，是类比上天雷震闪耀、施加杀戮的现象；温良仁慈、恩惠和顺，则是效法上天孕育万物、滋长养育的现象。《尚书》说："上天秩定了礼制的等级"，又说"上天惩罚有罪之人"。所以圣人依循上天秩定的等级而制定了"五礼"，依循上天惩罚有罪之人的道理而创制了"五刑"。最重的刑罚动用甲兵征伐，其次动用斧钺诛戮；中等的刑罚使用刀锯，其次使用钻凿；最轻的刑罚使用鞭笞责打。重罪之刑陈列于旷野之中执行，轻罪之刑则在集市朝堂之上公开处置，这一整套制度的由来，实在是十分久远了。 自从黄帝有涿鹿之战、平定了火灾之患，颛顼也曾与共工对阵、平定了水患之害。到唐尧、虞舜之时，天下已达极盛的太平之治，可即便如此，虞舜依旧要流放共工，放逐讙兜，驱逐三苗，诛杀鲧，然后天下才真正归于臣服。夏朝有甘扈之地的誓师，商朝、周朝也都是凭借武力来平定天下的。天下既已安定，便收藏起干戈兵器，改用文治德教来施行教化，可即便如此，历代君王依旧要设立司马这样的军事官职，编制"六军"这样的军队，依据井田制来确立军赋的征收标准。土地方圆一里为一"井"，十井为一"通"，十通为一"成"，一成方圆十里；十成为一"终"，十终为一"同"，一同方圆百里；十同为一"封"，十封为一"畿"，一畿方圆千里。田地既征"税"又征"租"。税用来供给粮食，赋用来供给兵备。所以四井为一"邑"，四邑为一"丘"。一丘含十六井，须出戎马一匹、耕牛三头。四丘为一"甸"。一甸含六十四井，须出戎马四匹、兵车一乘、耕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兵器一应俱全，这便是所谓的"乘马之法"。一同方圆百里，总计一万井，除去山川沼泽、城池邑落、园囿道路所占用的三千六百井，实际须承担赋役的有六千四百井，须出戎马四百匹、兵车一百乘，这是卿大夫封邑之中较大规模的，称为"百乘之家"。一封方圆三百一十六里，总计十万井，实际须承担赋役的有六万四千井，须出戎马四千匹、兵车一千乘，这是诸侯封国之中较大规模的，称为"千乘之国"。天子的王畿方圆千里，总计一百万井，实际须承担赋役的有六十四万井，须出戎马四万匹、兵车一万乘，所以天子被称为"万乘之主"。戎马、战车、士卒、干戈兵器都要平素备齐，春季整训军队以"搜"（春猎）为名，夏季拔营出巡以"苗"（夏猎）为名，秋季操练兵马以"狝"（秋猎）为名，冬季大规模检阅军队以"狩"（冬猎）为名，都是在农闲之时讲习军事。五国为一"属"，属设"属长"；十国为一"连"，连设"连帅"；三十国为一"卒"，卒设"卒正"；二百一十国为一"州"，州设"州牧"。连帅每年检阅一次战车，卒正每三年检阅一次士卒，各州州牧则每五年举行一次大规模的车马士卒检阅，这便是先王治理国家、确立武备以充实兵力的大致方略。 周朝的礼乐之道衰微以后，法度也随之败坏，一直到齐桓公任用管仲，齐国才因此国富民安。齐桓公向管仲请教称霸诸侯、用兵作战的方略，管仲说："您若想要整顿部伍编制、修治甲兵武备，大国也会同样效仿修治，而小国则会因此加强戒备，这样一来便很难迅速达成您称霸的心愿了。"于是管仲便借整顿内政之名，暗中寄寓推行军事编制的法令，因此部伍的编制确定于乡里之内，军政的成就也完成在郊野之中。他把百姓按什伍编制串联起来，使他们平日共同居处、同享欢乐，生死之际同担忧患，祸福之时相互扶持，所以夜间作战之时彼此能凭声音相互辨识呼应，白昼作战之时彼此能凭目光相互照应，情势危急之时也足以彼此舍命相救。这套教化一旦练成，齐国便能对外攘除夷狄之患，对内尊崇周天子，从而安定了中原诸夏。齐桓公的霸业消歇以后，晋文公接续而起，他也是先安定治理好自己的百姓，制定了"被庐之法"，总领各诸侯国，与齐桓公先后轮流担任盟主。然而他所行的礼制已经颇有僭越失当之处，又常常随时势苟且迎合、以求速效之功，所以终究不能真正实现周天子的礼制规范。齐桓、晋文这两位霸主之后，礼制便日渐衰败，一直到鲁成公创设"丘甲"之制，鲁哀公又推行"用田赋"之法，此后春蒐冬狩、检阅治兵这类事务都失去了应有的正道。《春秋》对此加以记载并予以讥刺，用来保存王道的准则。于是各国频繁兴兵动武，百姓因此疲惫困顿，也再无为国死难、恪守节操的道义可言了。孔子对此深感痛心，说："不用礼义教化来训练百姓便驱使他们去作战，这就等于是抛弃了他们的性命啊。" 所以孔子曾称许子路说："仲由这个人，若治理一个拥有千乘兵车的国家，可以让他掌管军赋之事。"而子路自己也曾说过："一个拥有千乘兵车的国家，若夹处在大国之间，又频遭外敌兴兵侵扰、内逢饥荒之灾，若让我仲由来治理这个国家，不出三年，便可以使百姓人人勇武、又懂得为人处世的道理。"所谓"治其赋"，说的正是用礼义来教化训练军队的意思。 《春秋》时代以后，各国相互吞并弱小、灭亡邻邦，天下并为战国七雄，各国渐渐把讲习武艺的礼节变成了娱乐游戏，用来彼此夸耀炫示。到秦朝，这类活动改名为"角抵"，先王原本的礼制便就此湮没在这类淫靡的游戏娱乐之中了。当时那些雄才豪杰之士都趁势顺时而起，运用权谋诡诈来相互倾轧颠覆，吴国有孙武，齐国有孙膑，魏国有吴起，秦国有商鞅，他们都能擒获敌军、屡战屡胜，其兵法谋略也都著录流传于典籍之中。在那个时代，各国合纵连横，相互攻伐征战，轮流称雄争霸。齐愍王凭借"技击"之兵而强盛一时，魏惠王凭借"武卒"之兵而奋起争雄，秦昭王凭借"锐士"之兵而屡战屡胜。当时的世道正竞相追逐功利，而那些游说之士也大多以孙武、吴起的兵法为宗师典范。唯独孙卿（荀子）真正通晓王道之理，因而批驳这种风气说："孙武、吴起这些人，崇尚权势利益、看重变诈权谋；这套方法只适用于施加在暴虐昏乱之国身上，因为那样的国家君臣之间本就有隔阂，上下离心离德，政令谋略也不良善，所以才可以用权变诡诈来对付它。可若是仁德之君在上位统治，百姓自然会仰慕拥戴他，就如同子弟护卫父兄、手足捍卫头目一般，这样的力量又怎么能够抵挡呢？邻国的百姓仰望我们这样的仁德之国，欢欣喜悦如同对待自己的亲人一般，芬芳美好如同椒兰的香气一般，可他们回头看看自己国家的君上，却如同面对仇敌一般憎恶灼痛。人之常情，又怎么会心甘情愿地去攻打自己所喜爱仰慕的一方、而去帮助自己所憎恶的一方呢？所以用暴虐之君去攻打暴虐之君，其中固然还有巧拙之分；可若是用暴虐之术去欺诈像唐尧那样的圣明之君，那就好比拿鸡蛋去投掷石头一般，又哪里会有什么侥幸可言呢！《诗经》说：'周武王高举战旗，虔诚地手持大斧，气势如烈火般熊熊燃烧，天下没有谁敢阻挡我们。'说的正是凭借仁义来安抚百姓的军队，才能真正天下无敌啊。至于齐国的'技击'之兵，只要斩获一颗敌人首级便能获得赏金。面对小规模的战事、弱小的敌人时，这套办法或许还能侥幸取胜；可一旦面对大规模的战事、强悍的敌人，这支军队便会顷刻间土崩瓦解、四散逃亡。这正是足以导致亡国的军队。魏国的'武卒'，身披三重甲胄，手持十二石的强弩，背负五十支箭矢，又加上一支戈矛，头戴盔甲、腰佩宝剑，还要携带三日的干粮，要求他们在正午之前急行百里之远，若能通过这样的考核便可免除全家的赋役、还能获得田宅的好处。如此一来，即便这个国家的疆土再怎么广袤，可它的税收必定十分微薄，而且这些武卒的体力精力也不过几年便会衰竭。这正是足以危害国家的军队。至于秦国，他们对待百姓向来严酷压制，役使百姓的手段也极为残酷激烈。用权势去胁迫百姓，用险峻之地去禁锢百姓，用赏赐爵禄去引诱驱使百姓习以为常，用刑罚去驱策引导百姓，使他们要想从君上那里获得利益，除了拼命作战便再无别的门路。军功与赏赐相互促长，斩获五颗敌人首级便可役使五家隶属之民，这套制度可谓最为精密算计，所以秦国才能历经四代君王、屡屡在天下战无不胜。然而这些士卒说到底不过都是些追逐赏赐、贪图利益的军队，也不过是庸人受雇卖命的手段罢了，从来不曾具备安守法度、崇尚节操的道理。所以秦国即便疆土辽阔、兵力强盛，却也始终战战兢兢，常常担忧天下诸侯一旦联合起来，便会共同倾轧倾覆自己。至于齐桓公、晋文公的军队，可以说已经进入了讲求节制法度的境界，可即便如此，也依旧未能真正以仁义为根本统绪。所以齐国的'技击'之兵抵挡不过魏国的'武卒'，魏国的'武卒'抵挡不过秦国的'锐士'，秦国的'锐士'抵挡不过齐桓公、晋文公那种讲求节制的军队，而齐桓公、晋文公讲求节制的军队，终究还是抵挡不过商汤、周武王那样凭借仁义之师的军队啊。" 所以说："真正善于用兵的人不必列阵交战，真正善于列阵的人不必真的交锋，真正善于交锋的人不会打败仗，真正善于应对败局的人也不会因此而亡国。"就好比虞舜整饬百官，命咎繇（皋陶）担任士师之职，命他去应对"蛮夷扰乱华夏、寇贼奸邪不轨"这样的祸患，可最终却根本用不上什么刑罚，这正是所谓"善于用兵的人不必列阵交战"的道理。商汤、周武王兴兵征伐，陈列军队、誓师动员，最终放逐擒获了夏桀、商纣，这正是所谓"善于列阵的人不必真的交锋"的道理。齐桓公向南征服了强大的楚国，使楚国向周王室进贡，向北征讨了山戎，为燕国开辟了通路，存续了濒临灭亡的国家、延续了几近断绝的宗嗣，功业成就为诸侯之首，这正是所谓"善于交锋的人不会打败仗"的道理。楚昭王遭逢吴王阖闾入侵的祸乱，国都沦陷、被迫出逃，父老乡亲们相送。楚昭王说："父老乡亲们请回去吧！何必担忧没有君主呢？"父老们回答说："正因为有像您这样贤明的君主啊！"于是纷纷跟随他一同逃亡。有的人还奔赴秦国，痛哭流涕地请求救援，秦人被他们的忠诚所感动，于是出兵相助。楚、秦两国合力，终于击退了吴国的军队，楚昭王也得以重返故国，这正是所谓"善于应对败局的人不会因此而亡国"的道理。至于秦国，凭借四代君王积累下来的胜势，占据着黄河、群山这样险要的地势，又任用白起、王翦这样如同豺狼一般凶残的将领，充分施展他们的爪牙威势，逐一擒获猎取六国，最终吞并了天下。可秦国穷兵黩武、极尽权谋诡诈，士卒百姓因此不肯真心归附，那些被役使的刑徒隶卒最终反倒成了秦朝的敌人，他们如狂飙般骤然兴起、如云气般迅速汇聚，终于合力将秦朝彻底倾覆。秦朝的下场，正是这种下策所导致的最终结局啊。凡是用兵，本应是用来存续濒亡的国家、延续断绝的宗嗣，用来平息祸乱、消除祸害的。所以从前伊尹、姜太公这样的良将，他们的子孙都能享有封国，与商朝、周朝的国祚相始终。可到了末世之时，若一味任用权谋诡诈，来满足自己贪婪残暴的私欲，那便会出现"争夺城池而杀人遍及全城，争夺土地而杀人遍布原野"这样的惨剧。孙武、吴起、商鞅、白起这些人，最终都在生前遭到诛戮，他们所建立的功业也都在死后归于败灭。这种因果报应的道理，各自都是按照其行事的性质而招致相应的结局，这其中的道理本就是如此啊。 汉朝兴起以后，高祖亲自具备着神武的将才，又推行着宽厚仁爱的德政，总揽天下英雄豪杰，用来诛灭秦朝、击败项羽。他任用萧何、曹参这样的文臣，采纳张良、陈平这样的谋略，驱使陆贾、郦食其这样善于辩说的说客，又采纳叔孙通所制定的礼仪，文治武功相互配合，大致的方略便由此确立起来了。天下既已平定，汉朝便沿袭秦制，在各郡国设置了"材官"这样的地方武装，京师也设有南北军这样的驻防部队。到武帝平定百越以后，对内又增设了七校尉，对外又设有楼船水军，每年岁时都要加以讲习操练，用来修整武备。到元帝之时，采纳贡禹的建议，才开始撤销了角抵这类游戏，可整肃军队、检阅操练的正规军事制度却始终未能真正确立。 古人曾说过："上天生育了金、木、水、火、土这五种物用之才，百姓无不同时依赖它们，废弃其中任何一种都是不行的，又有谁能够真正废弃兵事呢？"鞭笞责打这样的惩戒不能在一个家庭之中松弛废弃，刑罚不能在一个国家之中被废止不用，征伐也不能在天下彻底止息不行；关键在于运用它们要分清本末先后，施行它们要合乎顺逆之道罢了。孔子说："工匠想要做好自己的活计，必须先磨利自己的工具。"文治德教，是帝王治国的利器；军事威武，则是文治德教的辅助手段。文治德教施加的层面越深，那么军事威武所能慑服的范围便越广；德政恩惠施予的范围越广博，那么威严所能制约的领域也就越广泛。夏商周三代最为兴盛之时，能够达到刑罚搁置不用、兵戈偃息不动的境地，正是因为这本末先后的次序井然有序，这正是帝王治国所能成就的最高功业啊。 从前周朝的法度，确立了"三典"用来惩治邦国的罪过、诘查四方的不轨：第一是，惩治新建立的邦国要用较轻的法典；第二是，惩治政局平稳的邦国要用中等的法典；第三是，惩治动乱的邦国要用较重的法典。"五刑"之中，墨刑（黥面）之罪五百条，劓刑（割鼻）之罪五百条，宫刑（阉割）之罪五百条，刖刑（断足）之罪五百条，死刑之罪五百条，这正是所谓"惩治政局平稳的邦国要用中等法典"的具体条目。凡是杀人者都要被处死、陈尸于集市示众，受墨刑之人罚令去看守城门，受劓刑之人罚令去看守关卡，受宫刑之人罚令去看守内宫，受刖刑之人罚令去看守苑囿，免于肉刑而仅服劳役之人则罚令去看守仓储物资。这些罪人若被罚为奴隶，男子编入"罪隶"这一类别，女子则罚去舂米除糠。凡是有爵位之人、年满七十之人以及尚未换牙的幼童，都不得罚为奴隶。 周朝的礼乐之道衰微以后，周穆王年迈昏聩，命甫侯度量时势、制定刑法，用来诘查四方的不轨。墨刑一类的条目多达一千条，劓刑一类的条目多达一千条，髌刑（去膝盖骨）一类的条目多达五百条，宫刑一类的条目多达三百条，大辟（死刑）一类的条目多达二百条。五刑的条目总计三千条，比"惩治政局平稳邦国"所用中等法典的五百条要多出许多，这正是所谓"惩治动乱的邦国要用较重法典"的具体体现。 《春秋》时代，王道逐渐败坏，教化不再施行，子产担任郑国的相国，铸造了成文的刑书。晋国的叔向对此加以批评说："从前先王议决案件都是依据具体情理来裁定，并不预先制定成文的刑法。这是因为担心百姓一旦有了争讼之心，便再也难以禁止约束了，所以要用道义来加以防范，用政令来加以纠正，用礼制来加以推行，用信义来加以维系，用仁德来加以奉行；确立俸禄爵位制度来劝勉百姓遵从正道，严明果断地施用刑罚来威慑百姓的过度放纵。即便如此，先王还是担心这些还不够周全，因此又用忠诚来教诲百姓，用德行来勉励百姓，用勤勉的政务来教导百姓，用和睦之道来役使百姓，用恭敬之心来对待百姓，用刚强的意志来统率百姓，用果决的态度来裁断案件。即便如此，还需要访求圣哲之才担任君上，明察秋毫之人担任官吏，忠诚信实之人担任长官，慈爱仁惠之人担任师长。百姓在这样的治理之下才可以真正被驱使任用，而不会滋生祸乱。可百姓一旦知晓有了成文的法律条文，便不会再敬畏君上，反而人人都会心生争讼之意，转而援引法律条文来据理力争，妄图凭借侥幸心理来达成自己的目的，这样一来国家便再也无法真正治理好了。夏朝出现乱政，因而创制了《禹刑》；商朝出现乱政，因而创制了《汤刑》；周朝出现乱政，因而创制了《九刑》。这三部成文刑法的出现，都正好是在各自朝代日渐衰败之时。如今您担任郑国的相国，制定这第三部成文刑法、铸造刑书，还妄图借此安定百姓，这难道不是很难做到的事情吗！《诗经》说：'效法遵循周文王的德行，天天安定天下四方。'又说：'效法周文王的德行，天下万国都会因此而信服。'如此看来，又哪里还用得着什么成文的刑法呢？可如今百姓一旦知晓了争讼的门路，便会抛弃礼制、转而援引成文法条来争讼。就连锥子刀刃这般细微的利益，百姓也会竭尽全力去争夺，混乱的诉讼案件因此会日渐增多，贿赂行贿之风也会随之盛行。恐怕到您这一代结束之时，郑国也就要因此而败落了吧！"子产回复说："如同您所说的那样，我子产资质浅薄，恐怕来不及顾及子孙后代的长远大计了，我这样做只是为了挽救当下的世道啊。"从此以后，浇薄轻佻的政风便日渐滋长蔓延了。孔子对此深感痛心，说："用德行来引导百姓，用礼制来整齐百姓，百姓便会心怀羞耻之心、并能真正归于正道；若只用政令来引导百姓，用刑罚来整齐百姓，百姓便只求苟免于刑罚，却不会心生羞耻之心。""礼乐若不能兴办，那么刑罚的施用便不能得当；刑罚施用不当，那么百姓便会手足无措，不知该如何是好。"孟氏曾任用阳肤担任典狱之官，阳肤向曾子请教治狱之道，曾子也说："在上位者若已经失去了应有的正道，百姓离心离德已经很久了。若能查明案情的实情，理应心怀哀怜悲悯之情，而不应当因此而沾沾自喜。" 礼制江河日下，一直到战国之时，韩国任用申不害，秦国任用商鞅，接连推行"连坐"这样株连的法令，创设了"参夷"（诛灭三族）这样残酷的刑罚；此外还增设了肉刑、死刑，甚至还有凿穿头顶、抽取肋骨、下油锅烹煮这类酷刑。 到秦始皇之时，兼并吞灭了战国六雄，于是彻底毁弃了先王的法度，废除了掌管礼义的官职，专门任用严酷的刑罚来治理天下，秦始皇本人也亲自处理繁重的文书政务，白天审理案件，夜晚批阅公文，还给自己规定了每天必须批阅一石（约一百二十斤）竹简公文的定额。可即便如此，奸邪之事却依旧层出不穷，穿着赭色囚衣的犯人堵塞了道路，监狱之中人满为患、如同集市一般拥挤，天下百姓因此愁苦怨恨，最终纷纷揭竿而起、背叛了秦朝的统治。 汉朝兴起以后，高祖刚刚入关之时，便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说："杀人者处死，伤人以及盗窃的按情节轻重定罪。"从而废除了秦朝繁苛的法令，天下百姓因此大为欣喜。可此后由于四方蛮夷尚未真正归附，战事也未曾真正止息，仅凭"约法三章"已经不足以真正禁止奸邪之事了，于是相国萧何便采择摘取秦朝的旧法，选取其中适合当时时势的条文，制定了《九章律》。 到孝惠帝、高后当政之时，百姓刚刚摆脱了秦朝暴政的荼毒，人人都盼望着能够长幼相养、颐养天年。萧何、曹参担任相国，以"无为而治"的方针镇抚天下，顺应百姓的意愿，不去横加扰乱，因此百姓的衣食日渐充足富足，刑罚的使用也日渐稀少。 到孝文帝即位以后，亲自践行清静无为之道，鼓励督促百姓从事农桑，减省租税赋役。当时的将相大多都是开国的老功臣，质朴敦厚而少浮华文采，他们以暴秦亡国的教训为鉴戒，议论朝政都致力于宽厚仁和，以谈论他人的过失为耻。这样的教化推行于天下，告发攻讦的风气因此得以改易。官吏各自安于自己的职守，百姓各自乐于自己的营生，积蓄财富年年增长，户口数量也逐渐增息繁衍。当时的风气笃厚淳朴，法网也十分疏简宽松。文帝选任张释之担任廷尉，遇到罪证存疑的案件便从轻发落、有利于百姓，因此刑罚的使用大为减省，甚至一年之中审理的案件只有四百起，颇有几分刑罚搁置不用的太平气象。 文帝即位第十三年，齐地太仓令淳于公犯罪，理应受刑，朝廷下诏逮捕、押解到长安受审。淳于公没有儿子，只有五个女儿，正当他要被押解赴京之时，斥骂自己的女儿们说："生孩子不生男丁，遇到紧急情况便一点用处都没有！"他最小的女儿缇萦，为此深感悲伤哭泣，于是随同父亲一同前往长安，向朝廷上书说："妾的父亲身为官吏，齐地的百姓都称赞他清廉公正，如今却因触犯法令而理应受刑。妾深感悲痛的是，人死了便无法复生，肉刑一旦施加、断毁的肢体也无法再复原接续，即便日后想要改过自新，也已经没有门路可循了。妾愿意入官府充作官婢，用来赎免父亲应受的刑罚，让他能够有机会改过自新。"这份奏书呈交给天子，天子被她的这份心意所感动怜悯，于是下令说："制诏御史：朕听闻，虞舜之时，只是在犯人的衣冠上画出与常人不同的标记，作为惩戒羞辱之用，可百姓却不敢触犯法令，这是何等极致的治世啊！如今的法律之中设有黥、劓、刖三种肉刑，可奸邪之事却依旧屡禁不止，这其中的过失究竟出在哪里呢？难道不正是因为朕的德行浅薄、教化又不够昭明的缘故吗！朕对此深感自愧。原来正是因为教化引导不够纯正，才使得愚昧无知的百姓因此陷入了法网之中。《诗经》说：'和乐平易的君子，才是百姓的父母。'如今百姓一旦有了过失，尚未真正对他们施以教化，刑罚便已经先加诸其身了，即便他们此后想要改过自新、重新向善，却也已经无路可循了，朕对此深感怜悯。刑罚一旦施加到断毁肢体、刺刻肌肤这般地步，便会使人终身残缺、无法复原，这是何等痛苦的刑罚，又是多么不合乎德政的本意啊！这样的刑罚，又哪里符合朕身为百姓父母的本心呢？特此废除肉刑，另外用别的刑罚来替代它；同时命令罪人依照罪行的轻重，只要不逃亡在外，服刑满一定年限便可以获释。具体条文由有关官吏拟定为正式法令。" 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于是上奏说："肉刑之所以用来禁绝奸邪之事，这个由来已经十分久远了。陛下颁下这样英明的诏令，怜悯天下万民之中一旦犯有过失便要终身残缺、无法复原，以及罪人即便想要改过自新却也无路可循的处境，这份盛大的德行，实在是臣等所难以企及的。臣等谨慎商议，请求确定新的律法：凡是原本应当处以'完刑'（免于肉刑而服劳役）的，改为'城旦舂'（男犯筑城、女犯舂米的劳役刑）；原本应当处以黥刑的，改为剃去头发、颈戴铁钳、服'城旦舂'之刑；原本应当处以劓刑的，改为笞打三百下；原本应当处以斩去左脚之刑的，改为笞打五百下；原本应当处以斩去右脚之刑的，以及犯杀人罪而主动自首的，以及官吏因收受贿赂、徇私枉法而获罪的，以及看守官府财物却监守自盗的，这些人若已经定罪服刑、此后又再犯应受笞刑的罪过，一律改为处死示众。凡是罪人案件已经判决、处以'完为城旦舂'之刑的，服刑满三年后改为'鬼薪白粲'（男犯采薪供宗庙祭祀、女犯择米供祭祀之刑）。'鬼薪白粲'服刑满一年后，改为'隶臣妾'（男女奴隶）。'隶臣妾'服刑满一年后，可免除为平民。'隶臣妾'服刑满两年的，改为'司寇'（较轻的劳役刑）。'司寇'服刑满一年、以及按'司寇'标准服劳役满两年的，都可免除为平民。至于那些逃亡在外以及所犯罪行属于'耐罪'以上（须剃除鬓须的较重罪行）的，则不适用这道法令。此前旧法之中规定服'城旦舂'刑期为一年而并非终身禁锢的，也依照上述'完为城旦舂'的年限来计算释放。臣等冒死恳请陛下裁定。"文帝下诏批复说："准奏。"可此后，这套新法虽然名义上减轻了刑罚，实际上却仍有不少人因此而丧命。因为原本应处斩去右脚之刑的，如今改判为死刑；原本应处斩去左脚之刑的，如今改判为笞打五百下；原本应处劓刑的，如今改判为笞打三百下，可这样重的笞刑，受刑之人大多还是活活被打死了。 到景帝元年，景帝下诏说："如今加重后的笞刑与重罪判处的死刑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受刑之人即便侥幸不死，也已经不能算是一个健全的人了。特此重新确定律法：笞打五百下的改为三百下，笞打三百下的改为二百下。"可即便如此，受刑之人仍难以保全性命。到景帝中六年，景帝又下诏说："施加笞刑之时，有的受刑之人竟在笞刑尚未打完之前便已经死去了，朕对此深感怜悯。特此再减笞打三百下为二百下，笞打二百下为一百下。"景帝又说："施加笞刑，本是用来教育惩戒犯人的，理应制定具体的用刑规范。"丞相刘舍、御史大夫卫绾于是请求："施行笞刑之时，刑杖长五尺，杖身粗细为一寸，用竹子制成，末端厚度减半为半寸，杖身的竹节都要削平打磨。受笞刑之人只笞打臀部。行刑之时中途不得更换行刑之人，必须由同一人打完整套刑罚之后才能换人。"从此以后，受笞刑之人才多能保全性命，可即便如此，那些严酷的官吏依旧把这套刑罚当作树立威严的手段。当时死刑的判决过于严重，而较轻的生刑却又过于宽松，百姓因此更容易以身试法、触犯刑律。 到孝武帝即位以后，对外致力于征讨四方蛮夷的功业，对内又极尽耳目声色之娱，征发徭役频繁密集，百姓因此日渐贫困耗竭，走投无路的百姓因此以身触犯法令，严酷的官吏又借机大加打击惩治，导致奸邪不轨之事更加层出不穷、难以尽数遏止。于是武帝招揽任用张汤、赵禹这样的酷吏，逐条制定详密的法令，创设了"见知故纵""监临部主"这样的罪名（明知罪行却故意放纵者同罪，主管官员对属下失察者同罪），对故意从重量刑的过失从宽处理，对故意宽纵放走罪犯的行为则严加惩处。此后这些奸猾之徒又巧妙钻研法律的漏洞，相互比照援引先例，法网因此变得越发严密繁复。当时的律令条文总计三百五十九章，其中判处死刑的条文就有四百零九条，涉及一千八百八十二种具体罪行，可以援引比照定为死罪的案例更是多达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种。这些文书堆积在几案阁架之上，就连掌管法律的官员自己也不可能全部通读一遍。因此各郡国官吏在援引适用这些法律时便各行其是、莫衷一是，有的案件明明罪行相同，判决结果却大相径庭。奸邪的官吏也趁机借此营私舞弊，想要让谁活命，便援引从轻的判例；想要陷害谁，便援引从重致死的判例，当时评议此事的人无不为此感到冤屈痛心。 汉宣帝还在民间的时候，便已知晓这种弊病的存在，等到他登上尊位以后，廷史路温舒上疏，说秦朝有十项过失，其中至今仍有一项没有革除，那就是掌管刑狱的酷吏问题（详情记载于《路温舒传》）。宣帝对此深感悲悯，于是下诏说："近来官吏运用法律，援引比附的手法愈发精巧繁密，这是朕德行不够的缘故啊。判决案件若不得当，会使有罪之人趁机作恶、无罪之人蒙受冤屈杀戮，父子之间因此悲愤怨恨，朕对此深感痛心。如今派遣廷史与各郡官吏共同审理案件，可他们责任虽重、俸禄却微薄，特此为他们增设'廷平'这一职位，俸禄六百石，员额四人。务必力求公正持平地审理案件，以符合朕的这份心意。"于是宣帝选任于定国担任廷尉，又访求明察秋毫、宽厚仁恕的黄霸等人担任廷平，每逢深秋季节便呈报案件请求裁决。当时宣帝常常驾临宣室殿，斋戒静居来亲自裁断案件，狱讼刑罚因此号称已经趋于公平了。当时涿郡太守郑昌上疏说："古代圣王设置谏诤之臣，并非仅仅是为了推崇德行，而是为了防范君主放纵逸乐之心的滋生；确立法律、彰明刑罚，也并非仅仅是为了治理国家，而是为了挽救衰败祸乱的兴起。如今圣明的君主亲自垂听政事、明察秋毫，即便不设置廷平这一官职，狱讼之事也自会归于公正；可若要为后世子孙开创先例，倒不如彻底删削修订律令。律令一旦确定下来，愚昧的百姓便能知道该如何回避触犯，奸猾的官吏也就无从上下其手、玩弄法律了。如今不去端正这法律的根本，却设置廷平来处理这末端的细枝末节，一旦政治衰败、听政懈怠，这廷平之职恐怕反倒会成为招权纳贿、祸乱的根源了。"宣帝当时未能来得及着手修订这些法律。 到元帝刚刚即位之时，便下诏说："法令，本是用来抑制强暴、扶助弱小的，理应使它难以触犯而又容易回避。如今律令繁琐冗多而不够简约，就连专门研习法律条文的人都难以真正分辨明晰，却还想要用它来网罗那些能力不及、无从周全应对的普通百姓，这难道是刑罚公正得当的本意吗！特此商议律令之中可以删削减轻的条文，逐条上奏，一切以有利于安定百姓为准则。" 到成帝河平年间，成帝又下诏说："《甫刑》说'五刑的条目共三千条，死刑的条目有二百条'，可如今死刑的条文已多达一千多条，律令繁琐冗多，累计超过一百多万字，各种特殊的援引比照条例更是日益增多，就连精通法律的专门人才也不知从何入手，却还想要借此来晓谕天下的普通百姓，这难道不是很难做到的事情吗！用这样的法律来网罗天下的百姓，使无辜之人夭折冤死，这难道不是一件令人悲哀的事情吗！特此命中二千石、二千石的官员、博士以及精通律令之人，一同商议可以减免死刑以及可以删除简省的条文，务求条理清晰、易于知晓，逐条上奏。《尚书》上不是说过吗？'施用刑罚一定要心怀悲悯谨慎啊！'理应仔细审核这些法律条文，务必要以古代的良法为准则，朕将会亲自审阅这些意见。"可惜当时负责此事的官员之中没有像仲山甫那样能够真正明察是非、光大王命的贤才，未能顺应时势广泛宣扬皇上的这份恩德，未能真正确立起清晰完善的制度、成为一代通行的法典，只是敷衍地摘取一些细枝末节、罗列几条琐碎条款，用来应付诏令而已。因此这场关于法律的重大变革始终未能真正确立，一直拖延到了如今。有议论此事的人说，法律不宜频繁更改，这其实是庸人不明事理、故意阻塞治国正道的说法，真正的圣明睿智之士向来对此深感忧虑。所以本志在此略举汉朝建立以来，法令渐趋确定、又能够合乎古制并便利当今的一些沿革变化。 汉朝建立之初，虽然有"约法三章"，法网疏漏得连能吞下船只的大鱼都能漏网而出，可即便如此，当时的死刑之中依旧保留有"夷灭三族"这样的严刑峻法。法令规定："凡应处以夷灭三族之罪的，都要先施以黥刑，再施以劓刑，再斩去左右脚，然后用笞刑将其打死，再枭首示众，还要把他的骨肉剁碎、陈尸于集市之中。若其中还涉及诽谤咒骂朝廷之罪，还要先割断他的舌头。"所以这种刑罚被称为"具五刑"。彭越、韩信这些人都曾遭受过这样的诛戮。到高后元年，才最终废除了夷灭三族之罪以及"祅言令"（妖言惑众之罪）。孝文帝二年，文帝又下诏询问丞相、太尉、御史："法律，是治理国家的准绳，是用来禁绝暴行、保护善良百姓的。如今犯法之人已经依法定罪，却还要连累使他无罪的父母、妻子儿女、同胞兄弟一同连坐乃至被没收为官奴婢，朕对此深感不以为然。特此商议此事。"左右丞相周勃、陈平于是上奏说："使父母、妻子儿女、同胞兄弟一同连坐乃至没收为官奴婢，本是用来牵累罪人的顾虑之心，使他更加不敢轻易触犯法令。这套连坐没收的做法，其由来已经十分久远了。臣等愚见以为，还是依照旧制施行更为妥当。"文帝又说："朕听闻，法律公正，百姓便会诚实谨慎；量刑得当，百姓便会心悦诚服。况且治理百姓、用善道引导他们的，正是官吏；官吏既然未能真正加以引导教化，却又用不公正的法律来加罪于百姓，这就等于是法律反倒害了百姓，成了一种施加暴虐的手段了。朕看不出这样做究竟有什么好处，理应仔细斟酌考虑此事。"陈平、周勃于是又说："陛下有幸对天下广施莫大的恩惠，使有罪之人的家属不再被没收为奴、无罪之人不再被株连治罪，这是何等盛大的德行啊，实在是臣等所难以企及的。臣等谨遵诏令，全部废除没收为奴的旧律以及株连连坐的法令。"可此后，新垣平图谋叛逆之事发，朝廷又再度施行了夷灭三族的刑罚。由此看来，风俗是可以随着时势而转移改易的，人的本性原本相近、可后天的习染却相去甚远，这句话实在是不假啊。以孝文帝这般的仁德，陈平、周勃这般的智谋，尚且还会出现这样过度用刑、判断失当的情形，更何况是那些沉溺于世俗末流的庸碌之才呢？ 《周官》记载有"五听""八议""三刺""三宥""三赦"这些审理案件的方法。"五听"是：一是观察言辞是否理屈，二是观察面色是否有异，三是观察呼吸是否急促，四是观察听觉反应是否异常，五是观察目光是否游移不定。"八议"是：一是议亲（亲属议减），二是议故（故旧议减），三是议贤（贤能之人议减），四是议能（有才能之人议减），五是议功（有功之人议减），六是议贵（尊贵之人议减），七是议勤（勤劳王事之人议减），八是议宾（前朝贵族后裔议减）。"三刺"是：一是征询群臣的意见，二是征询群吏的意见，三是征询百姓的意见。"三宥"（可从宽赦免的三种情形）是：一是确实不知情，二是过失所致，三是遗忘疏漏所致。"三赦"（应予赦免的三类人）是：一是年幼体弱之人，二是年老昏聩之人，三是天生痴愚之人。凡是关押囚犯，"重罪的既要戴手铐又要戴脚镣，中等罪行的要戴手铐、脚镣，轻罪的只需戴手铐；至于王室的同族成员则只戴手铐、有爵位之人则只戴脚镣，以此来等待最终的判决。"汉高皇帝七年，下达诏书给御史："审理案件之中若遇到疑难之处，官吏有时不敢擅自裁决，导致有罪之人长期得不到定罪、无罪之人也长期被羁押得不到判决。从今以后，各县、道的官吏若遇到疑难案件，应各自呈报给所属的二千石级别的官员，二千石官员须依据罪名做出相应的答复。若二千石官员仍不能决断，一律移交廷尉处理，廷尉也须做出相应的答复。若连廷尉也无法决断，则应恭谨详细地写成奏章，附上应当援引比照的相关律令，呈报给朕知晓。"皇上的这份恩德如此深厚，可官吏们却依旧未能真正贯彻落实这份旨意。所以孝景帝中五年又下诏说："凡是审案存疑的案件，即便从法律条文上勉强可以定罪，可若在人心上仍觉得难以真正信服的，都应当再重新加以核实审议。"可此后掌管刑狱的官吏依旧刻意回避法条中的疑难细节，一味顺遂自己愚顽的私心。到后元元年，景帝又下诏说："审理案件，是十分重大的事务。人有愚笨与智慧的差别，官职也有高下的等级。案件存疑之时理应重新核实审议，已经命人重新核实审议、并已呈报结果之后，若此后发现结论仍有不当之处，那么重新核实审议之人也不算是失职。"从此以后，狱讼刑罚的处理便更加详审慎重，也更接近"五听""三宥"的本意了。景帝三年，又下诏说："年高长者，是人们所应当尊敬的对象；鳏寡孤独、无所依靠之人，是人们所应当怜悯的对象。特此著为法令：凡年满八十岁以上、八岁以下，以及怀有身孕尚未生产之人，乐师、侏儒这类应当受审拘押之人，一律予以宽松看管、不必用刑具拘束。"到孝宣帝元康四年，又下诏说： "朕念及那些年高的老人，须发牙齿都已经脱落，血气也已经衰竭，他们本就没有什么暴虐悖逆之心，如今却有的人依旧陷入法网之中、被囚禁在牢狱之内，不能安享天年，朕对此深感怜悯。从今以后，凡是年满八十岁以上的老人，只要不是诬告他人、杀伤他人的重罪，其余罪过一律不予追究定罪。"到成帝鸿嘉元年，又确定法令："凡年龄不满七岁的幼童，即便犯下打斗杀人以及应处死罪的重罪，也须先上报廷尉知晓，方可获准减免死罪。"这正与"三赦"之中怜悯年幼体弱、年老昏聩之人的精神相合。以上这些，都是法令逐渐趋于稳定完善、接近古制而又便利于百姓的具体体现。 孔子说："如果有真正的圣王出现，也必定要经过一代人（三十年）的时间才能真正实现仁政；若是有贤德之人治理国家，也要历经百年，才能真正做到消除残暴、废止杀戮。"这句话是说，圣明的君王承接衰败混乱的局面而兴起，用德教来施加于百姓，逐渐加以变革感化，也必定要经过一代人的时间，仁政之道才能真正成就；至于贤德之人，虽算不上真正的圣王，可即便如此，也依旧要历经百年，才能真正做到消除残暴、废止杀戮。这正是治理国家所应遵循的基本规律与进程。如今汉朝的国运正当极盛之时，历经二百多年，若考察从昭帝、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这六代之间的情况，判处死刑的案件，大约每年一千多人之中才有一人，被判处耐罪以上直到斩去右脚这类较重刑罚的，则要多出三倍有余。古人曾说过："满堂宾客一同饮酒欢庆，可若有一个人独自面壁而泣，那么满堂之人便都会因此而感到不快乐。"君王对于天下百姓而言，正好比是一堂之内的宾主关系一般，所以只要有一个人未能得到公正的对待，君王便理应为此而心生凄怆哀伤。如今各郡国之中每年因受刑而死的百姓多达数万人，天下的监狱多达两千多所，这其中含冤而死的人数究竟有多少，实难一一详加核查，可即便如此，监狱之中却从未减少过一名囚犯，这正是天地间的祥和之气始终未能真正普遍融洽的缘故啊。 推究狱讼刑罚之所以如此繁多的根本原因，正是因为礼教未能真正确立，刑法也未能真正明晰，百姓大多陷于贫穷，豪强之人则一味谋求私利，奸邪之事又不能及时查获惩处，狱讼诉讼因此难以真正做到公平公正所导致的。《尚书》说"伯夷降下法度典章，教导百姓审慎用刑"，这是说要靠制定礼制来遏止刑罚的滥用，就如同修筑堤坝来防范洪水泛滥一般。如今堤坝早已残破倾颓，礼制也未能真正确立；死刑的施用超出了应有的限度，而较轻的刑罚却又容易被人触犯；饥寒交迫之时接踵而至，百姓在走投无路之下便容易铤而走险、逾越法度；豪强之人擅自谋取私利，甚至成为奸邪之徒的庇护之所，使得奸邪之事有了隐匿藏身之处，于是这类恶行便日渐习以为常、愈发蔓延扩大：这正是刑罚之所以如此繁多的根本原因。孔子说："古代真正通晓法律的人能够减省刑罚的施用，这才是治本之道；如今那些自称通晓法律的人，只求做到有罪必罚、不使罪犯漏网，这不过是舍本逐末的做法罢了。"孔子又说："如今审理案件的人，总想方设法要置人于死地；古代审理案件的人，却总想方设法要保全人的性命。"与其错杀无辜之人，倒不如宁可放过真正的罪人。如今掌管刑狱的官吏，上下相互驱使督促，都把严苛刻薄当作精明能干的表现，判案从重的反倒能借此获取功名，判案公平持中的官吏反倒常常招致后患。俗话说："卖棺材的人总盼望着一年到头都有瘟疫流行。"这并非是他真心憎恨旁人、想要置人于死地，只是因为他的利益恰好在于人死之后才能获利罢了。如今掌管刑狱的官吏想要陷害构陷他人，其中的道理也正与此相同。以上这五种弊病，正是导致如今狱讼刑罚案件格外繁多的根本原因啊。 荀卿论述刑罚之道，说得实在是精辟啊！他说："世俗之中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上古太平之治的时代并没有真正的肉刑，只有一种'象刑'——用画上特殊图案的衣冠来代替黥面之刑，用草鞋、赭色囚衣、不加镶边的服饰来代替其余的刑罚，这种说法其实是不对的。如果说上古真的是太平之治的时代，那么难道就没有人会触犯法律吗？若果真如此，又何止是没有真正的肉刑呢，恐怕连所谓的'象刑'也用不上了。若说确实有人触犯了法律，却仅仅对他施加这样轻微的象征性刑罚，那便等于是杀人者不必偿命、伤人者不必受刑了。罪行明明极为深重，可刑罚却极为轻微，百姓因此便不再心怀畏惧，天下也就没有比这更混乱的事情了。凡是制定刑罚的根本用意，本就是要用来禁绝暴行邪恶，同时也要惩戒那些为非作歹、犯上作乱的行为。如今若杀人者不必偿命、伤人者不必受刑，这就等于是在优待纵容暴徒、宽纵姑息恶人了。所以这种所谓的'象刑'，绝非真正产生于上古太平盛世，反倒恰恰是产生于当今这个混乱衰败的时代啊。凡是爵位官职、赏赐荣宠、刑罚惩戒，都应当依照相应的类别彼此对应相称。任何一个环节若出现名实不符的情形，那便是祸乱产生的开端。德行与地位不相称，才能与官职不相称，赏赐与功劳不相称，刑罚与罪行不相称，这世上再没有比这更不祥的事情了。征讨暴徒、诛灭悖逆之人，正是治理天下所应有的威严所在。杀人者偿命，伤人者受刑，这是历代君王共同遵循的法则，可至今却没有人能真正追溯考究这套法则的由来。所以治世之中刑罚往往较重，乱世之中刑罚反倒往往较轻，这是因为在治世之中触犯法律理应罪加一等，而在乱世之中触犯法律的罪责本就相对较轻的缘故。《尚书》上说'刑罚的轻重要随时代的不同而有所变化'，说的正是这个道理。"所谓"象刑惟明"（象征性的刑罚务求彰明），说的其实是效法上天运行之道来制定刑罚，又哪里真的会有什么草鞋赭衣之类的象征性刑罚呢？ 荀卿这番话既然说得如此精辟，那么再依据世俗之说来进一步论述：大禹承继唐尧、虞舜之后，自认为世道人心已经不如从前淳厚，因而才制定了肉刑，商汤、周武王也顺应时势沿用了这套刑罚，正是因为当时的风俗已经比唐尧、虞舜之时更为浇薄的缘故。如今汉朝承继的是周朝衰败、暴秦极度败坏之后的余绪，风俗已经比夏商周三代更为浇薄了，可我们如今施行的却是唐尧、虞舜之时的刑罚制度，这就好比用轻便的马嚼子去驾驭一匹狂奔暴烈的骏马一般，完全违背了因应时势、挽救时弊的本意啊。况且当初废除肉刑，本意是想要借此保全百姓的性命，可如今废除了黥、劓、刖这些肉刑之后，却把原本判处这些肉刑的罪犯，转而都判处成了死刑。用死刑来蒙蔽百姓、使他们身陷绝境，这已经完全失去了当初废除肉刑、施恩于民的本意了。所以如今每年因此而死的人多达上万，这正是刑罚过重所导致的结果。至于那些翻墙钻洞的盗贼、一时愤怒而伤人的凶徒、男女之间的淫乱之事、官吏徇私舞弊贪赃枉法这类罪行，仅凭剃发戴钳这样的轻刑，又怎么能够真正起到惩戒的作用呢？所以如今每年受这类轻刑处罚的人也多达十万之数，百姓既已不再畏惧刑罚，又根本不以此为耻，这正是刑罚过轻所滋生的弊病。所以如今世俗之中所谓的'能吏'，公然把诛杀盗贼当作树立威严的手段，专擅杀戮之人反倒被视为能够胜任其职，真正奉公守法之人反倒被视为无所作为，这样一来，名实混淆、制度受损的情形，实在是难以一一列举详述。因此法网虽已如此严密，可奸邪之事却依旧无法真正堵塞禁绝；刑罚虽已如此繁多，可百姓却愈发变得怠慢轻忽。这正是即便经过一代人的时间仍未能真正实现仁政、即便经过百年也仍无法真正消除残暴的根本原因所在，实在是因为礼乐教化尚有欠缺、而刑罚的施用又未能真正端正得当所致啊。难道不应当认真思考一下如何才能真正正本清源的方略吗？理应删削修订律令，编纂成两百章，用来对应死刑（大辟）。至于其余按罪行轻重排列的条文，古代原本判处生刑（非死刑）、而如今却触犯死罪的这类情形，都可以招募罪犯以肉刑来代替死刑。至于伤人及盗窃、官吏收受贿赂徇私枉法、男女淫乱这类罪行，都恢复施行古代的肉刑，合计编纂为三千章。至于那些巧言诋毁欺骗、援引比附而定罪的琐碎细密的法律条文，则应全部予以删除废止。如此一来，刑罚便既足以令人心生畏惧，法禁又容易被人所回避规避，官吏也不会再擅自专断杀戮之权，法律也不会再有前后矛盾的漏洞，刑罚轻重都能与罪行相称，百姓的性命也能因此得以保全，这样便真正符合了刑罚适中的原则，能够真正促成天人之间的和谐，顺应稽考古制的精神，成就那太平祥和、时雍协和的教化气象。虽然像成王、康王之时那样刑罚完全搁置不用的太平盛世恐怕一时还难以真正达成，可孝文帝时期那样一年只判决四百起案件的清明气象，倒是大概还能够企及的。《诗经》说"适宜于百姓、适宜于众人，便能承受上天所赐的福禄"。《尚书》说"能够建立功业、成就事业，便可以享有长久的国运"。这正是说，凡是施政能够真正适宜于百姓的，功业一旦成就，国运便能承受上天所赐的福禄、绵延长久，这正是所谓"天子一人有善德，天下万民都能因此而受益"的道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