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七十二 王貢兩龔鮑傳　第四十二

从前武王讨伐商纣，把象征王权的九鼎迁到雒邑，伯夷、叔齐却对此不以为然，宁可饿死在首阳山下，也不肯食用周朝的俸禄，即便如此，周朝仍被称颂为盛德之世。然而孔子仍称赞这两位贤人，认为他们"不降低自己的志向，不辱没自己的身份"。孟子也说过："听闻伯夷高风亮节的人，贪婪之人也会变得廉洁，懦弱之人也能立下坚定的志向；……在百代之前奋发有为，其风范流传百代之后，无不使人为之振奋，若非真正的贤人，又怎能做到这样呢！" 汉朝建立之初，有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四位隐士，他们在秦朝之世，避世隐居到商洛的深山之中，等待天下安定。高祖听闻他们的名声，多次征召，都未能请出。后来吕后采用留侯张良的计策，让皇太子言辞谦卑、备上束帛之礼，用安车前去迎请这四位老人。四人到达之后，随太子一同觐见，高祖以宾客之礼相待，十分敬重，太子因此得以借助他们的声望更加稳固地位，最终得以安然继位。详情记在《留侯传》中。 【郑子真、严君平】 此后，谷口有郑子真，蜀地有严君平，二人都修身自守、不求闻达，不合礼制的衣服不穿，不合礼制的食物不吃。成帝时，皇上的大舅、大将军王凤以礼相聘郑子真，郑子真始终不肯屈从，直至去世。严君平在成都的集市上以占卜算卦为业，他认为："占卜算卦本是卑贱的行业，但可以借此惠及众人。若有人前来询问邪恶不正当的事情，我便依据蓍草龟甲的卦象，为他分析利害得失。与人子谈话，便依孝道劝导；与人弟谈话，便依恭顺劝导；与人臣谈话，便依忠诚劝导，各自顺应他们的处境引导向善，能听从我劝告的人，已经超过半数了。"他每天只接待几位客人，赚得百钱足够维持生计，便关起摊子、放下帘子，教授《老子》。他博览群书、无所不通，依据《老子》以及严周（庄子）的宗旨撰写了十几万字的著作。扬雄年轻时曾跟随他游学，后来到京城做官显名，多次在朝廷中向在位的贤者称颂严君平的德行。杜陵人李强向来与扬雄交好，后来做了益州牧，高兴地对扬雄说："我这下真能见到严君平了。"扬雄说："您若备齐礼数以待他，或许还能见到这个人，但绝不可能让他屈从于您。"李强心中并不以为然。等到了蜀地，备齐礼节前去拜见严君平，最终始终不敢开口请他出任属官，感叹道："扬子云真是善于知人啊！"严君平活到九十多岁，一直以占卜为业直到终老，蜀地百姓爱戴敬重他，至今仍传颂他的事迹。等到扬雄著书评论当世的士人，也特意称颂了这两位。他的评论说："有人问：君子最忧虑的是死后名声不能与德行相称，何不趁势谋取权位呢？名声，官位是可以求得的。我说：君子把德行与名声看作最重要的追求。梁、齐、楚、赵各国的君主，并非不富贵，可他们又哪里能真正成就美名呢！谷口的郑子真不屈服于世俗，在山岩之下亲自耕作，声名却震动京师，这难道是靠做官得来的吗？这难道是靠做官得来的吗？楚地的两位龚公操守高洁，可谓清白至极了！蜀地的严君平深藏不露，从不为苟且求见而屈就，也不为苟且求利而妄取，长久隐居而不改变自己的操守，即便是随侯珠、和氏璧这样的宝物，又怎能与他的品格相提并论呢？能够以此为标榜，不也正是国家的珍宝吗！" 从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里先生到郑子真、严君平，这些人都不曾出仕为官，但他们的风范气节足以激励贪婪之人、砥砺世俗风气，堪称近古以来的隐逸之士。至于王吉、贡禹以及两位龚公这样的人物，则都是凭借礼让之德进退于官场的。 【王吉】 王吉字子阳，是琅邪郡皋虞人。年轻时研习经学，以郡吏的身份被举荐为孝廉任郎官，补任若卢右丞，升任云阳令。被举荐为贤良，任昌邑国中尉，而昌邑王喜好游猎，在封国之中驱车奔驰，行为放纵毫无节制，王吉上疏劝谏，说： "臣听说古时君王出行，师旅每日行进三十里，如今大王一日却要行五十里。《诗经》说：'并非古时那样的疾风啊，也并非古时那样的快车啊，回顾周朝的正道，我心中不禁忧伤。'解释说：这不是古代那种和缓的风气，而是急骤猛烈的；这不是古代那种平稳的车驾，而是颠簸摇晃的。这正是诗人为此感到悲伤。如今大王驾临方与，还不到半天时间便驰骋二百里，百姓因此大多耽误了耕种养蚕的农时，还要修治道路、牵引马匹，臣愚以为不可这样频繁地扰动百姓。从前召公巡视政务，正值农忙时节，便在棠梨树下暂住处理政事听讼断案。当时百姓人人各得其所，后世怀念他的仁德恩泽，甚至不忍砍伐那棵甘棠树，《诗经》中的《甘棠》一篇说的正是这件事。 大王不喜好研习学问经术，却喜好放纵游猎，凭轼扶手、勒紧缰绳，不停地驰骋，口中喊叫呼喝到疲倦，双手挥鞭勒马到辛苦，身体在车驾颠簸中劳累不堪；清晨便冒着雾露出行，白天则蒙上一身尘埃，夏天顶着酷暑暴晒，冬天又遭受风寒侵袭。屡屡以娇弱的身体去经受这样繁重辛劳的折磨，这既不是保全寿命的根本之道，也不是增进仁义德行的正途。 若能身处宽敞的殿堂之下，坐在细软的毡毯之上，明师在前方教导，诵读劝学之声在身后响起，向上探讨唐尧虞舜之世的治国之道，向下考察殷商周朝的兴盛之因，考究仁圣先贤的风范，研习治国的道理，欣然振奋、发愤忘食，日日增进自身的德行，这样的乐趣又岂是单单驾车驰骋所能比拟的呢！闲暇时俯仰屈伸活动身体，进退步趋以充实下盘，吐故纳新以修炼脏腑，专心凝神以调养精气，用这样的方式来颐养生命，寿命岂能不长久呢！大王若真能如此留意，那么心中便会怀有尧舜的志向，身体也能享有仙人般的长寿，美好的声誉必将上达天听，那么福泽禄位便会汇聚而来、社稷也能因此安定了。 皇上仁德圣明，至今仍思念先帝、不敢有丝毫懈怠，对宫馆苑囿、射猎游玩之乐从未有过丝毫留恋。大王应当日夜将此事铭记于心，以此秉承圣意。诸侯宗室骨肉之中，没有比大王与皇上更为亲近的了，大王论亲缘是皇上的子侄，论地位又是皇上的臣子，一身兼负这两重责任，若在恩爱情义之中稍有不周全之处，一旦上达天听，绝非享有封国的福气。臣王吉愚钝鲁莽，愿大王明察。" 昌邑王刘贺虽然不能遵循正道，但仍知道敬重礼待王吉，于是下令说："寡人的行为难免有所懈怠疏漏，中尉忠心耿耿，屡次匡正我的过失。派谒者千秋赏赐中尉牛肉五百斤，酒五石，肉脯五束。"此后昌邑王仍旧我行我素、放纵如故。王吉每每直言劝谏争辩，深得辅弼之臣的本分，虽然并未能改变民风治理，但封国之中无人不敬重他。 过了很久，昭帝驾崩，没有留下子嗣，大将军霍光执掌朝政，派大鸿胪、宗正前去迎接昌邑王入朝继位。王吉当即上奏告诫昌邑王说："臣听说殷高宗守丧期间，三年不曾开口说话。如今大王因先帝丧事而被征召入朝，理应日夜哭泣悲哀而已，切不可轻举妄动、随意发号施令。而且又岂止是丧事期间应当如此，凡是身为君王面南而治的人，又何须多言呢？上天从不言语，四季却照样运行，万物照样生长，愿大王明察此理。大将军仁爱勇智，忠信的德行天下无人不知，侍奉孝武皇帝二十余年从未有过差错。先帝弃群臣而去时，把天下托付给他，把年幼孤弱的皇子也一并托付给他，大将军怀抱着尚在襁褓中的幼主，颁布政令、施行教化，使得四海之内安定祥和，即便是周公、伊尹，也未必能超过他。如今皇帝驾崩、没有子嗣，大将军一心思虑何人可以承奉宗庙祭祀，才援引拥立了大王，他的仁厚之心岂能用什么尺度来衡量呢！臣希望大王能够敬重侍奉他，凡是政事都完全听从他的安排，大王只需垂衣拱手、南面而坐即可。愿大王将此事留意在心，时常思量。" 昌邑王到京城后，即位仅二十多天便因行为淫乱被废黜。昌邑国的旧臣因在封国期间没有及时举奏昌邑王的过失，致使朝廷无从得知，又不能加以辅导教化，使昌邑王陷入了大恶之中，全都被下狱诛杀。唯独王吉与郎中令龚遂，因忠诚正直、屡次直言劝谏而得以减死一等，判处髡刑罚作城旦。 后来重新起用为益州刺史，因病辞官，又被征召为博士谏大夫。当时宣帝颇有意效法武帝时的旧制，宫室车马服饰的排场超过了昭帝时期。当时外戚许氏、史氏、王氏尊贵得宠，而皇上又事必躬亲、任用能干的官吏。王吉上疏陈述朝政得失，说： "陛下亲身秉持圣明的资质，统领万方，帝王的治国典籍图册每日陈列在御前，一心思虑天下大事，将要开创太平盛世。每次颁下诏书，百姓都欣然若获新生。臣私下反复思量，这固然可以称得上是极大的恩泽，却还不能称得上是治国的根本要务。 真正致力于致治的君主并非世世都能出现，公卿大臣有幸遭逢陛下这样的盛世，进言便被采纳、劝谏便被听从，然而至今尚未有人能建立起万世流传的长远方略，将陛下推举成为堪比夏商周三代兴盛之时的明君。如今大家所致力的，不过是按时限完成文书簿册、判决诉讼案件而已，这并非奠定太平盛世的根本之道。 臣听说圣明的君王宣扬德教、推行教化，必定要从身边最近的地方开始。若朝廷之上礼制不完备，便难以谈得上真正的治理；若身边近臣行为不端正，便难以感化远方的百姓。百姓这个群体，看似软弱却不可轻易战胜，看似愚昧却不可随意欺瞒。圣明的君主独自居于深宫之中，若行为得当，天下人便会称颂传扬；若有所失当，天下人便会众口议论。行为发生在身边近处，必定会显现在远方，所以应当谨慎选择身边的近臣，审慎选拔所任用的人；选择身边的近臣是为了端正自身，选拔所任用的人是为了宣扬德教。《诗经》说：'济济一堂的众多贤才，文王因此得以安定天下。'这正是治国的根本所在。 《春秋》之所以推崇大一统，正是因为要让天下各地风气相同、九州万民遵循同一套准则。如今世俗官吏治理百姓，并没有可以世代通行的礼义准则可依循，唯独设置刑法来加以约束。那些想要治理好地方的官吏，也不知从何入手，只能凭主观臆断穿凿附会，各自采取权宜之计，权谋诡诈随心所欲，因此一旦有所变动之后便再也无法恢复整饬。因此百里之内风气便不相同，千里之内习俗便大相径庭，家家户户政令各异，人人衣着服饰各不相同，欺诈虚伪由此滋生，刑罚愈发繁多而无穷尽，质朴的民风日渐消磨，恩爱亲情也日渐淡薄。孔子说'要安定君主、治理百姓，没有比礼制更好的办法了'，这并非空话虚言。在古代圣王尚未制定礼制之时，也是援引先前更早的先王之礼、择取适合当世的部分加以运用的。臣愿陛下秉承上天的旨意，开创宏伟的功业，与公卿大臣以及儒生们一同商议，阐述古代的礼制，彰明圣王的法度，引导天下百姓走向仁德长寿的境界，这样一来，风俗又怎会不如成王、康王之世，寿命又怎会不如殷高宗那样长久呢？臣私下认为当今世俗所追求、却不合乎正道的种种事务，谨此逐条奏明，还望陛下斟酌取舍。" 王吉的意思是："夫妻之道，是人伦的重大纲纪，也是关乎百姓寿夭的根源。如今世俗嫁娶年龄过早，尚不懂得为人父母的道理便已生育子女，因此教化不能彰明，百姓多有夭折。聘娶妻子、出嫁女儿的礼数没有节制，导致贫苦人家难以承担这样的开销，因此往往不肯抚养子女。此外，汉朝制度中列侯可以娶公主为妻，诸侯国中则由国人承接翁主（诸侯王之女），使得男子屈从于女子，丈夫屈居于妻子之下，这违背了阴阳应有的位序，因此多有妇人乱政的祸患。古代衣服车马依身份贵贱都有明确的规制，用来表彰有德之人、区分尊卑等级，如今上下等级僭越混乱，人人各自逾越制度，因此贪图财利、追逐私欲之风盛行，百姓也不再畏惧死亡。周朝之所以能够达到大治、刑罚闲置而不必使用，正是因为周朝在潜移默化之中禁绝邪念，在恶念尚未萌发之时便加以杜绝。"他又说："舜帝、商汤任用贤能时，并不局限于三公九卿这些世袭贵族的子弟，而是举用皋陶、伊尹这样出身平凡的贤才，因此不仁之辈自然远离朝廷。如今若让世俗官吏得以任用自己的子弟为官，这些人大多骄纵傲慢，不通古今之理，即便日积月累地治理百姓，也无益于民生，这正是《伐檀》这首诗所讽刺批判的对象。应当明确选拔求访贤才的制度，废除任子之令。至于外戚以及旧交故人，可以厚赠财物，却不宜让他们身居要职。应当废除角抵这类杂耍游戏，裁减乐府的规模，精简尚方署的用度，向天下昭示节俭的美德。古代的工匠不制作雕刻镂空的器物，商人也不经营奢华无度的货品，这并非工匠、商人本身特别贤明，而是政令教化使然。百姓若见到上位者崇尚节俭，便会归心于农事本业，本业既已确立，末业自然也会随之发展。"他的主旨大致如此，皇上认为他的言论迂阔不切实际，并没有特别重视优待他。王吉于是称病辞官，返回琅邪。 当初，王吉年轻求学时，居住在长安。东边邻居家有一棵大枣树，枝叶垂到王吉家的庭院中，王吉的妻子摘了几颗枣子给王吉吃。王吉后来知道了这件事，便把妻子休了。东边邻居听说后打算砍掉那棵枣树，邻里们一同劝阻，因而坚决请求王吉让妻子重新回家。乡里人因此编了句话说："东家有棵树，王阳的妻子被休；东家枣树保全了，被休的妻子又回来了。"他磨砺志节竟到了这样的地步。 王吉与贡禹是好友，世人因此称颂"王阳在位为官，贡公便弹去帽子上的灰尘准备出仕"，说的正是二人志趣相投、取舍一致。元帝刚即位时，派使者征召贡禹与王吉。王吉当时年事已高，在赴京途中染病去世，皇上为此深感哀悼，又派使者前去吊唁祭奠。 当初，王吉兼通五经，能讲解《驺氏春秋》，用《诗经》《论语》教授门徒，又喜好梁丘贺所传的《易经》，让儿子王骏跟随梁丘贺学习。王骏以孝廉的身份任郎官。左曹陈咸举荐王骏父子二人都贤能出众，经学明达、德行端正，应当予以显用以砥砺世风。光禄勋匡衡也举荐王骏有独当一面、应对外交的才干。王骏升任谏大夫，出使责问淮阳宪王。后升任赵国内史。因父亲王吉当年因昌邑王一事获罪受刑，此后告诫子孙不要在诸侯王国中任官，所以王骏在赴任途中称病，辞官归乡。后又重新起用为幽州刺史，升任司隶校尉，上奏罢免了丞相匡衡，升任少府。任职八年后，成帝打算重用他，特意外放王骏为京兆尹，以政事考验他的才干。在此之前，京兆尹一职曾出过赵广汉、张敞、王尊、王章这几位名臣，到王骏时也颇有能干的名声，所以京城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此前有赵广汉、张敞，此后有三位王氏名臣。"而薛宣从左冯翊接替王骏担任少府，恰逢御史大夫一职出缺，谷永上奏说："圣明的君主不应当只凭虚名而不重实际的政绩。按考核政绩来任用官员的原则，薛宣的政事才能已经得到了实际检验。"皇上认同了这个意见。薛宣担任少府一个多月，便被破格提拔为御史大夫，后来官至丞相。王骏于是接替薛宣担任御史大夫，二人一度同朝共事。王骏在任六年后病逝，翟方进接替他担任御史大夫。几个月后，薛宣被免官，翟方进便接替他担任丞相。众人都为王骏未能封侯感到遗憾。王骏担任少府时，妻子去世，他从此不再续娶，有人问他缘故，王骏说："我的德行比不上曾参，我的儿子也比不上华元、宋公这样的贤子，我又哪里敢再续娶呢？" 王骏的儿子王崇凭父亲的任子恩荫做了郎官，历任刺史、郡守，治理有能干的名声。建平三年，以河南太守的身份被征召入朝任御史大夫，任职几个月。当时成帝的舅舅安成恭侯的夫人放氏已经守寡，被朝廷供养在长信宫中，因巫蛊诅咒之事获罪下狱，王崇上密奏，替放氏说话求情。放氏的娘家解氏与王崇家结为姻亲，哀帝认为王崇不够忠诚，下册书责问王崇说："朕因您家世代美名累积，所以才破格提拔越级重用。您自从任职以来，从未听闻有什么忠诚匡正国事的建树，反而心怀欺诈的言辞，想借机援救旧日姻亲之家，这已是大逆不道之罪，况且您举止专断放纵，不遵守法度，无以昭示百官。"于是把他降职为大司农，后又调任卫尉左将军。平帝即位后，王莽执掌朝政，大司空彭宣请求辞官归乡，王崇接替他担任大司空，封扶平侯。一年多后，王崇又借口生病请求辞官，其实都是为了躲避王莽，王莽便派他返回封国。一年多后，王崇被侍妾下毒害死，封国被废除。 从王吉到王崇，家族世代以清廉闻名，然而他们的才干名望渐渐比不上王吉本人，禄位却反而更加尊崇显赫。他们都喜好车马衣饰，自身的衣着打扮极为鲜明华丽，却没有金银锦绣这类贵重之物。等到迁徙搬家之时，所携带的行李不过是几个包裹衣物的口袋，从不积蓄多余的财产。辞官在家闲居时，也仍旧是布衣粗食。天下人既佩服他们的廉洁，又对他们衣饰的华美感到奇怪，因此民间流传着"王阳能自己炼制黄金"这样的说法。 【贡禹】 贡禹字少翁，是琅邪郡人。凭借精通经学、品行高洁而闻名于世，被征召为博士、凉州刺史，后因病辞官。又被举荐为贤良，任河南令。一年多后，因职务上的事被上级府衙责难，摘下官帽谢罪。贡禹说："这官帽一旦摘下，又岂能再重新戴上呢！"于是索性辞官而去。 元帝刚即位时，征召贡禹为谏大夫，屡次虚心向他询问政事。当时年成歉收，各郡国大多陷入困顿，贡禹上奏说： "古代宫室的规制有一定的限度，宫女不超过九人，喂养的马匹不超过八匹；墙壁只涂饰而不加雕琢，木材只打磨而不加雕刻，车马器物都不施以彩绘图案，苑囿的范围不超过数十里，还要与百姓共同使用。古代君主任用贤能之人，赋税只收十分之一，没有其他额外的赋敛徭役，役使百姓每年不超过三天，方圆千里之内自给自足，方圆千里之外的诸侯各自按规定进贡而已。所以天下百姓家家富足、人人丰裕，颂扬盛世的歌谣此起彼伏。 到了高祖、孝文帝、孝景帝时，仍遵循古制崇尚节俭，宫女不过十几人，马厩里的马匹不过百余匹。孝文皇帝穿粗绸衣服、穿皮革鞋子，所用器物没有雕刻纹饰、也没有金银装饰。可后世却争相追求奢侈，一代比一代更甚，臣下也纷纷相互效仿，衣饰佩剑等制度混乱到连君主也难以分辨，皇上有时临朝理政、进入宗庙祭祀，众人都无法从服饰上分辨出君臣尊卑的区别，这实在很不妥当。然而这些人却并不自知自己的行为已经僭越奢侈，正如鲁昭公当年也曾说过：'我哪里有什么僭越之处呢？' 如今大夫僭越诸侯的规制，诸侯僭越天子的规制，天子的排场又超过了应有的天道规制，这样的风气已经持续很久了。要承接衰败的局面、挽救混乱的世道，矫正恢复古代淳朴的教化，全在于陛下您了。臣愚以为要完全恢复到远古那样的朴素，实在太难，但应当稍微效法古制来自我节制。《论语》说：'君子乐于以礼乐节制自身的欲望。'如今宫室建制已经确定，实在难以更改了，但其余的开支都还可以大加削减。从前齐地三服官每年进贡的织物不过十箱，如今齐地三服官所役使的工匠各有数千人，一年耗费高达数万万钱。蜀郡、广汉郡主管金银器物的官署，每年各耗费五百万钱。三处工官加起来，官府开支就达五千万钱，东西两处织室的花费也是如此。马厩里喂养的马匹食用的粮食将近万匹之多。臣贡禹曾随从前往东宫，见到皇上所赐的杯盘器皿，全都饰以彩绘和金银装饰，这实在不该是赏赐给臣下用来饮食的器物。东宫的花费也难以计算穷尽。天下百姓之所以大批饥饿而死，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如今百姓大批饥饿而死，死后连安葬都做不到，尸体被犬豕啃食。甚至到了人吃人的地步，可马厩里的马匹却仍旧吃着精粮，还嫌它们长得不够肥壮，稍有脾气发怒，便每天牵出去遛马锻炼。身为受命于天的君王，本应是百姓的父母，难道真该是这样对待百姓的吗！难道上天看不到这一切吗？武帝时，又大量选取美貌的女子多达数千人，用来充实后宫。等到武帝驾崩，昭帝年幼，霍光专权处理丧事，不懂礼制的正当规矩，胡乱大量埋藏金钱财物，还有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等活物，总共一百九十种，全部埋入陵墓陪葬，又把后宫的宫女都安置在陵园中守陵，这大大违背了礼制，逆反了天意，也未必真正合乎武帝的本意。昭帝驾崩时，霍光又重演了这一套做法。到孝宣皇帝时，陛下您从未对此有过谏言，群臣也都因循旧例照办不误，这实在令人痛心啊！因此使得天下上行下效，选取女子都大大超出应有的限度，诸侯的妻妾有的多达数百人，豪门富户和官吏百姓中蓄养歌伎的也多达数十人，因此宫中多有怨恨的怨女，民间也多有孤独无妻的旷夫。至于普通百姓安葬，也都要把地上的财物耗尽来填充地下的陪葬。这一切过失都是从上位者身上产生的，都是大臣们因循守旧、不加匡正的罪过。 唯愿陛下能深切体察古代圣王的治国之道，遵从其中节俭的一面，大幅削减御用车驾服饰器物的规模，减去三分之二。子女数量本应顺应天命，望陛下仔细审查后宫，挑选其中贤德的留下二十人，其余全部遣散归家。至于各陵园中没有子嗣的宫人，也应当全部遣散。唯独杜陵的宫人多达数百，实在令人怜悯。马厩中的马匹可以精简到不超过几十匹。只需保留长安城南的上林苑作为狩猎的园囿，从城西南一直到山西、到鄠县的土地，都可以免除赋税还给百姓耕种。如今天下正逢饥荒，理应大力削减自身的用度来救济灾民，这才符合上天的意愿啊。上天生育圣人，本是为了造福万民，并非只是让圣人一人独自享乐罢了。所以《诗经》说：'上天难以信赖依恃啊，做君王实在不易；'又说：'上帝时刻监临着你，不要三心二意。'孔子说'面对仁德之事，不必对师长谦让'，这些道理唯有陛下能以圣明的心智参照天地大道，考察古往今来的历史经验，这些不是臣下可以随意商议的。若只是一味揣摩迎合上意、随君主意愿而变化，臣贡禹实在难以忍受这样的做法，不敢不竭尽自己愚拙的忠心。" 天子采纳了他忠诚的建议，于是下诏命太仆减少喂马的粮食，水衡都尉减少喂养猛兽的肉食，裁减宜春下苑还给贫民耕种，又废除了角抵等各类杂耍表演以及齐地三服官。升任贡禹为光禄大夫。 不久，贡禹又上书说："臣贡禹年老贫穷，家产不到一万钱，妻子儿女的饮食都难以维持温饱，粗布短衣也不周全。臣有田地一百三十亩，陛下特别加恩征召臣入朝，臣卖掉了一百亩田地才凑够置办车马的费用。到京之后，被任命为谏大夫，秩禄八百石，每月俸钱九千二百。又蒙朝廷供给饮食、四时赏赐各色丝绸绵絮衣物、酒肉以及各种果品，恩德实在深厚。臣生病时，侍医还亲自前来诊治，全靠陛下的神灵庇佑，臣才得以不死而生。后来又被任命为光禄大夫，秩禄二千石，每月俸钱一万二千。俸禄赏赐越来越多，家中也日渐富裕，自身也日渐尊贵，这实在不是臣这样出身草野的愚臣所应当承受的。臣常常反省自问，终究无以报答这深厚的恩德，日夜为此感到惭愧不已。臣贡禹犬马之年已有八十一岁，血气衰竭，耳不聪目不明，已经不能再对国家有什么补益，正所谓白白享受俸禄、玷污朝廷的臣子了。臣独自伤感离家已有三千里之远，膝下只有一个儿子，年仅十二岁，家中没有能在臣去世后为臣操办棺椁丧事的人。臣实在担忧一旦有一天猝然倒下、气绝身亡，便再也无法归返故里，尸身将玷污宫室中的席垫，骸骨也将被弃置一旁，孤魂也无法归乡。臣实在难以抑制这份私心的愿望，恳请陛下准许臣告老还乡，让臣在有生之年得以归返故里，即便死去也再无遗憾了。" 天子回复说："朕因您具有伯夷般的廉洁，史鱼般的耿直，恪守经义、依据古训行事，不曲意逢迎当世的风气，孜孜不倦地为百姓谋福，这正是当世所稀缺的品质，所以朕才亲近倚重您，几乎让您参与国家大政。如今朕还未能长久聆听您的高论，您却说要辞官引退，莫非心中有什么不满怨恨吗？还是说朝中在位的臣子与您意见不合呢？此前朕曾让金敞转告您，想趁您在世时提拔您的儿子，这话早已明白传达给您了，如今您又说儿子年幼。以朝廷的名义关照您家中之事，即便有百个儿子又怎能超过这份恩遇呢？古书上说'不必怀恋故土'，又何必执意思念故乡呢！望您多多进食、谨慎调养身体，以此自我扶助。"一个多月后，任命贡禹为长信少府。恰逢御史大夫陈万年去世，贡禹接替他担任御史大夫，位列三公。 自贡禹在位以来，屡次陈述朝政得失，先后上书数十次。贡禹认为古代百姓不必缴纳人口算钱，是从武帝征伐四方蛮夷开始才对百姓加重赋税，百姓生下孩子满三岁便要开始缴纳口钱，因此百姓的负担愈发沉重，以至于生下孩子就把孩子杀死，实在令人悲痛。应当规定孩子七岁换牙之后才开始缴纳口钱，二十岁以后才开始缴纳算赋。 他又说，古代不以金钱作为货币，而是专心致力于农耕，所以只要有一个男子不耕种，就必定会有人因此挨饿。如今汉朝铸造钱币，以及各处铁官都设置官吏士卒和刑徒，开山采取铜铁矿石，一年动用的劳力多达十万人以上，一个中等农户耕种能供养七个人，也就是说常常有七十万人因此而挨饿。挖掘地下数百丈深，销蚀了地下阴气的精华，致使地脉空虚，无法孕育云气，加之滥砍滥伐林木没有任何限制禁令，水旱灾害恐怕未必不是由此而起的。自从五铢钱铸造以来已有七十多年，百姓因私自盗铸钱币而获罪受刑的人极多，而富人却将钱财堆满屋室，仍然贪得无厌。民心因此浮动不安，商贾争相逐利，东西南北各施奇巧心思，穿好衣、吃美食，一年能获取十分之二的暴利，却不必缴纳租税。而农夫父子却终年在田野中日晒雨淋，不避寒暑，拔草整地，手脚都磨出了厚茧，缴纳了应有的谷物租税后，还要另外缴纳草料税，加上乡里官吏私自索求，简直无法一一应付。因此百姓纷纷抛弃农业本务、追逐工商末业，如今务农之人已不到一半。贫苦百姓即便得到朝廷赐予的田地，也往往贱价出售用来经商谋生，等到穷困潦倒之时便铤而走险成为盗贼。这是为什么呢？正是因为经商的利益丰厚，人心被金钱所迷惑。因此奸邪之事屡禁不止，其根源都在于钱币本身。要根治这末流的弊病，就应当断绝这个根源，应当废除采集珠玉金银、铸造钱币的官署，不再以此作为货币流通。市井之间也不得从事货币买卖，废除按租税分成计算铢两的法令，租税、俸禄、赏赐都改用布帛及粮食支付。使百姓一心归本务农，恢复古代淳朴的治国之道，这才是妥善的办法。 他又说，各处离宫以及长乐宫的守卫可以裁减一大半，以此宽减徭役负担。此外朝廷官府中的奴婢多达十万余人，整日游乐无所事事，朝廷却要向良民征税来供养他们，每年耗费五六万万钱，应当把他们免为平民，由官府供给口粮，让他们代替函谷关以东的戍卒，去驻守北部边境的亭障要塞，负责瞭望警戒。 他又想让皇上身边的近臣，从诸曹侍中以上的官员开始，一律不得让家中私自贩卖货物、与百姓争夺利益，凡有触犯者一律罢免官职、削夺爵位，永不得再入仕为官。贡禹又说： "孝文皇帝时，崇尚廉洁、鄙视贪污，商人、赘婿以及因贪赃获罪的官吏都被禁锢终身不得为官，赏善罚恶，从不偏袒亲戚，罪证确凿的人依法伏诛，罪责存疑的人从宽处理归于百姓，也没有花钱赎罪这样的法令，因此政令得以令行禁止，四海之内都受到极大的教化，天下一年判决的案件不过四百件，与刑罚完全闲置不用几乎没有区别。武帝刚君临天下时，尊崇贤才、任用能人，开疆拓土数千里，等他亲眼见证了自己功业浩大、威势通行天下，便开始放纵自己的嗜欲，导致用度不足，于是推行了权宜的变通之法，让触犯法令的人可以用财物赎罪，让缴纳粮食的人可以补任官职，因此天下奢靡之风盛行，官场混乱、百姓贫困，盗贼纷纷四起，逃亡在外的人也越来越多。各郡国官员唯恐自己受到惩处，便挑选那些精于文书簿册、善于欺瞒上级官府的人，任命为重要官职；若奸邪之事屡禁不止，便挑选那些勇猛能够压制百姓的人，用严苛暴虐的手段威慑镇服下民，让这些人身居高位。因此那些没有德义却拥有钱财的人，反而在世间显赫一时，欺瞒作假却擅长文书的人，反而在朝廷中受人尊崇，悖逆不道却勇猛无畏的人，反而在官场中身居显贵。因此世俗都说："何必讲究孝顺友悌呢？只要财富多便能享有荣耀。何必讲究礼义呢？只要精通文书便能出仕做官。何必讲究谨慎小心呢？只要勇猛无畏便能身居官职。"因此即便是脸上刺字、割去鼻子、剃去头发、戴上铁钳这样受过刑罚的人，也照样能挽起袖子在世间掌权理政，行为纵然如同猪狗一般，只要家中富足、势力雄厚，便可以颐指气使，人们反倒把这样的人视为贤能之辈。因此人们把身居官位却聚敛财富的人称为豪杰，把干着奸邪勾当却获取利益的人称为壮士，兄长以此规劝弟弟，父亲以此勉励儿子，世俗败坏竟已到了这样的地步！仔细考察其中的缘由，都是因为触犯法令可以花钱赎罪、朝廷求访贤才却始终得不到真正的贤能之士，加之上下相互标榜崇尚财利、该诛杀之人却始终不加惩处所导致的。 如今若想振兴大治、达到太平盛世，应当废除花钱赎罪的法令。若郡国长官举荐人才不实，以及有贪赃行为的，应当立即依法诛杀，而不仅仅是免官了事，这样一来官员们便会争相尽力向善，崇尚孝顺友悌、轻视经商逐利之人，推举真正的贤才、举荐踏实廉洁之士，这样天下才能真正得到治理。孔子不过是一介平民，仅凭乐道守正、坚持不懈的品格，便使得四海之内、天下的君王，若没有孔子的言论便无所适从。更何况凭借我大汉幅员辽阔的疆域、陛下的圣德，身处南面为君的至尊之位，掌握着统领万乘之国的权柄，又有天地的助佑，若要转变世风、改易习俗，调和阴阳、陶冶万物，教化匡正天下，本应比疏通决堤的洪流、抑制崩塌的山石还要容易。自成王、康王以来，已经将近千年，想要致力于治国的君主为数众多，然而太平盛世却始终未能再度兴起，这是为什么呢？正是因为舍弃了法度而放纵私意，奢侈之风盛行而仁义教化荒废所致。 陛下若真能深切体念高祖创业的艰辛，专一效法太宗（文帝）的治国之道，端正自身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于臣下，选拔贤才辅佐自身，广开言路、进用忠正之臣，诛除奸佞之臣，远远摒弃阿谀谄媚之徒，遣散陵园中的宫女，废除歌舞乐伎，禁绝郑地那样靡靡之音，去除华丽的帷帐，摒弃华而不实的奢侈之物，弘扬崇尚节俭的教化，引导天下百姓都归心于农业本务，如此坚持不懈，那么便可与夏商周三王比肩，甚至可以追及五帝的盛世。唯愿陛下留意省察，这将是天下百姓莫大的幸事。" 天子把这些建议交付讨论，下令百姓生育子女满七岁才开始缴纳口钱，从此成为定制。又废止了上林苑中很少驾临的宫馆，裁减了建章宫、甘泉宫的守卫士卒，各诸侯王庙的守卫士卒也裁减了一半。其余的建议虽未能全部采纳施行，但皇上仍嘉许他质朴正直的用心。贡禹又上奏想要废除各郡国的宗庙，制定汉朝宗庙依次迁毁的礼制，这些建议当时都未能施行。 贡禹担任御史大夫几个月后便去世了，天子赐钱百万，任命他的儿子为郎官，官至东郡都尉。贡禹去世后，皇上追念他生前的建议，最终下诏废除了各郡国的宗庙，制定了宗庙依次迁毁的礼制。详情记在《韦玄成传》中。 【两龚】 两位龚公都是楚地人，龚胜字君宾，龚舍字君倩。二人相互交好，都以名节著称，因此世人称他们为"楚两龚"。二人年轻时都喜好学问、精通经学，龚胜担任郡吏，龚舍则不曾出仕。 过了很久，楚王入朝，听说龚舍才学高明，聘请龚舍为常侍，龚舍不得已随楚王入宫，回到封国后便坚决辞去此职，希望能继续钻研学问，又重新回到长安。而龚胜担任郡吏，三次被举荐为孝廉，因是诸侯王国出身之人不得担任宫中宿卫，只能补任地方属吏。曾两度任县尉，一度任县丞，龚胜每次刚到任便又辞官离去。后被州里举荐为茂才，任重泉县令，又因病辞官。大司空何武、执金吾阎崇举荐龚胜，哀帝还是定陶王时就已听闻他的名声，征召他为谏大夫。皇上引见龚胜时，龚胜又举荐了龚舍以及亢父人甯寿、济阴人侯嘉，皇上便下诏一并征召。龚胜说："臣私下见到朝廷征召医官、巫师时，常常派车前去迎接，如今征召贤才，也理应派车迎接才是。"皇上问："大夫是自己乘私车来的吗？"龚胜说："是的，是的。"皇上于是下诏为他们准备官车。龚舍、侯嘉到京后，都被任命为谏大夫。甯寿则称病没有前来。 龚胜担任谏官期间，屡次上书求见，陈说百姓贫困、盗贼众多、官吏不良、风俗浇薄、灾异屡屡出现，这些都不可不加以忧虑。他认为朝廷制度过于奢侈，刑罚过于严苛，赋税过于沉重，应当以节俭为先垂范天下。他的这些言论大多沿袭了王吉、贡禹的主张。龚胜任谏大夫两年多后，升任丞相司直，调任光禄大夫，代理右扶风。几个月后，皇上认为龚胜并非处理繁杂政务的干练之才，于是又让他回任光禄大夫、诸吏给事中。龚胜曾进言批评董贤扰乱朝廷制度，因此触怒了皇上的心意。 一年多后，丞相王嘉上书举荐已故廷尉梁相等人，尚书上奏弹劾王嘉说："言事恣意妄为，蛊惑君主、蒙蔽朝廷，属大逆不道之罪。"皇上把此事交给将军以及在朝中议政的大臣讨论，左将军公孙禄、司隶鲍宣、光禄大夫孔光等十四人都认为王嘉的行为应当依"蛊惑朝廷、大逆不道"之法论处。唯独龚胜在议书中写道："王嘉天性邪僻，他所举荐的大多是贪婪残暴的官吏。他身居三公之位，导致阴阳失调、诸事荒废，这些过错都要归咎于王嘉，说他蛊惑朝廷是毫无疑问的，但如今仅仅因为他举荐梁相等人一事而定罪，这未免定得太轻了。"当天天色已晚，商议的众人便散去了。第二天清晨重新集会商议，左将军公孙禄问龚胜说："您的议论没有依据可循，如今奏章即将呈上，应当依从谁的意见？"龚胜说："将军若认为我的议论不妥，尽可一并将我弹劾。"博士夏侯常见龚胜与公孙禄意见不合，起身走到龚胜面前对他说："应当按照奏章上所说的那样处理。"龚胜用手推开夏侯常，说："走开！" 过了几天，又聚会商议是否应当恢复孝惠帝、孝景帝的宗庙祭祀，与会的众人都说应当恢复。龚胜说："应当按照礼制的原本规定处理。"夏侯常又对龚胜说："礼制也是可以随时变通的。"龚胜厉声说："走开！这正是要看当时的具体情况而定的变通之事。"夏侯常十分恼怒，对龚胜说："我看您是怎么回事，您想要标新立异、与众不同，表面上是想借此博取名声，其实您不过是申徒狄那样的人罢了！" 在此之前，夏侯常还曾对龚胜说过高陵县有个儿子杀死母亲的案子。龚胜把这话禀报了朝廷，尚书询问："这消息是从谁那里听来的？"龚胜回答："是从夏侯常那里听来的。"尚书便让龚胜去询问夏侯常，夏侯常正对龚胜心怀怨恨，便回答说："我是听平民百姓说的，还告诫过您不要声张此事。是您上奏此事时不够详细审慎，才会妄自触犯了罪责。"龚胜无言以对尚书，只得自行上奏弹劾自己与夏侯常争执言语失当、有辱朝廷的体面。此事交由御史中丞处理，召二人前去诘问，上奏弹劾说："龚胜官居二千石，夏侯常官居大夫，二人都有幸得以担任给事中，参与朝政议论，却不能崇尚礼义，反而在朝堂公门之下互相怨恨非议，厉声争辩，怠慢失礼，都犯了不敬之罪。"皇上下诏批复："各自降低秩禄一等。"龚胜谢罪，请求辞官告老。皇上于是又加以赏赐，任命他的儿子龚博为侍郎，外放龚胜为渤海太守。龚胜以病重为由推辞不肯赴任，拖延了六个月后便被免官归乡。 皇上又重新征召他为光禄大夫。龚胜常常称病卧床不起。屡次派儿子上书请求辞官告老，恰逢哀帝驾崩。 当初，琅邪人邴汉也凭清廉的德行被征召任用，官至京兆尹，后任太中大夫。王莽执掌朝政后，龚胜与邴汉一同请求辞官告老。自昭帝时起，涿郡人韩福因德行被征召到京师，朝廷赐予策书、束帛后遣送他归乡。诏书说："朕怜悯您因公务辛劳，望您专心致力于修习孝悌之道、教化乡里。沿途行经驿舍时，各县要依次备办酒肉，供给您本人及随行者与马匹食用。地方长吏应当按时前去问候，每年八月照例赐予羊一头、酒二斛。若不幸去世，则赐给双层丧被一床，用中等规格的祭品祭祀。"于是王莽依照这个先例，禀告太后遣送龚胜、邴汉归乡。策书说："元始二年六月庚寅日，光禄大夫、太中大夫两位年高德劭的老臣，因年老多病而准予辞官。太皇太后特命谒者仆射颁下策书诏令：'听闻古代凡年岁已到的官员便准予退休，这是为了以谦让之心不必再让他们竭尽全力任事。如今二位大夫年岁已到，朕怜悯二位大夫仍被官职之事所烦扰，望二位大夫各自呈报一位儿子或孙子、或同胞兄弟、或同胞兄弟之子的姓名。望二位大夫修身养性、恪守正道，以颐享天年。所赐的丝帛以及沿途驿舍食宿、每年按时赏赐的羊酒衣被，都依照韩福的旧例办理。所呈报的子男均授予郎官之职。'"于是龚胜、邴汉便各自回乡颐养天年。邴汉哥哥的儿子邴曼容也修身养志，自我约束，做官从不肯超过六百石的秩禄，一旦超过便主动请辞离去，他的名声甚至超过了叔父邴汉。 当初，龚舍因龚胜的举荐，被征召为谏大夫，后因病免官。又被征召为博士，也因病辞去。不久，哀帝派使者到楚地拜龚舍为泰山太守。龚舍家住武原，使者到县里请龚舍前来，想让他到官府衙门中拜受印绶。龚舍说："帝王以天下为家，又何必拘泥于在官府之中受任呢？"于是便在自家中接受诏命，随即顺道赴任。到任几个月后，便上书请求辞官告老。皇上征召他回京，走到京兆东湖的边界，龚舍便坚称自己病情沉重不能前行。天子派使者收回他的印绶，改任他为光禄大夫。屡次赐他告假休养，龚舍始终不肯出仕理事，朝廷便派他归乡。 龚舍也精通五经，以《鲁诗》教授门徒。龚舍、龚胜二人归乡之后，各郡的二千石长吏刚上任时，都要亲自登门拜访他们，以师生之礼相待。龚舍活到六十八岁，在王莽居摄期间去世。 王莽篡位后，派遣五威将帅巡视天下各地风俗，将帅亲自捧着羊肉美酒前去慰问龚胜。第二年，王莽又派使者当场任命龚胜为讲学祭酒，龚胜称病不肯应召。又过了两年，王莽再度派使者携带玺书，授予太子师友祭酒的印绶，用安车驷马前去迎接龚胜，当场拜授，秩禄比照上卿，还预先赐给他六个月的俸禄以便置办行装，使者与郡太守、县长吏、三老属官以及品行端正的诸生共计一千余人一同进入龚胜所在的乡里传达诏令。使者想让龚胜起身出门迎接，在门外久候多时。龚胜坚称病情沉重，躺在内室西边的床上、正对窗户，头朝东方，身上盖着朝服和印绶的丝带。使者进入内室，向西行进后面朝南站立，宣读诏书并递上玺书，还行了再拜之礼、奉上印绶，把安车驷马也牵到门前，对龚胜说："圣朝从未忘记过您，如今各项制度还未完全确立，正等着您来主持政务，想听听您有什么施政的设想，以此安定天下。"龚胜回答说："臣一向愚钝，加上年老多病，性命已在旦夕之间，若跟随使君您启程赴京，必定会死在路途之中，对朝廷也毫无益处。"使者再三劝说，甚至把印绶直接放到龚胜身上，龚胜每次都推辞不肯接受。使者于是上奏说："如今正值盛夏酷暑，龚胜病情沉重、气息微弱，可以等到秋凉之后再启程。"朝廷下诏应允。使者每隔五天便与太守一同前去探问龚胜的起居情况，还对龚胜的两个儿子以及门人高晖等人说："朝廷诚心以茅土封爵之礼相待，龚公即便身患疾病，也应当设法挪动到驿舍暂住，以此表明有赴任之意，这样也必定能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份重大的基业。"高晖等人把使者的话转告给龚胜，龚胜自知使者不会轻易听从自己的推辞，便对高晖等人说："我蒙受汉室的深厚恩德，无以为报，如今年事已高，早晚就要入土了，从道义上说，我又岂能以同一副身躯侍奉两个朝代，将来又有什么脸面到地下去见故主呢？"龚胜于是嘱咐后事、安排丧葬棺殓事宜："衣物要贴身包裹，棺木要贴合衣物大小。不要随俗大兴土木动我的坟墓，只需种上柏树、修建一座祠堂即可。"交代完毕后，便再也不肯开口进食，过了十四天便去世了，去世时年仅七十九岁。使者、太守都亲临入殓仪式，依礼赐给双层丧被，按规制祭祀。前来治丧、身穿丧服的门人多达数百人。有一位老者前来吊唁，哭得十分悲切，随后说道："唉！香料因散发香气而自我燃烧，油膏因发出光亮而自我耗尽。龚先生终究还是没能享尽天年，他不是我们这类人啊。"说罢便快步离去，没有人知道他是谁。龚胜居住在彭城的廉里，后世还在他的里门刻石以表彰纪念。 【鲍宣】 鲍宣字子都，是渤海郡高城人。他喜好学问、精通经学，担任县乡的啬夫，代理束州丞。后任都尉、太守府的功曹，被举荐为孝廉任郎官，因病辞官，又任州从事。大司马卫将军王商征辟鲍宣，举荐他为议郎，后又因病辞去。哀帝初年，大司空何武任命鲍宣为西曹掾，对他十分敬重，举荐他为谏大夫，升任豫州牧。一年多后，丞相司直郭钦上奏说："鲍宣处理政务繁琐苛刻，代替二千石官员的属吏审理诉讼案件，考察事务超出诏令规定的范围。他巡视辖区时乘坐驿传车辆，却不用规制车马，只用一匹马拉车，夜宿于乡间亭舍，因此被众人非议。"鲍宣因此获罪被免官。归家几个月后，又被征召为谏大夫。 鲍宣每次任职，总是屡次上书直言劝谏，他的言辞质朴少文却切中要害。当时哀帝的祖母傅太后，想与成帝的母亲王太后一同并称尊号，还想给亲属封爵，丞相孔光、大司空师丹、何武、大司马傅喜起初都坚持正议反对此事，因而违逆了傅太后的心意，全都被免官。丁氏、傅氏的子弟纷纷得到进用，董贤也倍受尊贵宠幸，鲍宣以谏大夫的身份跟在这些人后面，上书劝谏说： "臣私下见到孝成皇帝时，外戚把持朝政大权，人人各自援引私党充塞朝廷，妨碍贤能之人的仕进之路，搞得天下浑浊混乱，奢侈无度，使百姓陷入穷困，因此那时日食几乎发生了近十次，彗星也接连四起。这样危亡的征兆，正是陛下您亲眼所见的，如今又怎能反而比先前更加变本加厉呢！朝中大臣里没有德高望重的大儒、刚正不阿的直臣、白发苍苍的耆老，也没有见识卓越、议论能通古今、能激动人心，忧国如同饥渴一般迫切的人才，臣至今未曾见到过。反倒是外戚小儿以及董贤这样受宠的近臣把持朝廷公门省户，陛下若想与这样的人共同承受天地之责、安定四海，实在是太难了。如今世俗竟把不聪明的人称为有才能，把聪明的人称为无才能。从前尧帝流放四个罪臣，天下便心悦诚服，如今罢免一个官吏，众人却大惑不解；古代受刑之人尚且能心服口服，如今受赏的人反倒使人困惑不解。请托之风盛行、奸邪之事丛生，那些小人日渐得势进用。国家因此空虚，用度也日渐不足。百姓流离失所，纷纷离开城郭，盗贼四起，官吏又变得如同盗贼一般凶残，一年比一年更加严重。 大凡百姓遭受的祸害有七种：阴阳失调，水旱成灾，这是第一种祸害；朝廷屡次加重赋税更役，这是第二种祸害；贪官污吏勾结官府，索取贿赂无休无止，这是第三种祸害；豪强大姓贪婪兼并、永无满足，这是第四种祸害；苛刻的官吏征发徭役，使百姓耽误耕种养蚕的农时，这是第五种祸害；乡里聚众敲锣打鼓，男女百姓被拦截阻挡，这是第六种祸害；盗贼横行抢掠，夺取百姓的财物，这是第七种祸害。这七种祸害尚且还能勉强忍受，此外还有七种致死的原因：酷吏殴打杀害百姓，这是第一种死因；审理案件苛刻严酷，这是第二种死因；蒙受冤屈却无处申诉，这是第三种死因；盗贼横行肆虐，这是第四种死因；仇怨相互残杀，这是第五种死因；年成歉收、饥荒饿死，这是第六种死因；时疫流行、疾病蔓延，这是第七种死因。百姓遭受七种祸害却得不到一点好处，还想指望国家安定，实在太难了；百姓面临七种死因却没有一线生机，还想指望刑罚闲置不用，实在太难了。这难道不正是公卿郡守、封国相贪婪残暴已成风气所导致的吗？群臣有幸身居尊贵的官位，享受丰厚的俸禄，又哪里肯对底层的百姓稍加怜悯、协助陛下推行教化呢？他们的心思不过是一心经营自家的私利，广结宾客，谋取奸邪的私利罢了。他们把苟且逢迎、曲意顺从视为贤能，把拱手沉默、白白享受俸禄视为智慧，反倒把像臣鲍宣这样的人称为愚蠢。陛下从深山幽谷中提拔臣，实在是希望臣能有一丝一毫的裨益，又岂止是想让臣锦衣玉食、身居高位、光耀门楣呢！ 天下本是上天的天下，陛下对上是上天的儿子，对下是黎民百姓的父母，理应替上天牧养万民，对待百姓应当一视同仁，正合乎《诗经·鸤鸠》诗篇所倡导的道理。如今贫苦百姓连粗茶淡饭都吃不饱，衣衫也破烂不堪，父子夫妻之间都难以相互周全保全，实在令人心酸鼻塞。陛下若不加以救济，百姓又将何以安身立命呢？为何陛下偏偏只知道厚养外戚以及董贤这样的宠臣，赏赐动辄以万计，让他们的奴仆宾客都能享用美酒佳肴，就连仆役家童也都因此致富！这绝非上天的旨意。以及汝昌侯傅商毫无功劳却被封爵。官职爵位并非陛下个人的私有之物，而是天下人共有的官职爵位。陛下若把官职授予不该授予的人，让不称职的人身居其位，还指望上天心悦、百姓归服，岂不是太难了吗！ 方阳侯孙宠、宜陵侯息夫躬花言巧语足以蛊惑众人，凭强横之势得以独断专行，这两人是奸邪之人中的魁首，是当世尤其恶劣的人物，应当及时罢免斥退。至于外戚中年幼、尚未通晓经术的子弟，都应当让他们暂且休学、跟随师傅重新修习学问。应当紧急征召已故大司马傅喜，让他统领外戚事务。已故大司空何武、师丹，已故丞相孔光，已故左将军彭宣，都曾研习经学、担任过博士，官位都历任三公，他们的智谋、威望、信义，都可以协助建立教化、谋划国家的安危大计。龚胜任丞相司直时，各郡国都能谨慎选拔举荐人才，三辅地区负责转运的官员也不敢营私舞弊，这样的人才可以委以重任。陛下先前因为一点小事不能容忍便罢黜了何武等人，天下人因此大失所望。陛下尚且能容忍那些毫无功德的人不计其数，怎么就唯独不能容忍何武等人呢！治理天下应当以天下人的心愿为心愿，不能只凭一己私欲快意行事。上天已在天象上显示谴责警示，下面黎民百姓也心怀怨恨，再加上还有敢于直言劝谏的大臣，陛下若一味苛待自己却厚待恶臣，天下人恐怕也不会心服口服。臣虽然愚钝鲁莽，难道就不懂得多领受俸禄赏赐、享用官府美食、广置田产宅第、厚待妻子儿女、不与恶人结怨从而明哲保身的道理吗？只是臣实在受大义所迫，身为谏官应以直言劝谏为本职，不敢不竭尽自己的浅陋之见。唯愿陛下稍加留意，浏览五经的文字，探究圣人的深意，深思天地示警的告诫。臣鲍宣言辞笨拙迟钝，难以抑制拳拳之心，唯有以死尽忠效节罢了。" 皇上因鲍宣是名儒，对他多加宽容优待。 当时各郡国发生地震，百姓间讹传要举行某种祈禳仪式，第二年正月初一又发生日食，皇上于是征召孔光，罢免了孙宠、息夫躬，又裁撤了侍中、诸曹、黄门郎数十人。鲍宣又上书说： "陛下以父礼侍奉上天，以母礼侍奉大地，以子女之心养育黎民百姓，自即位以来，如同父亲的光辉有所亏损，母亲受到震动，子女间又讹传相互惊扰恐慌。如今正月初一发生日食，实在令人畏惧警醒。寻常百姓在正月初一尚且担心会打碎器物招致不祥，何况是太阳亏蚀这样的天象呢！陛下若能深切自责，避居偏殿，广开直言之路，寻求自身的过失，罢黜外戚以及身边尸位素餐之人，征召孔光担任光禄大夫，揭发孙宠、息夫躬的种种过恶，罢免他们的官职、遣送他们回到封国，百姓必定欢欣鼓舞，无不心悦诚服。天意与人心本是相通的，人心欢悦，天意也就随之解开了。可如今二月丙戌日，白虹贯日，连日阴云不见放晴，这正是上天心中还有忧郁未解、百姓心中还有怨恨未消的征兆啊。 侍中驸马都尉董贤，本与陛下没有丝毫亲属关系，只是凭借谄媚的姿态、阿谀的言辞得以自我进用，赏赐毫无节制，几乎耗尽了国库积蓄，就连合并了三处宅第还嫌太小，又要拆毁暴室来扩建。董贤父子居然指使天子的使者、将作大匠为他们营建府第，就连巡夜的小吏士卒也都得到了赏赐。每逢祭扫祖坟，也都由太官负责供给饮食。四海之内的贡品理应用来奉养一位君主，如今反倒都倾尽全力供给了董贤一家，这难道是上天的意愿、百姓的意愿吗！天下本就难以长久承受这样的重负，如此厚待董贤，反而是在害他啊。若陛下真心怜爱董贤，理应替他向天地谢罪，向天下人化解怨仇，把他免官遣返回封国，收回他所享用的御用器物，归还朝廷官府。如此一来，才能保全董贤父子终其天年；否则，被天下人所仇恨的人，从来没有能够长久安享太平的。 孙宠、息夫躬不应当继续留在封国，应当一并罢免，以此昭示天下。应当重新征召何武、师丹、彭宣、傅喜，坦荡开明地让百姓耳目一新，以此顺应天意，建立宏大的国家方略，开创太平盛世的开端。 高门大院距离宫省的门户不过数十步之遥，臣请求进见的奏请，两年来始终未获批准，若想让海角边陲、身处卑微之地的臣子能自行上达天听，实在太过遥远了！愿陛下能赐臣片刻的时间，让臣尽情陈述心中殷切的思虑，臣即便就此退入九泉之下，也再无遗憾了。" 皇上被这些重大的灾异现象所触动，采纳了鲍宣的建议，征召何武、彭宣，不到一个月，二人便都重新官至三公。任命鲍宣为司隶。当时哀帝已将司隶校尉一职改称为司隶，官阶比照丞相司直。 丞相孔光按四季惯例前往视察陵园，属官依令在皇帝专用的驰道中行走，鲍宣外出恰好碰见，便派属吏拦下扣留丞相的属官，没收了他们的车马，此举使宰相大失颜面、深受羞辱。此事交给御史处理，御史中丞、侍御史前往司隶官署，想要逮捕相关的属吏，鲍宣却闭门不肯放他们进入。鲍宣因阻挠拒绝朝廷使者，有失人臣应有的礼数，被定为大不敬、大逆不道之罪，交付廷尉下狱审理。博士弟子、济南人王咸在太学门下举起旗帜，说："想要营救鲍司隶的人，都到这面旗下集合。"前来聚集的诸生多达一千余人。上朝之日，众人拦住丞相孔光自行陈情，使丞相的车驾无法通行，众人又守在宫阙前上书求情。皇上于是将鲍宣的罪责减为死罪之下一等，处以髡钳之刑。鲍宣受刑之后，被流放到上党，因为当地适宜耕种放牧，且当地豪杰之士较少，容易称雄立足，于是便在长子县安家落户。 平帝即位后，王莽执掌朝政，暗中怀有篡夺国家的野心，便暗示各州郡以罪名法律的名义追查诛杀各地的豪杰之士，以及那些忠诚正直、不肯依附自己的汉室旧臣，鲍宣以及何武等人都因此而死。当时朝廷正通缉隴西人辛兴，辛兴与鲍宣的女婿许绀一同经过鲍宣家，只吃了一顿饭便离去，鲍宣本不知情，却因此获罪下狱，自杀身亡。 从成帝到王莽时期，享有清廉美名的士人，琅邪郡还有纪逡、王思，齐地则有薛方（字子容），太原郡则有郇越（字臣仲）、郇相（字稚宾），沛郡则有唐林（字子高）、唐尊（字伯高），这些人都凭借精通经学、品行端正而闻名于世。 纪逡、两位唐姓之人都出仕王莽，封侯显贵，历任公卿之位。唐林屡次上疏直言劝谏匡正朝政，颇有忠诚正直的节操。唐尊则衣衫破旧、鞋子穿洞，用瓦器盛食饮食，又把这份俭朴的作风到处推荐给公卿大臣看，因此落得个沽名钓誉、虚伪矫饰的名声。 郇越、郇相二人是同族的兄弟，都被州郡举荐为孝廉、茂才，因屡次生病而辞官。郇越把先人留下的千余万家财全部散尽，分施给九族乡里的百姓，志向节操格外高洁。郇相在王莽时被征召为太子四友，因病去世，王莽太子派使者送来衣被作为丧礼，郇相的儿子抱着棺材不肯接受，说："先父临终留下遗言，师友所赠送的丧礼一概不得接受，如今父亲在皇太子那里得以托身担任友官之职，所以才不敢接受这份馈赠。"京城人都因此称赞他。 薛方曾任郡掾祭酒，曾被征召却未曾赴任，等到王莽用安车前去迎请薛方时，薛方便通过使者辞谢说："尧舜在位时，民间尚且有巢父、许由这样的隐士，如今圣明的君主正大力效法唐尧虞舜的德政，小臣我也想要坚守巢父、许由那样隐居箕山的节操啊。"使者把这话禀报给王莽，王莽很欣赏他这番言辞，便没有强行征召他前来。薛方在家中以经学教授门徒，喜好写文章，著有诗赋数十篇。 当初，隃麋人郭钦，哀帝时任丞相司直，曾上奏罢免豫州牧鲍宣、京兆尹薛修等人，又曾弹劾董贤，被降职为卢奴县令，平帝时升任南郡太守。而杜陵人蒋诩（字元卿）任兖州刺史，也以廉洁正直闻名。王莽居摄期间，郭钦、蒋诩都以病为由辞官，归隐乡里，闭门不出，最终在家中去世。 齐地人栗融（字客卿）、北海人禽庆（字子夏）、苏章（字游卿）、山阳人曹竟（字子期），都是儒生，都辞官不愿出仕于王莽朝中。王莽死后，更始政权征召曹竟为丞相，封侯，想借此显示朝廷礼贤下士，以消弭盗贼祸乱。曹竟不肯接受侯爵。恰逢赤眉军攻入长安，想要招降曹竟，曹竟拔剑与敌人搏斗而死。 光武帝即位后，征召薛方，薛方在赴京途中病逝。两位龚公以及鲍宣的子孙后代，都受到朝廷的表彰褒奖，官至显贵。 【赞】 史臣评议说：《易经》说"君子处世之道，有时出仕，有时隐退，有时沉默，有时直言"，说的正是每个人各自恪守了道的某一个方面，就好比草木一样，因品类不同而各有差别。所以说隐居山林的隐士一旦归隐便难以再返回世俗，身处朝廷的官员一旦入朝为官便难以再抽身而出，这两类人各有各的短处。从春秋列国的卿大夫，一直到汉朝建立以来的将相名臣，因贪恋禄位、沉溺荣宠而毁掉一世清名的人实在太多了！正因如此，有清高节操的士人才显得格外珍贵。然而这些人大多只能自我约束、修身自守，却未必能治理好天下百姓。王吉、贡禹的才干，胜过龚氏、鲍氏。至死坚守善道的操守，龚胜确实做到了。坚守正道却不拘泥于小信，薛方大概与此相近。郭钦、蒋诩喜好隐遁而不肯与世俗同流合污，这份操守超过了纪逡、唐氏二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