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十四 食貨志 第四

【卷二十四 食货志 第四】 【上篇·食】 《洪范》所记的"八政"之中，第一是"食"，第二是"货"。"食"指的是耕种五谷等可以食用的农产品，"货"指的是布帛这类可以穿用的物品，以及金属货币、龟甲、贝壳这类用来分配财富、流通有无的中介之物。这两者，是养育百姓的根本，早在神农氏之时便已兴起。"砍削木料制成犁头，煣曲木料制成犁柄，用耒耜耕作的便利来教导天下百姓"，于是粮食便得以充足；"正午之时开设集市，招徕天下的百姓，汇聚天下的货物，彼此交易之后各自散去，人人都能得其所需"，于是货物便得以流通。粮食充足、货物流通，然后国家才能真正殷实、百姓才能真正富足，教化也才能因此而成就。黄帝以后，历代先王都能"通晓事物变化之理，使百姓乐于劳作而不知疲倦"。唐尧命羲和四子"恭敬地把时令节气传授给百姓"，虞舜命后稷解救"黎民百姓最先面临的饥荒之患"，这些都是为政之道的首要之务。大禹平治洪水，划定九州，规划土地田亩，各自依据物产远近的实际情况来确定贡赋，互通有无，天下万国因此都得以治理安定。殷商、周朝的兴盛之世，《诗经》《尚书》所记述的，其要旨都在于安定百姓、使百姓富足然后再加以教化。所以《周易》说："天地间最伟大的德行叫做'生'，圣人最珍贵的宝物叫做'位'；靠什么来守住这个位子呢，靠的是仁德；靠什么来聚合民心呢，靠的是财富。"财富，正是帝王用来聚合民心、守住权位、养育成就芸芸众生、奉行顺应天德、治理国家安定百姓的根本所在。所以说："不必担忧财富稀少，而应担忧分配不均；不必担忧生活贫困，而应担忧局势不安；因为分配均衡便不会有真正的贫穷，上下和睦便不会真正感到稀少，局势安定便不会有倾覆的危险。"因此圣明的君王划定百姓的居所，修筑城郭让他们安居，制定庐舍井田的制度使他们得以均衡分配，开设市集使货物得以流通，设立庠序使百姓得以受教；士、农、工、商，四类百姓各有自己的本业。凭学问而居官位的称为"士"，开垦土地种植谷物的称为"农"，制作精巧器具的称为"工"，流通财物、买卖货物的称为"商"。圣明的君王衡量各人的才能授予相应的职事，四类百姓各自尽力承担相应的职责，因此朝廷之中没有荒废的官职，乡邑之中没有游手好闲的百姓，土地也没有荒芜闲置的情形。 治理百姓的根本之道，在于使百姓安土定居。所以必须确立步、亩的丈量标准，端正田界的划分。六尺为一步，百步为一亩，百亩为一"夫"（一户所受的田），三夫为一"屋"，三屋为一"井"，一井方圆一里，共计九夫的田地。八户人家共用一井，各自领受私田百亩、公田十亩，合计共八百八十亩，剩余二十亩作为庐舍宅基。这样一来，百姓出入相互友爱，防守瞭望相互扶助，疾病之时相互救济，百姓因此和睦相处，教化也因此得以整齐划一，劳役与生产也因此能够公平分配。 百姓所受的田地，上等田每夫百亩，中等田每夫二百亩，下等田每夫三百亩。年年都能耕种的称为"不易上田"；每隔一年休耕一次的称为"一易中田"；每隔两年休耕一次的称为"再易下田"，第三年再重新耕种，各自轮换耕作自己的田地。农户之中除了户主本人已经受田以外，家中其余的成年男子作为"余夫"，也同样按人口领受相应的田地。士、工、商这几类人家所受的田地，须以五口人合计才相当于一名农夫应受的份额。这是就平坦土地可以作为通行标准的情形而言的。至于山林沼泽、原野丘陵、盐碱贫瘠之地，则各按肥沃贫瘠的程度多少而有所区别。田地既要征"赋"又要征"税"。"税"指的是公田十分之一的收成以及工商、山泽虞官所缴纳的收入。"赋"用来供给车马、甲兵、士卒徭役的开支，用来充实府库、供给赏赐之用。"税"用来供给郊祀、社稷、宗庙、百神的祭祀，以及天子奉养、百官俸禄、各项政务的费用。百姓年满二十岁开始受田，年满六十岁归还田地。年满七十岁以上的老人，由官府负责供养；十岁以下的幼童，由官府负责抚养教导；十一岁以上的少年，由官府负责督促其强健体魄。种植谷物必须混种五种谷物，用来防备灾害。田地之中不得种植树木，以免妨碍五谷的生长。要勤奋耕作、多次除草，收获谷物之时要像防备贼寇偷袭一样迅速抢收。回到庐舍之后要栽种桑树，蔬菜要开辟畦圃种植，瓜果要种植在田界的边缘地带。饲养鸡、猪、狗这类家畜不能耽误其应有的繁育时节，妇女要专心从事养蚕纺织，这样一来，五十岁的老人便可以穿上丝绸，七十岁的老人便可以吃上肉食了。 乡野之中的居所称为"庐"，城邑之中的居所称为"里"。五家为一"邻"，五邻为一"里"，四里为一"族"，五族为一"党"，五党为一"州"，五州为一"乡"。一乡共有一万二千五百户。邻长的官阶相当于下士，从此往上，每级依次递升一等，一直到乡一级便相当于卿的地位了。里中设有"序"，乡中设有"庠"。"序"用来彰明教化，"庠"则用来践行礼仪、考察教化的成效。春天要命百姓全部出发到田野中耕作，冬天则要全部返回城邑之中居住。《诗经》上说："正月初，便要开始下地劳作，带着我的妻儿一同前往，把饭食送到南边的田地里。"又说："十月里，蟋蟀已经躲进我的床底下，可叹我这一家老小，眼看着年岁又要更替了，快回到这屋里安顿下来吧。"这些诗句正说明了顺应阴阳时令、防备寇贼侵扰、习练礼仪文教的道理。春季、秋季百姓外出耕作之时，里胥要在天刚亮时便坐在右边的门塾之中，邻长也坐在右边的门塾之中，等百姓全部出发以后才各自归去，傍晚归来之时也是同样的程序。归来之人必须携带柴薪，轻重之物要相互分担，头发花白的老人不必亲自提携重物。冬天，百姓已经全部返回城邑以后，同一巷子里的妇女便相约一同在夜间纺织，这样一年之中女子从事纺织的天数可以多达四十五天。之所以要相约一同纺织，是为了节省照明用的柴火开支，也可以借此相互切磋技艺、统一风俗习惯。男女之间若有姻缘未能顺遂如愿的，也可以借此相互对歌吟咏，各自倾诉心中的哀伤。 这个月，家中的其余子弟也要在乡序之中学习。八岁入小学，学习六十甲子、五方地理、书写计算这类基础知识，开始懂得家庭内部长幼尊卑的礼节。十五岁入大学，学习前代圣王的礼乐典章，从而懂得朝廷之中君臣之间应有的礼仪。其中若有才学出众之人，便可以从乡学之中转入庠序继续深造；庠序之中若又有出类拔萃者，便可以进一步转入国都的太学深造。各诸侯国每年都要把庠序之中最为优异的学子推荐给天子，让他们进入太学深造，这样的人才被称为"造士"。若品行相当、才能相仿，便通过射箭比试来加以甄别，然后才授予相应的爵位官职。 孟春正月，冬季群居在城邑中的百姓即将各自散去、返回田野之时，负责采风的行人官便手持木铎在道路上巡行宣告，用来采集民间的歌谣，然后进献给太师，配合音律加以整理，再上呈给天子知晓。所以说圣明的君王即便不曾亲自窥探门窗，也能知晓天下的民情。 以上这些便是先王规划土地、安置百姓、使其富足然后再加以教化的大致方略。所以孔子说："治理一个拥有千乘兵车的国家，要恭敬谨慎地处理政事、取信于民，节约用度、爱护百姓，役使百姓要顺应农时。"因此百姓都能勤勉致力于本业、乐于从事自己的营生，先顾及公家的事务而后再顾及自己的私事。《诗经》上说："浓云滚滚而起，密雨徐徐而降，先滋润了我们的公田，然后才降及我们的私田。"百姓耕作三年，便能积余下一年的粮食储备。衣食既已充足，百姓便能懂得荣辱之分，廉洁谦让的风气因此兴起，争讼诉讼的事情也因此止息，所以每隔三年便要考核一次政绩。孔子说："如果真有人肯任用我，一年之内便能初见成效，三年便能真正大功告成"，说的正是这样成就的功业。经过三次考核以后进行黜陟升降，若能积余三年的粮食，业绩有所提升便称为"登"；两次"登"则称为"平"，可积余六年的粮食；三次"登"则称为"泰平"，历经二十七年，可积余九年的粮食。达到这般境地以后，德行教化便能真正普遍浸润天下，礼乐制度也才能因此而真正成就。所以说"如果有真正的圣王出现，也必定要经过一代人的时间才能真正实现仁政"，说的正是这样的道理。 周王室衰落以后，暴虐的君主、贪污的官吏轻慢了田界的划分，繁重的徭役横加征发，政令也失去了公信力，上下之间相互欺诈，公田因此荒废无人耕治。所以鲁宣公才推行"初税亩"这样的新税制，《春秋》对此加以讥刺。于是在上位者贪婪、百姓心怀怨恨，灾害因此频发、祸乱也随之兴起。 礼制江河日下，一直到战国之时，天下人开始崇尚欺诈权谋、轻视仁义道德，先追求富有然后再讲求礼让。当时，李悝为魏文侯制定了"尽地力"的教令，他认为：一块方圆百里的土地，总面积共九万顷，除去山泽、城邑居所占用的三分之一，实际可耕种的田地共六百万亩，若能勤谨耕作，每亩可增产三升；若不勤谨耕作，每亩也会因此减产三升。一块方圆百里的土地，因勤惰之别所带来的粮食增减，便可高达一百八十万石之多。李悝又说：粮价若过高会伤害百姓，粮价若过低则会伤害农民；百姓受害便会流离失散，农民受害则会导致国家贫困。所以粮价过高与过低，对国家的损害其实是一样的。真正善于治理国家的人，要使百姓不受损害而农民更加勤勉。如今一户农家人口五口，耕种田地百亩，一年每亩收成一石半，共计粮食一百五十石，除去十分之一的赋税十五石，剩余一百三十五石。若按每人每月食用一石半计算，五口人一年共需消耗粮食九十石，剩余四十五石。粮食每石三十钱，折合钱一千三百五十钱，除去社祭、闾祭、尝新祭、春秋祭祀这些开支共三百钱，剩余一千零五十钱。衣着方面，每人大约需要用钱三百，五口人一年共需一千五百钱，尚且不足四百五十钱。至于不幸遭遇的疾病死丧这类开支，以及朝廷的赋税征收，还都尚未计算在内。这正是农夫之所以常常陷入困顿、心生不愿勤于耕作之念的原因所在，也正是导致粮价飞涨到极为昂贵地步的根源所在。因此真正善于平抑粮价的做法，必须谨慎地观察每年收成属于上等、中等还是下等年景。丰收之年若收成达到平常的四倍，可积余四百石；中等收成年份若达到三倍，可积余三百石；下等收成年份若达到两倍，可积余一百石。若是小灾之年，收成只有一百石；中等灾年，只有七十石；大灾之年，只有三十石。所以遇到大丰收之年，官府就应当收购三分之一、留下市场自行流通三分之二；中等丰收之年就收购二分之一；下等丰收之年就收购三分之一，使百姓的口粮恰好够用、粮价平稳便可停止收购。遇到小灾之年，就发放小丰收之年所积储的粮食；中等灾年，就发放中等丰收之年所积储的粮食；大灾之年，就发放大丰收之年所积储的粮食，将其平价出售。这样一来，即便遇到饥荒水旱之灾，粮价也不至于飞涨、百姓也不至于流离失散，因为这正是取有余以补不足的道理啊。这套办法在魏国推行以后，魏国因此变得富强起来。 到秦孝公任用商鞅，废除了井田制，开辟了阡陌纵横的田地界限，急切地推行奖励耕战的政策，虽然这已经不是古代的正道，可也正因为致力于农业这一根本产业的缘故，秦国得以倾轧邻国、称雄于诸侯之中。然而先王的礼制却因此彻底消亡，僭越失度的现象也随之泛滥。平民百姓之中富有者积累的财富多达上万，而贫困者却只能以酒糟米糠为食；诸侯国之中强大者兼并州郡疆域，而弱小者则丧失了自己的宗庙社稷。到秦始皇之时，最终吞并了天下，对内大兴土木工程，对外征讨驱逐夷狄，征收高达三分之二的赋税，征发闾左的贫苦百姓去戍守边疆。男子拼命耕作却仍不足以供给粮饷，女子拼命纺织却仍不足以供给衣物。耗尽了天下的资财来供奉他的统治，却依旧无法满足他的欲望。海内百姓因此愁苦怨恨，最终揭竿而起、背叛了秦朝的统治。 汉朝兴起以后，承继着秦朝败坏的遗绪，各路诸侯纷纷并起，百姓因此失去了正常的营生，天下发生了大规模的饥荒。当时米价每石高达五千钱，出现了人吃人的惨状，死者超过了半数。高祖于是下令允许百姓卖儿卖女，前往蜀地、汉中就食谋生。天下既已平定，百姓却没有任何积蓄储备，甚至连天子自己都凑不齐四匹毛色相同的马来拉车，而将相之中有的人竟只能乘坐牛车出行。皇上于是与民约法、减省禁令，减轻田租，实行十五税一的税率，同时衡量官吏的俸禄、核算官府的用度，以此来向百姓征收赋税。而山川、园林、池沼、市集这类租税收入，从天子一直到受封汤沐邑的贵族，都各自作为私人的奉养费用，不计入天子的正式经费之中。从关东漕运粮食来供给京城中央各官署，每年不过数十万石。到孝惠帝、高后当政之间，百姓的衣食日渐丰足。文帝即位以后，亲自践行节俭之道，一心思虑如何安定百姓。当时百姓的风气还残留着战国时代的余习，都背离本业、追逐末利，贾谊因此向皇上进言说： 管子说过"仓库充实，百姓才能懂得礼节"。百姓生活不足却还能治理好国家的情形，从古至今，从来不曾听说过。古人曾说过："一个男子不去耕种，便有人可能因此而受饥；一个女子不去纺织，便有人可能因此而受寒。"万物的生产是有时节限制的，可若消耗使用起来却没有节制，那么物力必定会因此而枯竭。古代治理天下之人，考虑事情极为细致周密，所以他们积蓄的储备才足以依恃。如今天下百姓背离根本、追逐末业，靠消耗粮食为生的人极多，这正是天下的大祸患；奢靡放纵的风气，日渐滋长蔓延，这正是天下的大祸害。这种残害与祸患公然横行，却无人能够加以制止；国家的重大命脉将要因此而枯竭泛滥，却无人能够加以拯救挽回。从事生产的人极少，而耗费挥霍的人却极多，天下的财富物产又怎能不因此而枯竭呢！汉朝建立至今已经将近四十年了，可无论是官府还是民间的储备，依旧令人深感痛心哀伤。一旦错失农时、天不降雨，百姓便会惶惶不安、狼顾徘徊；一旦年成歉收、粮食歉收，百姓便只得请求出卖爵位、卖儿卖女以求生存。这些情形陛下想必也早有耳闻，天下危亡的迹象已是如此危急，可在上位者却始终不曾为此感到惊惧，这样的事情真是从未有过啊！ 世间总会有丰年与荒年的交替，这本是上天运行的常道，即便是大禹、商汤那样的圣王，也都曾遭逢过这样的境况。如今若不幸遭遇方圆两三千里的大旱灾，国家又将拿什么来加以救济呢？若突然之间边境有了紧急战事，动辄需要调派数十万乃至上百万的军队，国家又将拿什么来供给他们呢？一旦兵灾与旱灾相互交织袭来，天下财力便会因此而极度枯竭，那些勇武有力之人便会趁机聚众横行劫掠，疲惫瘦弱的老弱百姓甚至会出现交换子女来吞食其骨肉的惨剧。政治教化尚未能真正周遍畅达之时，远方那些心怀疑虑不服之人便会趁机纷纷并起、争相作乱，等到那时才惊惶失措地图谋应对之策，又怎么可能来得及呢？ 积蓄储备，正是关系天下存亡的重大命脉所在。倘若粮食充足、财力有余，还有什么事情办不成呢？以此进攻，则无往不克；以此防守，则固若金汤；以此作战，则战无不胜。招怀敌国、安抚远人，又有什么样的号召不能实现呢？如今驱使百姓归农，都能安心从事根本的农业生产，使天下百姓都能各自凭借自己的劳力自给自足，那些从事末业、四处游荡混饭吃的人也都转而归附到田间劳作，那么储备积蓄便会因此而充足，人人也都能各自安乐于自己的营生了。本来完全可以借此使天下变得富足安定，可如今却让局势陷入如此岌岌可危的境地，臣私下里实在是为陛下深感惋惜啊！ 于是文帝被贾谊这番话所打动，开始开辟"籍田"，亲自耕作以此来劝勉督促百姓务农。此后晁错又向皇上进言说： 圣明的君王在上位统治，百姓之所以不至于挨饿受冻，并不是因为君王能够亲自耕种粮食来供他们食用、亲自纺织布匹来供他们穿用，而是因为君王能够为百姓开辟出获取资财的门路。所以唐尧、大禹之时曾遭逢连续九年的水灾，商汤之时曾遭逢连续七年的旱灾，可国家却没有出现流离失所、瘦弱死亡的百姓，这正是因为当时的积蓄储备十分充足、事先便已有所防备的缘故啊。如今海内已经统一为一体，土地与百姓的规模丝毫不逊色于商汤、大禹之时，再加上又没有连年发生的水旱天灾，可积蓄储备却依旧未能达到应有的水平，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土地还有尚未充分利用的潜力，百姓还有尚未充分发挥的余力，能够生产粮食的土地尚未全部开垦，山林沼泽的物产尚未全部开发利用，游手好闲、混饭吃的百姓也尚未全部归附到农业生产之中。百姓一旦贫困，奸邪之事便会随之而生。贫困的根源在于物资不足，物资不足的根源在于不事农业生产，不事农业生产便无法安土定居，无法安土定居便会轻易背离乡土、抛弃家业，百姓因此如同鸟兽一般四处流窜，即便有高大的城墙、深邃的护城河，有严酷的法令、沉重的刑罚，也依然无法真正加以禁止。 对于挨冻之人来说，穿衣之时根本不会计较是否轻软保暖；对于挨饿之人来说，饮食之时也根本不会计较是否甘美可口；饥寒一旦真正逼近自身，人便再也顾不上什么廉耻了。人之常情，一天之中若不能吃上两顿饭便会感到饥饿，一年到头若没有添置新衣便会感到寒冷。腹中饥饿却得不到食物，肌肤受寒却得不到衣物遮蔽，即便是慈爱的母亲也无法保全自己的孩子，君王又怎么能够真正拥有自己的百姓呢！英明的君主深知这个道理，所以致力于督促百姓从事农桑，减轻赋税征收，广泛积蓄储备，用来充实粮仓，以防备水旱之灾，这样一来百姓才能真正被君王所拥有。 百姓，全在于在上位者如何加以引导管理，他们追逐利益就如同水向低处流淌一般，不会择地而止、四方皆可趋附。珠玉金银这类物品，饥饿之时不能用来充饥，寒冷之时也不能用来御寒，可众人却依旧珍视它们，这是因为在上位者用它们来作为交易媒介的缘故。这类物品体积轻巧、容易收藏，握在手中便可以，携带它们便可以周游天下而无饥寒之患。这就使得臣子容易轻易背弃自己的君主，百姓也容易轻易离开自己的家乡，盗贼因此有了作案的诱因，逃亡之人也因此获得了便于携带的资财。粮食布帛，则生长于土地之中，随时节而成长，凝聚着人力的辛劳，绝非一朝一夕便能生产出来的；即便只是几石的重量，一般人也难以负担搬运，因此不会成为奸邪之徒觊觎的对象，可一旦一天没有获得它们，饥寒便会立刻降临。因此英明的君主总是看重五谷粮食，而轻视金玉这类财物。 如今一户拥有五口人的农家，其中能够承担各种劳役的不少于两人，其中能够真正下地耕作的却不过百亩，而百亩田地的收成也不过百石。春天要耕种，夏天要除草，秋天要收获，冬天要储藏，还要砍伐柴薪，修缮官府的建筑，供给各类徭役；春天不能躲避风沙尘土，夏天不能躲避酷暑炎热，秋天不能躲避阴雨连绵，冬天不能躲避严寒冰冻，一年四季之中没有一天真正得以休息；此外还要自己张罗迎来送往、吊唁死者、探视病人这类人情往来，抚养孤儿、照顾年幼子女这些事务也都夹杂在其中。辛勤劳苦到了这般地步，可若再遭逢水旱之灾，加上官府苛急暴虐的政令、不按时节的横征暴敛，早上颁布的命令傍晚便又更改。当他们拥有一些物品之时，往往只能半价贱卖；一旦没有物品可卖，便只能借取加倍利息的高利贷，于是就出现了变卖田宅、卖儿卖女来偿还债务的惨状。而那些商人之中财力雄厚的，囤积居奇、坐收加倍的利息，财力较小的，也能坐守店铺贩卖货物，凭借囤积居奇、投机取巧的手段，每天悠闲地游走于都市之中，趁着官府征发赋役的紧急时机，把自己囤积的货物加倍高价卖出。所以商人之中的男子不必耕种，女子不必纺织，穿的却一定是绫罗绸缎，吃的却一定是精米肥肉；没有农夫那般辛劳的痛苦，却能获取阡陌之间百倍的利润。他们凭借着这份富厚的财力，与王侯权贵相互交结往来，势力甚至超过了地方官吏，以逐利之心相互倾轧较量；他们千里之外四处游历经商，车马冠盖络绎不绝，乘坐着最结实的车驾、驱策着最肥壮的骏马，脚踏丝履、身披细绢。这正是商人之所以能够兼并农人土地、农人之所以流离失所的根本原因啊。 如今的法律轻贱商人，可商人却早已因此而富贵；法律尊崇农夫，可农夫却早已因此而贫贱。所以世俗所看重的，恰恰正是君主所轻贱的；官吏所鄙视的，恰恰正是法律所尊崇的。上下之间彼此相反，好恶取向也相互背离，若还想要借此使国家富强、法度确立，那是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当今最紧要的政务，莫过于让百姓致力于农业生产罢了。想要让百姓致力于农业，关键在于要抬高粮食的价值；抬高粮食价值的方法，关键在于让百姓能够用粮食来换取赏罚。如今可以招募天下百姓向朝廷缴纳粮食，缴纳者可以借此获得爵位，也可以借此赎免罪责。如此一来，富人可以得到爵位，农民可以获得钱财，粮食也能因此得以流通疏散。凡是能够缴纳粮食来换取爵位的人，都必定是家中有余粮之人；从有余粮的人手中征取粮食，用来供给朝廷之用，那么贫苦百姓的赋税负担便可以因此而减轻，这正是所谓损有余而补不足、既能颁布政令又能真正惠及百姓的良策啊。这套办法顺应了民心，可以带来三方面的补益：一是朝廷的用度因此充足，二是百姓的赋税因此减少，三是农业生产因此得到鼓励。如今若下令凡是拥有一匹车马的百姓，可以免除三人的兵役徭役。车骑马匹，本是天下军事武备的重要物资，所以要给予免役的奖励。神农氏的教诲说过："即便拥有十仞高的坚固石城，宽达百步的滚烫护城河，百万披甲的士卒，可若是没有粮食储备，也终究无法真正守住这座城池。"由此看来，粮食，正是君王治国最重大的资用，是为政的根本要务所在。如今若命百姓缴纳粮食便可换取爵位、直至五大夫以上，也不过才能免除一个人的徭役罢了，这与献纳车马所能获得的功效相比，实在是相差甚远。而爵位，本就是君王所独有专擅之物，只需一句话便可颁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粮食，则是百姓亲手所种植出来的，产自土地而不会真正匮乏。获得高等的爵位、免除应有的罪责，都是人人所极力盼望获得的东西。若能让天下百姓向边境缴纳粮食，来换取爵位、免除罪责，用不了三年，边塞一带的粮食储备必定会因此而变得十分充盈了。 于是文帝采纳了晁错的这番建议，下令百姓向边境缴纳粮食，缴纳六百石便可获得"上造"的爵位，此后逐渐递增，缴纳四千石可获得"五大夫"的爵位，缴纳一万二千石可获得"大庶长"的爵位，各自依据缴纳数量的多少来划分相应的等级。晁错又上奏说："陛下有幸让天下百姓向边塞缴纳粮食来换取爵位，这实在是十分宏大的恩惠。臣私下里担忧边塞士卒的口粮尚且不足，还不至于需要大量疏散天下的粮食储备。若边塞的粮食储备已足以支撑五年之用，便可以让百姓改为向各郡县缴纳粮食了；若已足以支撑一年以上的用度，便可以适时颁布赦令，不再征收农民的租税。如此一来，皇恩浩荡便能真正施及万民百姓，百姓也会因此而更加勤于农事。这样一来，即便遇上战事徭役，或是遭逢水旱之灾，百姓也不至于因此而陷入困顿匮乏，天下也能因此而长治久安；等到年成丰收美好之时，百姓便能因此而大为富足安乐了。"文帝再度采纳了他的建议，于是下诏减免了百姓十二年间一半的租税。第二年，更是彻底免除了百姓田地的租税。 此后过了十三年，到孝景帝二年，又下令百姓只需缴纳一半的田租，也就是三十税一。此后，上郡以西发生旱灾，朝廷又重新恢复了卖爵的法令，并降低了爵位的价格标准来招徕百姓；同时也允许被判处劳役刑的刑徒通过缴纳粮食给官府来免除罪责。这一时期开始设立苑马来扩充马政的用度，宫室、离宫别馆、车马仪仗也日渐增修完善。可即便如此，朝廷依旧屡屡告诫有关官吏要以农事为重，百姓因此也乐于安守自己的本业。一直到武帝初年的七十年间，国家太平无事，除非遭逢水旱之灾，否则百姓大多家给人足，各地都城乡邑的粮仓无不装得满满当当，府库之中也都有富余的财物。京师所藏的钱财累计多达上百巨万，穿钱的绳子都因年久而朽烂断裂、以致无法真正清点核算。太仓之中的粮食新谷压着陈谷、层层堆积，甚至满溢到露天堆放在外，以致腐败变质而不能食用。普通百姓的街巷之中随处都能见到马匹，田间阡陌之上更是成群结队，若是骑乘母马外出，甚至会被人排斥、不能与人相聚会。看守里巷的普通百姓也能吃上精米肥肉；担任小吏的人甚至能让子孙世代承袭这份差事；身居官职的人，甚至以自己的官职作为家族姓氏的称号。人人都懂得自爱、慎于触犯法令，都以践行道义为先、把犯罪受辱当作耻辱。在这样的年代，法网虽然疏简，百姓却依旧富足，可等到百姓凭借财富骄纵放肆之时，也出现了兼并土地、结党营私的豪强之徒，凭借武力在乡里之间横行霸道、擅自裁断是非的情形。宗室诸侯有封地，公卿大夫以下也争相追逐奢靡的生活，房舍车马服饰的僭越逾制已经没有了限度。事物盛极而衰，这本就是自然的变化规律啊。 此后，朝廷对外征讨四方蛮夷，对内又大兴功业逐利之事，各类徭役开支同时兴起，百姓因此背离了农业本业。董仲舒向皇上进言说："《春秋》对于其他谷物欠收都不加记载，唯独麦子、粟米欠收才特意加以记载，由此可见圣人在五谷之中最看重的正是麦子与粟米。如今关中一带的风俗却不喜好种植麦子，这正是有违《春秋》所看重之事的做法，也是损害百姓生计的一大缺失。臣愿陛下能够特意下诏大司农，让关中的百姓多种植冬小麦，命令不要耽误农时。"董仲舒又说："古代向百姓征税不超过十分之一，这样的征收要求容易满足；役使百姓的劳役不超过三日，这样的力役负担也容易承受。百姓的财力对内足以奉养父母、克尽孝道，对外足以侍奉君上、缴纳赋税，向下也足以抚养妻儿、极尽关爱之情，所以百姓才会心悦诚服地拥护追随君上。可到了秦朝，情况却截然不同，秦朝采用商鞅的变法，改易了历代帝王的旧制，废除了井田制，允许百姓自由买卖田地，富人的田地因此连绵不绝、纵横阡陌，穷人却连插一根锥子的立足之地都没有了。加上朝廷又专擅山泽的收益，把持山林的资源，奢靡放纵、僭越了应有的礼制规格，彼此攀比、争相夸耀奢华。以至于一个乡邑之中竟能富有到如同国君一般尊贵、一个里巷之中竟能富有到如同公侯一般，普通百姓又怎能不因此而陷入困顿呢？加上又增设了'月为更卒'（每月轮流服的兵役）以及'正卒'（正规兵役），一年要屯戍边疆、一年要服力役，这样繁重的徭役是古代的三十倍之多；田租、口赋以及盐铁专卖的收益，也是古代的二十倍之多。有的农民甚至要租种豪强地主的田地，须缴纳高达十分之五的地租。所以贫苦的百姓常常只能穿上牛马才穿的粗劣衣物，吃着犬猪才吃的粗劣食物。再加上贪婪暴虐的官吏，随意妄加刑罚杀戮，百姓愁苦得无处依靠，只得逃亡到山林之中，转而沦为盗贼，穿着赭色囚衣的犯人几乎遍布道路，每年审理判决的案件多达成千上万起。汉朝建立以后，也只是沿袭了这套制度而未曾真正加以改革。古代的井田之法虽然难以骤然全部恢复施行，但理应稍微向古制靠拢，限制百姓占有田产的数量，用来救济那些田产不足之人，堵塞土地兼并的门路。盐铁专卖的收益都应当归还给百姓。废除官府蓄养奴婢的制度，废除主人擅自杀害奴婢的特权。减轻赋税征收，减省徭役负担，用来宽舒百姓的民力。这样以后，天下才能真正得到妥善的治理。"董仲舒逝世以后，各项功业开支反倒愈发繁重，天下因此虚耗凋敝，又一次出现了人吃人的惨状。 武帝晚年，追悔自己此前穷兵黩武、四处征伐的举措，于是册封丞相为"富民侯"。下诏说："当今最紧要的政务，就在于致力于农业生产。"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赵过擅长推行"代田法"，一亩田地开三条犁沟。每年轮换耕作的位置，所以称为"代田"，这其实是承袭自古代的耕作方法。后稷最早开创了这种开沟种植的方法，用两副犁具合力耕作，开出宽一尺、深一尺的犁沟，称为"甽"，这条犁沟贯穿整块田地的长度。一亩田地开三条犁沟，一名农夫一共负责三百条犁沟，把种子播撒在犁沟之中。等到禾苗长出叶片以后，逐渐锄去田垄间的杂草，同时把锄下来的浮土堆培到禾苗的根部。所以《诗经》说："有的在除草，有的在培土，黍稷因此长得茂盛繁密。"'芸'，指的是除草。'耔'，指的是培土壅根。这是说随着禾苗渐渐长壮，每次锄草都要顺带培土壅根，等到盛夏之时，田垄之间的浮土已经全部用尽，禾苗的根系也因此扎得更深，能够抵御大风与干旱，所以才能长得如此茂盛繁密。这套耕种、除草、播种所用的农具，都设计得十分便利精巧。大致以十二名农夫合力耕种一井一屋（合计三百八十亩地）的田地，须配备五顷的农具，使用双牛拉犁的耦犁，两头牛、三个人操作，一年的收成通常都能超过普通田地一斛以上，若耕作得法者甚至能加倍收成。赵过还派人到太常寺、三辅一带教授这套耕作方法，大司农署又设置了心灵手巧的官奴负责协助，为民众制作农具。俸禄二千石的地方官吏则派遣县令、县长、三老、力田之人以及乡里之中善于耕作的父老前来领取农具，学习耕种养护禾苗的方法。有的百姓苦于缺少耕牛，无法充分利用田地的水泽资源，平都县令光于是教给赵过一种由人力拉犁的方法。赵过把光的这一发明上奏朝廷、并推举他担任丞的职务，教导百姓相互雇佣、合力拉犁耕作。这套方法大致而言，人手多的一天能耕作三十亩地，人手少的也能耕作十三亩地，因此各地开垦的田地大为增加。赵过还曾尝试让驻守离宫的士卒在宫殿旁边的空地上试种，结果发现按照这套方法所收获的谷物，都要比旁边普通田地每亩多出一斛以上。此后又下令让有正式户籍的百姓在三辅地区的公田上耕种，还把这套方法教授给边境各郡以及居延城一带。从此以后，边境城池、河东、弘农、三辅、太常一带的百姓，都因这套代田法而受益，用力较少却能收获更多的粮食。 到昭帝之时，流亡的百姓逐渐回归故土，田野开垦的面积也日益增加，国家因此颇有了一些积蓄储备。宣帝即位以后，任用的官吏大多经过精心选拔贤良之才，百姓也因此安土乐业，连年丰收，粮价甚至跌到每石只需五钱，农民因此获利反倒变得微薄了。当时大司农中丞耿寿昌因为擅长运筹算计、能够谋求功利而深得皇上的宠信，五凤年间他上奏说："按照旧例，每年要从关东漕运四百万斛粮食来供给京师，需要动用六万名士卒。理应改为收购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诸郡的粮食来充分供给京师所需，这样便可以省去关东漕运士卒一半以上的开支。"耿寿昌又上奏建议把海产的赋税增加三倍，天子都采纳了他的这些建议。御史大夫萧望之上奏说："已故的御史属官徐宫家乡在东莱，他曾说往年增加海产赋税之后，鱼产便捕捞不出来了。当地的长老都说，武帝之时官府曾亲自经营渔业，海鱼便因此捕捞不出来了，后来重新把渔业交还给百姓经营，鱼产才又重新丰盛起来。阴阳之间的感应，物类之间相互呼应的道理，天下万事无不如此。如今耿寿昌想要就近收购、漕运关内的粮食，还要修建粮仓、置办船只，耗费直逼两万万钱以上，还要动用大量民力，臣担忧这会招致旱灾，使百姓深受其害。耿寿昌只不过精通商贾运筹、锱铢核算这类精细事务，可要论深谋远虑的大局观，实在是难以真正委以重任，理应暂且维持旧制不变。"皇上没有采纳萧望之的意见。结果漕运之事果然十分便利见效，耿寿昌于是又上奏建议命边境各郡都修建粮仓，在粮价低廉之时提高价格收购储存，用来惠及农民；等到粮价昂贵之时再降价出售，这便是所谓的"常平仓"制度。百姓因此深感便利。皇上于是下诏，赐予耿寿昌关内侯的爵位。而蔡癸也因擅长农事、出使各地劝勉督导农业生产，官至高位。 元帝即位以后，天下发生大水灾，关东十一个郡受灾尤为严重。元帝二年，齐地发生饥荒，粮价每石高达三百多钱，百姓大多因此饿死，琅邪郡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状。在朝为官的众多儒生大多建议撤销盐铁官营以及北假田官、常平仓，认为朝廷不应与百姓争夺利益。皇上采纳了他们的建议，把这些机构全部撤销了。此外还撤销了建章宫、甘泉宫的护卫，撤销了角抵这类游戏，撤销了齐地的三服官署，减省宫廷禁苑用地分给贫苦百姓，还把各诸侯王庙的护卫士卒减少了一半。此外还减少了关中驻军五百人，转运粮食赈济贫困的百姓。此后由于朝廷用度不足，唯独盐铁官营的机构又被重新恢复设置了。 成帝之时，天下没有战乱兵祸之事，号称一片安乐太平的景象，可当时的风气却十分奢靡，人们已不再把积蓄储备放在心上。永始二年，梁国、平原郡连年遭受水灾，出现了人吃人的惨状，当地的刺史、太守、国相因此获罪被免职。 哀帝即位以后，师丹辅佐朝政，建议说："古代的圣王无不设立井田制度，然后国家才能真正得到公平的治理。孝文皇帝承继着周朝灭亡、秦朝战乱之后的局面，天下财力空虚，所以致力于劝勉农桑、以身作则崇尚节俭。百姓从此开始逐渐富足，也还没有出现土地兼并的祸患，所以当时并未对百姓的田产及奴婢数量设置限制。如今历经数代承平已久，豪门富户以及官吏百姓中的富人，家产累计动辄数以万计，而贫弱之家却愈发困顿。大凡君子处理政事，向来看重因循旧制而慎重变革，可之所以有时仍要有所变革，正是为了挽救当下的紧急局势。眼下这套限制措施虽然也未必能考虑得十分周详，可理应大致设立一个限度才好。"天子把这项建议下发商议。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于是上奏请求："各诸侯王、列侯都可以在自己的封国之中以自己名义占有田产。列侯若居住在长安，公主可以在所属的县道占有田产，此外关内侯以及官吏百姓占有田产，都不得超过三十顷。诸侯王蓄养的奴婢不得超过二百人，列侯、公主不得超过一百人，关内侯、官吏百姓不得超过三十人。给予三年的宽限期，期满后仍有违犯者一律没收充公。"当时田宅奴婢的市价因此大幅下跌，可丁氏、傅氏两大外戚家族正当权得势，董贤又正圣眷隆盛、地位显赫，这些人都因这道诏令对自己不利而暗中阻挠。这道诏书因此被暂且搁置延后执行，最终始终未能真正推行。当时宫室苑囿、府库积藏的奢靡程度已经十分严重，百姓的财富虽比不上文帝、景帝之时那般殷实，可天下的户口数量却已达到了历史上最为兴盛的时期。 平帝驾崩以后，王莽以"居摄"之名摄政，最终篡夺了汉室江山。王莽正是趁着汉朝承平已久的基业，当时匈奴向汉朝称藩臣服，百蛮各族也都归顺臣服，凡舟车所能通达之处，无不臣服归附，府库百官的富庶，天下一片太平安乐的景象。王莽一朝之间便据有了这一切，可他的心意却始终不曾满足，反倒嫌汉家的制度过于简陋粗疏。此前汉宣帝曾赐给匈奴单于印玺，其规格与天子的印玺相同，而西南夷的钩町国也向来自称为"王"。王莽于是派遣使者更换了单于的印玺，又把钩町王贬为侯爵。这两方势力因此都心怀怨恨，开始侵犯边境。王莽于是大举兴兵，征发三十万大军，打算兵分十路同时出击，一举消灭匈奴；又招募天下的囚徒、成年男丁充作甲士，转运输送物资兵器，从沿海、长江、淮河一带一路运送到北方边境，还派使者乘坐驿车四处督促催办，海内百姓因此深受骚扰。王莽又一味动辄仿效古制，不衡量当下时势是否相宜，任意分裂改置州郡疆界，改易官职名称，还下令说："汉朝原本已经减轻了田租，实行三十税一的税率，可百姓仍常常要额外缴纳更赋，就连年老病弱之人也都要一并出资，加上豪强百姓侵夺欺凌，把田产分租给贫民、假借他人名义耕种，名义上收取三十分之一的地租，实际上却已高达十分之五的重税。富人骄横放纵而为非作歹，穷人穷困潦倒而铤而走险沦为奸邪之徒，二者都因此而陷入罪愆之中，刑罚也因此始终未能真正搁置不用。如今特此把天下的田地一律改称为'王田'，把奴婢一律改称为'私属'，都不得再自由买卖。凡是一户人家男丁不满八人、而田产却超过一井（九百亩）的，须把多余的田产分给九族乡党。"若有违反这道法令的，最重可判处死刑，可这套制度又始终未能真正明确稳定下来，官吏因此得以趁机营私舞弊、上下其手，天下百姓因此怨声载道，因触犯这道法令而获罪的人不计其数。 此后过了三年，王莽察觉到百姓的愁苦怨恨，于是下诏允许所有领受王田以及私属的人都可以重新自由买卖，不再受此前法令的拘束。可即便如此，当时的刑罚依旧极为严苛，其他各项政令也依旧乱象丛生。边境驻军多达二十多万人，全都要仰赖官府供给衣食，官府用度因此不足，只得屡屡横征暴敛，百姓因此愈发贫困。加上又常年苦于干旱，几乎没有一年是真正的丰年，粮价因此不断飞涨。 到王莽晚年，各地盗贼纷纷群起，朝廷派兵征讨，可将领官吏在外却大多放纵不法。北方边境以及青州、徐州一带出现了人吃人的惨状，洛阳以东粮价每石高达二千钱。王莽派遣三公将军打开东方各地的粮仓来赈济贫困的百姓，又分别派遣大夫、谒者教百姓煮树皮草木制作代食的"酪"；可这种所谓的"酪"根本无法食用，反倒平添了不少烦扰。流亡进入关中的百姓多达数十万人，朝廷设置了养赡官署来供给他们粮食，可官吏却趁机盗取本该发放的粮食，以致饿死的百姓占到十分之七八。王莽自己也深感这场祸乱正是自己施政不当所导致的，于是下诏说："朕遭逢阳九、百六这样凶险的厄运之期，大旱、严霜、蝗灾接连不断地降临，饥荒也一再来袭，蛮夷扰乱华夏，寇贼奸邪横行，百姓因此流离失所。朕对此深感悲痛，这股灾祸之气恐怕也快要终结了吧。"可年年都说着这样的话，一直到王莽最终身死国灭为止。 【下篇·货】 凡是"货"，指的是金钱、布帛这类流通使用的媒介，夏商以前的具体情况已经无从详细考订记载了。太公望曾为周朝制定了"九府圜法"这套货币制度：黄金铸成一寸见方，重一斤；铜钱外圆内方，轻重以"铢"来计量；布帛宽二尺二寸为一"幅"，长四丈为一"匹"。所以说，货物之中黄金最为珍贵，铜刀最便于流通，泉币最便于流转，布帛最便于分配，丝帛最便于成束储存。 太公望离世以后，这套制度又在齐国得以推行。到管仲辅佐齐桓公之时，他通晓货币轻重调控的权变之术，说："年成有丰歉的差异，所以谷价才会有贵贱的波动；政令有缓急的差异，所以物价才会有轻重的变化。若君主不加以调控管理，那些囤积居奇的商贾便会趁机游走于市场之中，利用百姓资金周转不济的困境，赚取百倍于本钱的暴利。所以拥有万乘兵车的大国必定会有拥有万金资产的大商贾，拥有千乘兵车的中等国家也必定会有拥有千金资产的商贾，这正是因为利益被他们所兼并垄断的缘故。若能核算好本钱、掌握好储备，本可以使百姓足用无虞。可即便如此，百姓中依然会有忍饥挨饿的人，这正是因为粮食都被囤积隐藏了起来的缘故。百姓若粮食有余，价格便会下跌，因此君主要趁粮价低廉之时收购储藏；百姓若粮食不足，价格便会上涨，因此君主要趁粮价高昂之时抛售疏散。凡是轻重敛散的调控都能顺应时势，那么物价便能因此而保持平稳。假使一个拥有万户人家的城邑必定要有万钟的粮食储备，其价值折合钱财千万；一个拥有千户人家的城邑必定要有千钟的粮食储备，其价值折合钱财百万。春天用来供给耕种，夏天用来供给除草，耒耜农具器械，种子粮饷，都必须从中足额支取供给。这样一来，那些大商贾、囤积世家便无法再肆意豪夺我们的百姓了。"齐桓公正是凭借着弹丸之地的齐国，凭借这套办法团结了各诸侯国，成就了显赫的霸主之名。 此后过了一百多年，到周景王之时，周王室担忧钱币过轻，打算改铸大钱，单穆公劝谏说："这样做不可取。古时上天若降下灾祸，于是便要斟酌调整货币的分量，权衡钱币的轻重，用来救济百姓。百姓若苦于钱币过轻，便要为他们铸造较重的钱币来流通使用，这样一来便形成了'以重驭轻'的局面而通行流通，百姓也都能因此而获得便利。若百姓无法承受钱币过重之患，便要多铸造一些轻钱来流通使用，同时也不废弃重钱的流通，这样一来便形成了'以轻驭重'的局面而通行流通，大小钱币也都能因此各得其利。如今大王想要废除轻钱、改铸重钱，百姓便会因此丧失他们赖以周转的资财，这难道不会因此而陷入匮乏吗？百姓若真的陷入匮乏，大王的用度也将随之出现短缺；一旦用度短缺，便只能再向百姓横加征取；百姓若供给不上，便会心生远走他乡的念头，这正是使百姓离心离德的做法啊。况且断绝百姓的生计来充实王室的府库，这就好比堵塞河流的源头去填满一个小水塘一样，用不了多久便会彻底枯竭了。还望大王三思而后行。"周景王没有听从这番劝谏，最终还是改铸了大钱，钱文铸为"宝货"二字，钱身、钱孔都镶有周边的轮廓，用来劝勉农事、救济物资不足的百姓，百姓因此也蒙受了不少利益。 秦国统一天下以后，货币分为两个等级：黄金以"镒"为计量单位，是上等货币；铜钱的形制与周朝的钱币相仿，钱文铸为"半两"二字，重量也与钱文所标示的相符。至于珠玉、龟甲、贝壳、银锡这类物品，则只作为器物饰品、珍宝收藏之用，并不作为正式的货币流通，而且这些物品的价值也各随时势而变动不定。 汉朝兴起以后，因为认为秦朝的钱币过重、使用不便，便改令百姓自行铸造轻薄的"荚钱"。黄金则以一斤为计量单位。可当时那些不守法度、追逐私利的商人便趁机囤积余粮多余的货物来操纵市场，物价因此暴涨，米价竟涨到每石一万钱，马价竟涨到每匹百斤黄金的地步。天下既已平定，高祖于是下令商人不得穿着丝绸衣物、不得乘坐车辆，还要加重他们的税收来困扼、羞辱他们。到孝惠帝、高后之时，因为天下刚刚安定，又重新放宽了对商贾的这些禁令，可即便如此，市井商贾的子孙依旧不得入朝为官为吏。孝文帝五年，因为当时的钱币数量日渐增多而分量又日渐减轻，于是改铸了四铢重的新钱，钱文仍铸为"半两"。同时废除了私自铸钱的禁令，允许百姓自由铸造钱币。贾谊为此进谏说： 如今法律规定天下百姓都可以公开出资雇人铸造铜锡钱币，若有胆敢掺杂铅铁等其他材料来投机取巧的，其罪当处以黥刑。可铸钱这件事的实际情形，若不掺杂使假、投机取巧，便根本无法从中获利；而掺假的手法极为细微隐蔽，所获取的利益却极为丰厚。凡事总有招致祸患的诱因，法律也总有滋生奸邪的漏洞，如今朝廷让普通百姓人人都掌握了铸造货币的权力，他们各自隐匿在角落里私自铸造，这时若还想要禁绝这种因厚利而滋生的细微奸邪行为，即便黥刑的判决每天都在通报增加，这种势头也终究无法真正止息。近来，因此获罪的百姓，多的时候一个县竟能达到上百人，加上还有不少被官吏所怀疑、遭受鞭笞拷问、四处奔走求告的百姓。这就等于是设下法网来诱使百姓落入其中，还有比这更甚的祸患吗！从前禁止私自铸钱之时，因此获死罪的人便已日渐累积；如今允许公开铸钱，因此获黥刑的人也同样日渐累积。制定这样的法律，朝廷又能凭借什么来真正取信于民呢？ 况且百姓使用钱币，各郡县的标准也不尽相同：有的地方使用的钱币偏轻，交易时便要在原价基础上额外加收一定的比例；有的地方使用的却是较重的钱币，即便份量足够也未必愿意接受。既然没有统一的法定钱币标准，官府若急于强行统一，便会造成极大的烦扰苛刻，力量也难以真正胜任；若放任不管、不加过问，那么各地市场使用的标准便会各不相同，钱币的文字标识也会因此变得极为混乱。若不能找到真正妥善的办法，又该何去何从才好呢！ 如今农业生产被人抛弃荒废，而从事采铜铸钱的人却日渐增多，人们纷纷放下耒耜农具，转而去从事冶炼铸造、生火烧炭的营生，掺假的伪钱因此日渐增多，五谷粮食的产量却并没有因此而增多。善良的百姓也因此受到蛊惑而沦为奸邪之徒，忠厚老实的百姓也因此陷入牢狱之灾、遭受刑戮，这样的刑戮实在是极为不祥之事，又怎能对此掉以轻心呢！朝廷若明知这一祸患的存在，官吏商议此事必定会说要加以禁止。可若禁止的方法不当，其危害必定极为深重。若下令禁止私自铸钱，那么钱币必定会因此变得更加珍贵稀缺；钱币一旦珍贵稀缺，其中的利润便会因此更加丰厚，于是盗铸私钱的现象便会如乌云一般纷纷涌现，即便处以弃市的死罪也不足以真正禁绝这种行为了。奸邪之事屡禁不止，法律禁令屡屡崩溃失效，这一切的根源，其实都是铜这种材料所导致的。所以铜这种材料一旦散布于天下，它所招致的祸患也就极为广泛深远了。 如今这广泛的祸患本是可以消除的，而七种福祉也是可以借此获得的。何谓"七福"呢？朝廷若能收缴天下的铜料、不再任其散布民间，那么百姓便无法私自铸钱，因此获黥刑的人便不会再日渐累积，这是第一福。伪钱不再滋生蔓延，百姓之间也就不会因此而相互猜忌，这是第二福。原本从事采铜铸造的人转而重新回归耕田务农，这是第三福。铜料全部归朝廷所有，朝廷手中掌握着铜料的储备来调控物价的轻重，钱币偏轻之时便运用手段加以收敛，钱币偏重之时便运用手段加以疏散，货物物价必定能因此而趋于平稳，这是第四福。用这些铜料来制作兵器，赏赐给身份尊贵的大臣，数量多少都有相应的制度规定，用来区别贵贱等级，这是第五福。用这些铜料的储备来统筹调控天下各类货物，用来调节物资的盈余与不足，用来收取多余的利润，那么朝廷府库便会因此而富足充实，而从事末业逐利的百姓则会因此而受到抑制，这是第六福。控制我们本国原本可能被白白浪费的这份资财，用来与匈奴争夺他们治下的百姓，那么匈奴的敌意也必定会因此而有所收敛，这是第七福。所以真正善于治理天下的人，能够转祸为福，转败为功。如今朝廷却长期抛弃这七种福祉不顾、反倒任由这广泛的祸患蔓延滋长，臣实在是为此深感痛心啊。 皇上没有采纳贾谊的这番谏言。当时，吴王刘濞凭借着诸侯的身份就地开山铸钱，其财富几乎与天子不相上下，此后他最终也走上了叛逆谋反的道路。邓通，不过是一名大夫，可他凭借铸钱所积累的财富竟超过了一些封王。所以吴王、邓通所铸的钱币遍布天下。 武帝凭借着文帝、景帝两朝所积累下来的财富储备，又对匈奴、百越所造成的祸患深感愤慨，即位数年之后，便派嚴助、朱买臣等人招抚东瓯，处理两越的事务，江淮一带因此变得萧条凋敝、开支繁重。唐蒙、司马相如又开始开辟西南夷之地，凿山开路千余里，用来扩展巴蜀的疆域，巴蜀的百姓因此疲惫不堪。彭吴又开凿穿越秽貊、朝鲜之地，设置了沧海郡，燕齐一带因此人心浮动、纷纷响应征发。等到王恢谋划马邑之谋以后，匈奴断绝了与汉朝的和亲，开始侵扰北方边境，兵祸连年不断，天下百姓共同承受着这份沉重的劳役负担。战事一天天增多，出征之人要携带粮饷，留守之人要送行接济，朝廷内外都因此骚扰不安、相互供奉，百姓也因此疲惫凋敝，只得投机取巧地钻法律的空子，财富物资因此日渐衰耗而供给不足。缴纳物资的人可以获得官职补授，缴纳财货的人可以免除罪责，选拔举荐人才的标准因此日渐败坏，廉洁与羞耻之心也逐渐被人们所漠视，凭借武力晋升任用的风气逐渐盛行，法律条令也变得日益繁密具体，这些兴利敛财的臣子，正是从这时开始出现的。 此后，卫青每年率领数万骑兵出击匈奴，最终夺取了黄河以南的地区，修筑了朔方郡。当时朝廷又开通了通往西南夷的道路，参与修筑的人数达数万人，千里之外负重运送粮饷，运输的耗损比例往往高达十几钟粮食才能运抵一石，还要向邛都、僰道一带散发钱财物资来加以安抚笼络。几年过去，这条道路却依旧未能真正开通，蛮夷因此屡屡趁机攻击当地的官吏，官吏于是又调兵前往诛讨。用尽巴蜀两地的租赋收入也依旧不足以支付这些开支，于是朝廷招募豪门富户前往南夷屯田，让他们向当地官府缴纳粮食，然后在长安都内领取相应的钱财补偿。此外朝廷又在东部设置了沧海郡，人力物力的开支耗费与西南夷之事相差无几。此外还征发了十几万人来修筑守卫朔方郡，运输粮饷的路途极为遥远，从崤山以东各地几乎都受到这些劳役的波及，耗费数十上百巨万钱财，府库因此都空虚了。于是朝廷开始招募百姓，凡是能够献纳奴婢的，可以获得终身免除徭役的待遇，郎官若能献纳则可以增加俸秩，献纳羊只也可以补授郎官之职，这些做法都是从这时开始出现的。 此后四年，卫青连年率领十几万大军出击匈奴，因斩获敌人首级、俘虏敌军而受赏的将士，累计获赐黄金二十多万斤，而汉军士卒战马死亡的也多达十几万，兵甲、运输的开支还都尚未计算在内。于是大司农上奏说库存的钱财已经不足以支撑正常的开支，赋税收入也已耗尽，不足以供养前线的将士。有关官吏于是请求允许百姓通过缴纳财物来购买爵位，以及赎免因禁锢而受限的罪责；又请求设置专门的赏赐官职，命名为"武功爵"。这套爵位共分十七级，总价值折合三十多万金。凡是购买武功爵、获得"官首"这一等级的人，可以经考核后补授为官吏，优先录用；获得"千夫"这一等级的，待遇相当于"五大夫"；若原本有罪的，还可以据此减免二等罪责；爵位最高可以达到"乐卿"，用来彰显军功的荣耀。凡军功卓著者，往往可以破格越级提拔，功劳大的可以封侯、担任卿大夫，功劳小的也可以担任郎官。可这样一来，入仕为官的途径便变得繁杂多样起来，官职的运作也因此逐渐荒废败坏了。 自从公孙弘凭借《春秋》的义理来约束臣下、进而官至汉朝丞相，张汤又凭借苛严的法律条文、果断的裁决而出任廷尉之后，于是"见知故纵"这样的法律条文便应运而生，"废格沮诽"这类严酷追究的诉讼手段也开始被广泛运用。到第二年，淮南王、衡山王、江都王谋反的迹象暴露，公卿大臣于是追根究底、彻查此案，牵连其党羽，因此获罪而死的人多达数万人，官吏因此变得愈发严酷急切，法令也变得愈发苛细严察。就在这一时期，朝廷也在招纳尊崇方正贤良、精通文学之士，有的甚至官至公卿大夫。公孙弘身为宰相，却盖着粗布被褥，吃饭从不讲究两道以上的菜肴，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可这对整个社会的奢靡风气却并没有产生什么实质性的改善，功利之风反倒逐渐日盛一日了。 到第二年，骠骑将军霍去病再度出兵征讨匈奴，取得了重大战果。浑邪王率领数万部众前来归降，于是汉朝调发了三万辆车驾前去迎接他们。等他们抵达以后，朝廷又要赏赐他们，以及赏赐立功的将士。这一年的开支合计多达上百巨万。 在此之前的十几年间，黄河曾多次决口，泛滥灌淹梁地、楚地，本已多次造成困扰，而沿黄河两岸的各郡都要修筑堤坝来堵塞河水，可堤坝却屡屡崩溃决口，耗费开支简直无法尽数统计。此后番系又打算省去砥柱一带漕运的耗费，开凿汾水、黄河一带的渠道用来灌溉农田；郑当时又因渭水漕运路途迂回遥远，开凿了一条直通渭河的运河，从长安直达华阴；此外朔方郡也开凿了灌溉水渠。这些工程各自动用了数万人力，历经两三年时间都未能真正完工，耗费也各自动辄多达十几个巨万钱财。 天子因为要征讨匈奴的缘故，大规模地饲养军马，来往食用于长安一带的马匹多达数万匹，负责饲养的士卒不足，关中一带的人力更是不够，于是又调用了周边邻近各郡的人力。而投降的匈奴人多达数万，都获得了丰厚的赏赐，衣食全都仰赖官府供给，官府一旦供给不上，天子便只得减省自己的膳食，遣散自己车驾所用的马匹，动用皇家御用府库的储备来加以补贴供给。 第二年，崤山以东遭受了水灾，百姓大多陷入饥荒困乏之中，于是天子派遣使者调空各郡国的粮仓来赈济贫困的百姓。可即便如此依旧供给不足，又招募富豪之家相互借贷接济。可这些办法依旧无法真正相互救济，于是朝廷只得把贫苦的百姓迁徙到函谷关以西，以及充实朔方以南、新秦中一带，一共迁徙了七十多万人，这些人的衣食全都仰赖官府供给。经过几年时间，朝廷又借贷给他们置办产业的资本，还派遣使者分批加以督护，往来的官员车马络绎不绝，耗费更是数以亿计，官府的财力因此彻底空虚。而当时那些富商大贾之中，有的囤积财货、役使贫民，转运货物的车辆多达上百辆，有的坐拥城邑之中的库存物资，甚至连一些受封的君主都要仰仗他们的接济供给。这些商人从事冶铁铸造、煮盐经营，财富有的累积高达上万金，可他们却从来不曾出资协助官府应对紧急开支，黎民百姓反倒因此愈发困顿。 于是天子与公卿大臣商议，重新铸造钱币来补充朝廷的用度，同时打击那些浮华淫靡、兼并土地的势力。当时禁苑之中恰好出现了白鹿，少府又恰好储备了不少银锡。自从孝文帝改铸四铢钱以来，到这一年已经过去了四十多年，从建元年间以来，铜的用量本来较少，可官府却常常凭借着丰富的铜矿资源来大量铸钱，百姓也纷纷私自盗铸钱币，数量多得根本无法统计。钱币因此日渐增多而分量却日渐减轻，货物却日渐减少而价格却日渐昂贵。有关官吏进言说："古代曾用兽皮制成的礼币，作为诸侯聘问朝觐时的礼物。黄金也曾分为三个等级，黄金为上等，白银为中等，赤金（铜）为下等。如今半两钱的法定重量为四铢，可奸邪之徒却常常盗磨钱币的边缘、盗取磨下的铜屑，钱币因此日渐轻薄而物价日渐昂贵，这样一来，远方使用这些钱币的开支便会日渐繁重、难以真正节省。"于是朝廷用方一尺的白鹿皮，四周镶上彩色的绲边，制成了"皮币"，其价值定为四十万钱。王侯宗室朝觐、聘问、飨宴之时，必须先献上皮币垫衬玉璧，然后才能真正举行相应的礼仪。 朝廷又铸造了银锡合金的"白金"币。当时的说法认为：天用之物没有比龙更尊贵的，地用之物没有比马更尊贵的，人用之物没有比龟更尊贵的，所以白金币分为三个等级：第一等重八两，铸成圆形，钱文铸有龙纹，称为"白撰"，价值三千钱；第二等重量略小，铸成方形，钱文铸有马纹，价值五百钱；第三等更小，铸成椭圆形，钱文铸有龟纹，价值三百钱。同时命令官府熔销原有的半两钱，改铸新的"三铢钱"，重量与钱文标示的相符。凡是盗铸这几种金属钱币的，一律处以死罪，可官吏百姓之中触犯这条法令的人却依旧不计其数。 于是朝廷任命东郭咸阳、孔仅为大司农丞，主管盐铁事务，而桑弘羊也因此深受皇上的宠信重用。东郭咸阳，本是齐地经营煮盐生意的大商人；孔仅，本是南阳一带的大冶铁商，二人都因经商而积累了千金的财富，所以郑当时才向朝廷举荐了他们。桑弘羊，是洛阳一名商人的儿子，凭借着心算运筹的才能，十三岁便入宫担任侍中。所以这三个人对于兴利敛财这类事务，都能精打细算到极其细微的程度。 法令既已日渐严苛，官吏之中因此被罢免的人也越来越多。战事屡屡兴起，百姓大多花钱购买免役资格以及"五大夫""千夫"这类爵位，能够真正被征发服役的人也因此日渐稀少。于是朝廷索性任命"千夫""五大夫"这类爵位持有者担任官吏，不愿担任官吏的则须缴纳马匹；此外原本因罪被贬谪的官吏，也都被罚去上林苑砍伐荆棘，修建昆明池。 第二年，大将军卫青、骠骎将军霍去病又大举出兵征讨匈奴，赏赐花费多达五十万金，战马死亡的多达十几万匹，运输车马兵甲的开支还未计算在内。当时财力已经十分匮乏，前线的将士甚至有不少人领不到应有的俸禄。 有关官吏进言认为三铢钱分量过轻，轻钱容易被人用来投机作伪，于是朝廷改而请求各郡国改铸五铢钱，钱币的边缘都镶有周郭轮廓，使人无法轻易盗磨钱币边缘的铜屑。 大司农呈上盐铁丞孔仅、东郭咸阳的建议，说："山林与海泽的资源，本是天地所蕴藏的宝藏，理应归属少府管辖，可陛下并未将其据为私产，反倒把它划归大司农、用来辅助赋税之用。臣等恳请招募百姓自筹费用，利用官府提供的器具来煮盐，官府则提供煮盐所用的牢盆（大锅）。可如今那些游手好闲的怪异之民，却妄图擅自垄断山海的资源，借此谋取暴富的利益，役使盘剥普通的贫苦百姓。至于那些阻挠这项政策的种种非议，实在是不胜枚举、难以一一听信采纳。凡是胆敢私自铸造铁器、煮盐的人，一律处以戴上铁钳、砍去左脚趾的刑罚，并没收其全部器物。凡是不出产铁矿的郡，则设置小型的铁官，隶属于所在的县。"于是朝廷派孔仅、东郭咸阳乘坐驿车巡行天下、督办盐铁事务，设立官府经营机构，同时罢免了此前那些出身盐铁世家的富人官吏，改由他们担任新的盐铁官吏，官吏之中因此商人出身的人也就日渐增多了。 商贾们借着货币制度屡屡变革的机会，大量囤积货物、追逐利润。于是公卿大臣进言说："各郡国大多遭受了灾害，贫苦而无产业的百姓，理应招募他们迁徙到土地肥沃辽阔之地。陛下减省自己的膳食、缩减用度，动用宫廷禁苑的钱财来赈济百姓，宽松地对待贫民借贷，可百姓却并未因此齐心投入农业生产，商贾之人反倒愈发增多了。贫穷的百姓没有任何积蓄，全都仰赖官府的救济。此前对乘坐轺车的商人所征收的车船税各有等级差别，恳请恢复此前的征税标准。凡是从事商贾贩运、赊贷买卖、囤积居住在城邑之中储藏各类货物、以及经商牟利的人，即便没有正式登记在商籍之内，也应各自申报自己所拥有的货物财产，大致按每二千钱资产征收一算（一百二十钱）的税率征税。凡是从事手工制作而须缴纳租税、或是经营铸造业的，大致按每四千钱资产征收一算的税率征税。除官吏、比照官吏待遇之人、三老以及北方边境的骑士以外，凡拥有轺车的，征收一算的车船税；商贾之人拥有轺车的，加倍征收二算；船只五丈以上的，征收一算。凡隐匿不申报或申报不实的，一律罚戍边一年，并没收其全部资产钱财。若有人能够检举揭发的，可将没收资产的一半奖赏给检举者。凡是拥有商籍的商人，以及他们的家属，都不得再以自己的名义占有田产，以此来便利真正务农的百姓。若胆敢违反这道法令的，一律没收其田产财货。" 当时，豪门富户都争相隐匿自己的真实财产，唯独卜式屡次主动请求向官府缴纳财物、协助官府度过难关。天子于是破格提拔卜式为中郎，赐予左庶长的爵位，田产十顷，并把这件事布告天下，用来风化教育百姓。当初，卜式原本并不愿意做官，皇上强行任命了他，此后他逐渐升迁，一直做到齐国的相国（详情记载于《卜式传》）。孔仅则受命督办天下的盐铁铸造，三年之内便官至大司农，位列九卿之一。而桑弘羊担任大司农中丞，主管各类财会统计事务，逐渐设置了"均输"制度来疏通调度货物。朝廷开始允许官吏通过缴纳谷物来补授官职，郎官甚至可以因此升至俸禄六百石的品级。 自从铸造白金币、五铢钱以后过了五年，朝廷赦免了因触犯私铸金钱死罪而获罪的官吏百姓，多达数十万人。至于那些未被官府查获、私下相互仇杀的人，更是不计其数。主动自首而获得赦免的人有一百多万。可即便如此，主动自首的人也依旧不到实际犯罪人数的一半，天下大致可以说是家家户户都在私自铸造钱币了。触犯法令的人如此众多，官吏根本无法将他们全部处死，于是朝廷派遣博士褚大、徐偃等人分头巡行各郡国，检举那些兼并土地、担任郡守国相却谋取私利的官吏。而当时御史大夫张汤正当权得势，减宣、杜周等人也被任命为御史中丞，义纵、尹齐、王温舒等人则凭借苛刻严酷的手段官至九卿，直指使者夏兰这类特派官员也开始出现在这一时期。而大司农颜异也在这一时期被处死了。当初，颜异担任济南亭长，凭借廉洁正直而逐渐升迁至九卿之位。皇上与张汤一同创制了白鹿皮币以后，曾就此事征询颜异的意见。颜异回答说："如今王侯朝贺天子所用的苍璧，价值不过数千钱，可用来垫衬苍璧的皮币却反倒价值四十万钱，这本末实在是太不相称了。"天子听后大为不悦。加上张汤本就与颜异有旧怨，恰逢又有人告发颜异对其他政令有所非议，此事便交由张汤审理。原来颜异曾与宾客交谈，宾客谈到当时新颁布的某项政令有不便之处，颜异虽未明言附和，却微微撇了撇嘴唇，流露出不以为然的神色。张汤因此上奏，认为颜异身为九卿，见朝廷法令有所不便，却不肯当面进言，反倒在心中暗自非议，理应判处死罪。从此以后，"腹诽"（内心非议）这样的罪名便有了可以援引的先例，公卿大夫之中因此大多趋炎附势、阿谀奉承以求自保了。 朝廷既已颁布了"算缗"（财产税）的法令，又表彰尊崇卜式的忠义之举，可百姓最终还是没有人愿意主动献出自己的财产来协助官府，于是"告缗"（检举隐匿财产者）的法令便开始放开推行了。 各郡国私自铸造钱币的风气，导致百姓私铸奸伪的现象十分严重，钱币也因此日渐轻薄，于是公卿大臣请求下令由京师官府统一铸造带有赤铜边缘的"赤仄钱"，规定一枚赤仄钱可折抵五枚普通钱使用，向官府缴纳赋税若不是赤仄钱一律不予接受。白金币的价值渐渐走低，百姓不再把它当作珍贵的货币来使用，官府虽下令加以禁止，却也收效甚微，一年多以后这套白金币制度终究还是被彻底废止了。这一年，张汤去世了，可百姓却并不怎么怀念他。此后又过了两年，赤仄钱的价值也开始走低，百姓纷纷钻法律的空子来使用它，深感不便，赤仄钱也因此被废止了。于是朝廷索性下令彻底禁止各郡国私自铸钱，专门命上林苑的三官（钟官、辨铜、均输）来统一铸造钱币。当时钱币的数量已经十分充足，朝廷因此下令天下凡不是上林三官所铸造的钱币一律不得再流通使用，各郡国此前所铸造的钱币也一律予以废止销毁，把这些铜料全部输送到上林三官重新铸造。从此以后，百姓私自铸钱的现象大为减少，因为算下来私铸的成本已经与所得的利益难以相抵，唯独那些真正的工匠与胆大的奸猾之徒才还敢于铤而走险、暗中私铸。 杨可负责检举全国范围内隐匿财产、逃避"算缗"税的行为，几乎中等以上的家庭都遭到了检举。杜周负责审理这些案件，很少有能够翻案洗脱罪名的。于是朝廷分别派遣御史、廷尉的正监分批前往各郡国，就地审理各郡国隐匿财产、逃避算缗的案件，因此追缴的百姓钱财物资多达数以亿计，奴婢多达数以千万计，田产大县多达数百顷，小县也有一百多顷，宅第也是同样的规模。于是商贾之中中等以上的家庭大多因此而破产，百姓因此变得苟且享乐、追求美食华服，不再从事积蓄储备这样的产业，而官府却因盐铁专卖与算缗、告缗的收益，用度反倒因此变得宽裕起来了。朝廷因此进一步扩大疆域，设置了左辅、右辅这样的行政区划。 当初，大司农所属的盐铁官署所积存的布帛物资极多，朝廷因此设置了水衡都尉，本打算让水衡都尉来主管盐铁事务；可等到杨可推行告缗检举以后，上林苑所积存的财物已是数量众多，于是朝廷改令水衡都尉主管上林苑的事务。上林苑的财物既已充盈盛满，规模因此又进一步扩大。当时南越打算与汉朝以水军舟船一决胜负，于是朝廷大规模修建了昆明池，环绕池畔修建了一圈馆舍。又建造了楼船，高达十几丈，上面还插满了旌旗，气势极为雄壮。天子对此深有所感，于是又建造了柏梁台，高达数十丈。宫室的兴修扩建，从此便一天比一天更加华丽壮观了。 于是朝廷又把算缗所得的钱财分配给各官署，同时水衡都尉、少府、太仆、大司农各自设置了农官，往往就地依据各郡县所没收的田产就地耕种经营。至于所没收的奴婢，则分别派往各处苑囿看养狗马禽兽，以及分配给各个官署使用。官署因此设置得日益繁杂众多，役使的奴婢也日渐增多，而由下游河道漕运的粮食虽已多达四百万石，加上各官署自行收购的粮食，才勉强够用。 有位名叫"所忠"的官员进言说："世家子弟、富人之中，有的沉溺于斗鸡走狗、赛马打猎、赌博游戏，扰乱了平民百姓的正常生活。"于是朝廷开始追查这类违反禁令的人，株连牵引出数千人，称为"株送徒"（相互牵连的党徒）。凡是愿意主动缴纳财物的人便可以补授郎官之职，郎官的选拔标准因此也开始日渐衰落了。 当时崤山以东正遭受黄河决口的水灾，加上连续数年收成不好，方圆两三千里的地区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惨状。天子对此深感怜悯，下令允许饥荒中的百姓流亡到长江、淮河一带就食谋生，若愿意就此定居下来的，便允许他们留下来定居。朝廷还派遣使者沿途络绎不绝地加以护送安置，并调运巴蜀的粮食前去赈济他们。 第二年，天子开始出巡各郡国。向东渡过黄河之时，河东郡守没有料到皇上会突然驾临，事先没有做好接待的准备，因此惶恐自杀。向西巡幸、翻越陇山之时，随从的士卒竟一时找不到食物可吃，陇西郡守也因此惶恐自杀。于是皇上又向北出巡萧关，率领数万骑兵前往新秦中一带打猎，用来整顿检阅边防军队后班师回朝。当时新秦中一带甚至有方圆千里之内都没有一座边防哨所的荒凉景象，于是朝廷追究诛杀了北地郡太守以下的相关官员，同时下令允许百姓在边境各县放牧牲畜，官府借给他们母马饲养，三年后归还本金，另加十分之一的利息，用来抵消"告缗"所欠的债务，这些牲畜也用来充实新秦中一带的畜牧资源。 朝廷获得宝鼎以后，建立了后土祠、泰一祠，公卿大臣进言商议封禅大典的事宜，各郡国因此都预先修缮道路，整修此前的旧行宫，凡是位于天子御驾专用道路沿线的县，都要修整宫室、储备物资，设置各类供给用品，恭候天子的驾临。 第二年，南越发生叛乱，西羌也侵扰边境。天子因为担忧崤山以东的粮食供给不足，赦免了天下的囚犯，让他们与南方的楼船水军二十多万人一同出击南越，又征发三河以西的骑兵出击西羌，此外还有数万人渡过黄河修筑了令居城。朝廷又开始设置张掖郡、酒泉郡，同时在上郡、朔方、西河、河西一带设置了屯田官署，派遣戍边的士卒多达六十万人前往屯田驻守。中原地区则要负责修缮道路、运送粮饷，路途遥远的地方达三千里，路途较近的也有一千多里，这些开支全都仰赖大司农供给。边境的驻军人数依旧不足，于是朝廷又调发武库、工官所储备的兵器来加以补充。战马、车骑也十分匮乏，官府的钱财又不足，购买马匹也十分困难，于是朝廷特意颁布法令，命各受封的君主直至俸禄三百石以上的官吏，都要按等级差别献出雄性种马…… （此处原文有阙）……分派到天下各地的驿站之中，各驿站都要蓄养这些种马，每年考核其繁殖的成效。 齐国的相国卜式上书朝廷，表示愿意与自己的儿子一同为讨伐南越而战死沙场。天子为此下诏加以褒扬，赐予他关内侯的爵位，黄金四十斤，田产十顷。这道诏书布告了天下，可天下却没有人响应效仿。当时列侯之中有数以百计之人，却没有一个人真心愿意主动请缨从军出征。到了每年献祭宗庙、缴纳"酎金"之时，少府核查各地所献的黄金分量，竟因此查出有一百多名列侯因所献酎金分量不足而被削夺了爵位。于是朝廷任命卜式为御史大夫。卜式在任期间，发现各郡国大多认为官府经营盐铁并不方便，官府制作的器具质量低劣，价格又昂贵，有的地方甚至强行摊派命令百姓购买。加上船只还要缴纳船税，导致从事水运的商人日渐减少，货物价格因此更加昂贵，于是卜式便借着孔仅所建议的船税一事上书进言。皇上听后颇为不悦。 汉朝连续三年出兵，讨平了西羌，灭亡了南越、东越两国，从番禺以西一直到蜀郡以南的地区，设置了十七个初郡，这些初郡大致依循当地原有的风俗来治理，暂不征收赋税。南阳、汉中以往的各郡，则各自依据地理位置的远近，就近供给这些初郡官吏士卒的俸禄粮饷以及各类物资，还要负责提供驿站车马这类装备。可这些初郡又时常发生小规模的叛乱，杀害当地的官吏，汉朝因此调发南方的官吏士卒前往征讨平乱，几乎每隔一年就要动用一万多人，这些开支全都仰赖大司农供给。大司农依靠均输制度调配盐铁的收益来补助赋税的不足，所以才能够勉强支撑供给这些开支。可即便如此，凡是大军所经过的县邑，也只能勉强维持自身的物资供给不至于匮乏罢了，谁也不敢再提议要减轻赋税征收的标准了。 第二年，也就是元封元年，卜式被贬为太子太傅。而桑弘羊则被任命为治粟都尉，兼领大司农之职，全面取代孔仅统管天下的盐铁事务。桑弘羊认为各官署各自独立经营买卖、相互竞争，导致物价因此暴涨，而天下各地运送赋税的成本，有时甚至连运输的雇佣费用都难以抵偿，于是奏请设置数十名大司农部丞，分别派驻各郡国负责统筹管理，各地又往往设置均输、盐铁官署，命远方各郡国按照此前商贾贩运货物所依据的价格标准来折算缴纳赋税，然后再相互调剂运输、彼此融通有无。同时在京师设置"平准"机构，统一接收天下各地运抵京师的贡赋物资。又召集各地的工官来制造车辆等各类器具，所需费用也都仰赖大司农供给。大司农所属的各官署几乎垄断掌控了天下所有的货物物资，物价昂贵之时便抛售出去，物价低廉之时便收购囤积。如此一来，那些富商大贾便再也无法从中牟取暴利，于是转而重新回归农业本业，天下的物价也因此不会再出现剧烈的暴涨了。这样一来便能有效抑制天下的物价，所以这项制度被命名为"平准"。天子认为这项建议十分可行，便予以批准施行。于是天子北巡到达朔方，向东在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又巡视沿海一带，沿着北方边境返回京师。沿途所经之处，天子屡屡加以赏赐，用去的布帛多达一百多万匹，钱财黄金更是数以巨万计，这些开支全都取自大司农的储备。 桑弘羊又奏请允许百姓通过缴纳粮食来补授官职，或用来赎免罪责。命令百姓向甘泉宫缴纳粮食，可按不同数额分别获得终身免役的待遇，从此不再受"告缗"法令的追究。其他各郡国则分别把粮食运输到最紧急需要的地方，各地的农官也各自征集粮食，崤山以东的漕运量因此每年增加了六百万石。仅仅一年之内，太仆、甘泉的粮仓便都堆满了。边境地区也有了剩余的粮食储备，各地均输所得的布帛也多达五百万匹。百姓的赋税并未因此而增加，可天下的用度却因此变得充裕富足起来。于是桑弘羊被赐予左庶长的爵位，黄金也两度获得赏赐。 这一年恰逢小旱，皇上命百官祈雨。卜式趁机进言说："官府本应只依靠田租、赋税度日罢了，如今桑弘羊却让官吏坐镇市集商铺之中，贩卖货物、谋求利润。若能把桑弘羊烹杀示众，上天说不定就会因此降下甘霖了。"过了许久，武帝身患重病之时，还是任命桑弘羊为御史大夫。 昭帝即位第六年，下诏命各郡国举荐贤良、精通文学之士，向他们询问百姓的疾苦，以及教化的要旨。这些贤良文学之士都建议撤销盐铁、酒类专卖以及均输官署，不要再与百姓争夺利益，以此彰显节俭朴素的风气，然后教化才能真正得以兴办。桑弘羊则加以反驳，认为这些机构是关系国家大业的重要举措，是用来制约四方蛮夷、安定边疆、充实国用的根本所在，绝不可轻易废除。于是他与丞相车千秋一同上奏，只同意撤销了酒类专卖。桑弘羊自认为为国家兴办了巨大的利益，因此自恃功劳而愈发骄矜自负，还想为自己的子弟谋求官职，又心怀怨恨、忌恨大将军霍光，最终与上官桀等人合谋叛乱，事败后被诛灭。 汉宣帝、元帝、成帝、哀帝、平帝这五代，基本上没有再对这些制度进行大的变革调整。元帝之时曾一度撤销了盐铁官营的制度，可仅仅三年之后便又重新恢复了。贡禹进言说："铸钱、采铜这样的行当，每年要占用十万人力而无法从事耕作，百姓因此触犯私铸钱币的禁令而获罪陷入刑罚的情形也十分普遍。富人的家中钱财堆满了整间屋子，可依旧贪得无厌、永不知足。百姓的心思因此变得浮动不安，纷纷背弃根本、追逐末业，真正从事耕作的人已经不到一半，奸邪之事也因此屡禁不止，追根究底，这一切祸根都源自钱币这种货币本身。若要真正革除这种追逐末业的弊病，理应首先斩断它的根源，理应撤销负责采集珠玉金银、铸造钱币的官署，不再把这些贵重金属当作货币来使用，同时废除相关的贩卖、抽税这类法律条文，让租税、俸禄、赏赐都一律改用布帛及谷物来发放，使百姓能够一心一意地致力于农桑生产。"可当时议事的大臣们都认为，商品交易终究还是离不开钱币，而布帛却难以精确地按尺寸随意分割，贡禹的这项建议因此也被搁置了。 自孝武帝元狩五年，上林三官开始铸造五铢钱以来，一直到平帝元始年间，累计铸造的钱币总额已经高达二百八十亿多万钱了。 王莽居摄摄政之时，变革了汉朝的货币制度，他认为周朝的钱币有"子权母""母权子"这样大小钱币相互调剂制衡的机制，于是重新铸造了大钱，直径一寸二分，重十二铢，钱文铸为"大钱五十"。此外又铸造了"契刀"和"错刀"这两种货币。"契刀"，钱环的形制如同大钱，钱身则形似刀具，长二寸，钱文铸为"契刀五百"。"错刀"，则是用黄金镶嵌其上的文字，铸为"一刀直五千"。加上原有的五铢钱，一共四个品类，同时并行流通。 等到王莽正式称帝以后，因为认为"劉"这个字的字形之中含有"金"和"刀"这两个部首（不吉），于是废除了错刀、契刀以及五铢钱，另外重新铸造了金、银、龟、贝、钱、布这几大类货币，统称为"宝货"。 小钱直径六分，重一铢，钱文铸为"小钱直一"。第二等直径七分，重三铢，铸为"么钱一十"。第三等直径八分，重五铢，铸为"幼钱二十"。第四等直径九分，重七铢，铸为"中钱三十"。第五等直径一寸，重九铢，铸为"壮钱四十"。再加上此前的"大钱五十"，合计为"钱货六品"，各自的价值都与钱文所标示的数值相符。 黄金以一斤为单位，价值一万钱。朱提所产的白银，八两为一"流"，价值一千五百八十钱。其他地区所产的白银，一流价值一千钱。这是为"银货二品"。 元龟的甲壳长达一尺二寸，价值二千一百六十钱，相当于十朋的"大贝"。公龟长九寸，价值五百钱，相当于十朋的"壮贝"。侯龟长七寸以上，价值三百钱，相当于十朋的"幺贝"。子龟长五寸以上，价值一百钱，相当于十朋的"小贝"。这是为"龟宝四品"。 大贝长四寸八分以上，两枚为一"朋"，价值二百一十六钱。壮贝长三寸六分以上，两枚为一朋，价值五十钱。幺贝长二寸四分以上，两枚为一朋，价值三十钱。小贝长一寸二分以上，两枚为一朋，价值十钱。不满一寸二分的，规格不足便不能算作一朋，大致每枚只值三钱。这是为"贝货五品"。 大布、次布、弟布、壮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小布，共十个等级。小布长一寸五分，重十五铢，钱文铸为"小布一百"。从小布往上，每级长度各增加一分，重量各增加一铢，钱文各自铸有相应的布名，价值也各自增加一百钱。一直到最高等的大布，长二寸四分，重一两，价值达一千钱。这是为"布货十品"。 以上"宝货"总共分为五大类物品、六个总称，合计二十八个品级。 铸造这些钱币、布币，都用铜料，掺杂以适量的锡料，钱币的文字、材质以及边缘轮廓的规制，都仿照汉朝五铢钱的形制。凡是金银之中掺杂了其他杂质、成色不够纯正美好的，龟甲长度不满五寸的，贝壳长度不满六分的，都不能算作合格的"宝货"。至于品级最高的"元龟"，则视为国家珍藏的祥瑞之物，并非普通士农工商四民百姓所能私自留存的，若有人得到，须上交给太卜官署领取相应的价钱。 百姓因此陷入了混乱迷惑之中，这套新货币体系始终未能真正流通开来。百姓私下里依旧继续使用五铢钱进行买卖交易。王莽对此深感忧虑，于是下诏说："凡是胆敢违反井田制度、私藏五铢钱的人，一律以蛊惑民心论处，流放到四方边远之地，用来抵御那些山精鬼魅。"于是农业、商业都因此荒废，粮食与货币的流通也都因此陷入瘫痪，百姓在市井道路之间纷纷痛哭流涕。因买卖田宅奴婢、私自铸钱而获罪的人，从公卿大夫一直到普通百姓，数量多得根本无法计算。王莽察觉到百姓的愁苦，于是只得下令恢复使用价值一钱的小钱，与"大钱五十"这两种货币并行流通，龟、贝、布币这类货币则暂且搁置不用了。 王莽生性急躁好动，无法真正做到清静无为，每逢有所兴办创制之时，必定要坚持依照古制、援引经典的文字依据。国师公刘歆进言说周朝设有"泉府"这样的官职，负责收购滞销的货物、供给百姓所需，这正是《周易》所说的"理财正辞，禁民为非"（管理财货、端正名分，禁止百姓为非作歹）的具体体现。王莽于是下诏说："《周礼》之中记载有赊贷的制度，《乐语》之中记载有'五均'的制度，各类传记典籍之中也都各自记载了官府调控财货的相关制度。如今朝廷开设赊贷业务，推行五均制度，设立各类调控财货的官职，正是用来齐一整肃普通百姓的生计、抑制土地兼并的现象。"于是朝廷在长安以及五大都会设立了"五均官"，把长安的东西市令以及洛阳、邯郸、临淄、宛城、成都的市长，全部改称为"五均司市称师"。东市称为"京"，西市称为"畿"，洛阳称为"中"，其余四座都会则分别以东西南北来命名，各自设置交易丞五人，钱府丞一人。凡工匠商人之中能够开采金银铜锡、捕获龟甲、采集贝壳的人，都要自行向所在的司市、钱府登记申报，顺应四时节令来加以采集经营。 王莽又依据《周官》之制向百姓征税：凡田地荒芜不耕种的，视为"不殖"，须缴纳相当于三名成年男子应缴的赋税；城郭之中的宅院不加以种植树木的，视为"不毛"，须缴纳相当于三名成年男子应缴的布匹；百姓中游手好闲、无所事事的，须缴纳相当于一名成年男子应缴的布匹。若实在无力缴纳布匹的，则须服相应的劳役，由官府负责供给其衣食。凡是从山林水泽之中猎取各类飞禽走兽、鱼鳖虫豸的，以及从事畜牧的，妇女之中从事养蚕、纺织、缝补的，工匠、医生、巫师、卜卦祝祷之人以及其他从事方术、经商贩卖、坐拥店铺摊位、住在里巷客舍之中的，都要各自向所在地的官府申报自己所从事的营生，扣除本钱之后，核算其所获的利润，按十分之一的比例，缴纳其中的十分之一作为贡赋。若有胆敢不主动申报的，或申报不实的，一律没收其全部所获的物资，并罚令在官府劳作一年。 各地的司市官署常常在每季度的中月核实确定自己所管辖的物价，制定物品的上、中、下三档价格标准，各自作为本地市场的平价基准，不受其他地区标准的拘束限制。普通百姓买卖五谷、布帛、丝绵这类物品，若这些物品原本流通于百姓的日常所需之中却一时滞销卖不出去的，均官应当据实加以核查，按其原本的成本价格予以收购，不使百姓因此而折损钱财。若某类物品价格上涨过高，超出平价一钱以上的，官府便应按平价出售给百姓。若某类物品价格跌落到低于平价的水平，则听任百姓相互之间自由买卖，用来防止有人借机囤积居奇。百姓若因祭祀、丧葬等事需要用度而资金不足的，钱府可以用工商所缴纳的贡赋收入暂且赊借给他们，用于祭祀的借款不得超过十天期限，用于丧葬的借款不得超过三个月期限。百姓若因贫困而想要借贷资金来经营产业的，均官应当均等地借贷给他们，扣除相应的手续费用后，核算所应支付的利息，年利率不得超过十分之一。 羲和官鲁匡进言说："名山大泽、盐铁钱布这些资源，以及五均、赊贷这类事务，都已经收归官府统一经营管理，唯独酒类的酿造售卖至今仍未收归官营。酒，是上天所赐的美好福禄，是帝王用来颐养天下、祭祀祈福、扶助衰弱病患的重要物资。各类礼仪盛会，若没有酒便无法真正举行。所以《诗经》说'没有酒，我便去买来'，而《论语》却又说'从市集买来的酒不宜饮用'，这两种说法其实并不矛盾。《诗经》所描述的正是承平之世、酒的酿造售卖归官府统一经营的情形，那时的酒味醇美、适宜人们饮用，所以可以放心饮用；《论语》记载的则是孔子所处的周朝衰乱之世，当时酒的酿造售卖已散落到民间私营，酒质粗劣、掺假不实，所以孔子才会心存疑虑而不肯饮用。如今若彻底禁绝天下的酒类，那么各类礼仪便无法真正举行、也无法真正颐养身心了；可若是放任不管、毫无限制，又会耗费财物、损害百姓的利益。恳请依照古制，命官府统一酿酒，以两千五百石粮食作为一个统一的核算单位，大致设置一处酒坊来负责售卖，以酿造五十次的酒量作为标准。每酿造一次约需使用粗米二斛，酒曲一斛，可酿成成品酒六斛六斗。各自依照当地当月初一的米、曲市场价格，合并核算其总价，然后取其三分之一，作为每斛酒的平价标准。除去米、曲的本钱之后，核算所获的利润，按十分之一的比例分配，其中十分之七上缴官府，其余十分之三则用来支付酒糟醋渣、石灰炭火以及各类工具柴薪等经营开支。" 羲和官设置了专门的命士来督察五均、六斡（盐铁酒钱布这六项官营事务），每个郡都配有数人负责，这些人大多任用富商担任。洛阳的薛子仲、张长叔，临淄的姓伟等人，都乘坐驿车四处求取私利，其足迹遍布天下各地。这些人还借机与郡县官府相互勾结、营私舞弊，大多虚设空账，导致官府的实际储备与账面记录严重不符，百姓也因此愈发困苦。王莽察觉到百姓深受其苦，于是又下诏说："盐，是各类肴馔之中最重要的调味之物；酒，是百药之中最上乘的良药，也是各类喜庆聚会之中不可或缺的美好之物；铁，是农业生产的根本工具；名山大泽，蕴藏着丰饶的物产资源；五均、赊贷这类制度，则是百姓借以调剂平衡生计的凭借，赖以获得供给保障；铁器、布帛、铜器冶炼这些行业，则是用来疏通调剂物资有无、以供百姓日用所需的。这六类事物，都不是普通编户齐民百姓所能够自行在家中生产制作的，必定要仰赖市场供给，即便价格贵上几倍，也不得不购买。豪强富商往往趁机以此要挟贫弱的百姓，古代的圣人早已洞悉这一点，所以才要把这些事务收归官府统一经营调控。每一项官营事务都要设立相应的科条禁令加以防范约束，若有违反的，最重可判处死罪。"可即便如此，奸猾的官吏与刁民依旧相互侵夺牟利，普通百姓因此各自都不能安享太平的生活了。 此后过了五年，到天鳳元年，王莽又重新颁布了金银龟贝这类货币的规定，对其价值标准略有增减调整。同时废除了大钱、小钱这两种货币，改铸"货布"，长二寸五分，宽一寸，钱首长八分有余，宽八分，中央的圆孔直径二分半，钱足长八分，两足之间的空隙宽二分，钱文右边铸"货"字，左边铸"布"字，重二十五铢，价值相当于二十五枚"货泉"。"货泉"直径一寸，重五铢，钱文右边铸"货"字，左边铸"泉"字，每枚价值一钱，与"货布"这两种货币同时并行流通。此外考虑到大钱通行流通已久，若骤然废止，恐怕百姓依旧会私下藏匿使用，于是又下令允许百姓暂且单独继续使用大钱，与新铸的"货泉"每枚都同样折合一钱，二者并行流通到第六年为止，此后便不得再私藏大钱了。每一次货币制度的变革，都使百姓的产业因此而破败，也使大批百姓因此而深陷刑罚之中。王莽因私自铸钱而被处死、以及因非议诋毁"宝货"制度而被流放四方边地的人实在太多，多得根本无法一一执行，于是只得转而放宽了相应的法律：私自铸造泉币、布币的人，本人连同妻子儿女一律没收充作官府的奴婢；官吏以及邻里保甲若明知有人私铸却不加以举报的，与私铸者同罪论处；非议诋毁"宝货"制度的百姓，罚做苦役一年，若是官吏，则一律罢免官职。可即便如此，触犯这些法令的人依旧愈发增多，加上"五人连坐"的株连之法，导致大批百姓的财产都被没收充公，各郡国的犯人被装上囚车、锁上铁链，一路押解传送到长安的钟官署服刑，其中因愁苦而死的人竟高达十分之六七。 铸造"货布"六年之后，匈奴的侵扰愈发严重，王莽于是大规模招募天下的囚徒、奴仆，号称"猪突豨勇"，同时向天下的官吏百姓一律征税，按财产的三十分之一征收。此外又命令从公卿以下直到各郡县佩戴黄绶的官吏，都要负责保管饲养军马，各级官吏又层层转嫁把这些负担摊派给了百姓。百姓因此动辄触犯禁令，无法安心从事耕种纺织，徭役又极其繁重苛刻，加上连年干旱、蝗灾接连不断。此外由于各项制度屡屡变革、始终未能真正确定下来，上自公侯、下至小吏，都长期领不到应有的俸禄，于是只得私自横征暴敛，贿赂之风因此上行下效，诉讼案件也因此长期得不到公正的判决。官吏纷纷凭借苛刻暴虐的手段来树立自己的威严，借着王莽颁布的种种禁令，趁机侵夺盘剥普通的百姓。富人无法保全自己的财产，穷人更是无以维生，于是纷纷揭竿而起、沦为盗贼，依托山林险阻负隅顽抗，官吏根本无法真正将他们剿灭肃清，这股盗贼的势力反倒因此日渐蔓延壮大，于是青州、徐州、荆楚一带的盗贼动辄以万人计。这些百姓有的死于战乱，有的被四方边境的夷狄部族所俘虏掳掠，有的因触犯法令而获罪，有的死于饥荒瘟疫，甚至又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等到王莽还未真正被诛灭之前，天下的户口数量便已经减少了一半之多。 自从招募"猪突豨勇"以后过了四年，汉朝的军队便诛灭了王莽。此后又过了两年，世祖光武帝承受天命，扫荡涤除了这一切繁苛的弊政，重新恢复了五铢钱的流通，与天下百姓一同重新开始了新的纪元。 赞语说：《周易》说"减损富余之处、增益不足之处，权衡各类事物、公平地施予百姓"，《尚书》说"互通有无、彼此流转迁移"，周朝设有"泉府"这样的官职来加以调控，而孟子也曾批评过那种"狗彘吃着人吃的粮食却不知道加以节制约束，路上有饿死的百姓却不知道开仓赈济"的现象。所以管仲的轻重之术，李悝的平籴之法，桑弘羊的均输制度，耿寿昌的常平仓制度，都各有其历史渊源可循。只是回想古人推行这些制度之时，自有一套精密的算计准则，加上官吏贤能、政令通行，所以百姓才能真正从中受益，天下万国也因此得以治理安定。到孝武帝之时，国家的用度虽已十分充裕丰饶，可百姓的赋税却并未因此而增加，这已经算是仅次于古人的一种境界了。可到了王莽之时，这套制度却已经完全失去了应有的分寸，奸邪之徒趁机弄权谋私，官府与百姓的财力都因此而彻底枯竭，这已经完全谈不上什么章法可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