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范陳賈張列傳　第二十六

【卷三十六 郑范陈贾张列传 第二十六】 【郑兴】 郑兴，字少赣，河南开封人。年少时研习《公羊春秋》，晚年又精通《左氏传》，于是潜心积累、深思钻研，通达了《左传》的义理，同窗学友都尊他为师。天凤年间，他带领门人跟随刘歆讲习订正大义，刘歆十分赞赏郑兴的才学，让他撰写条例、章句、训诂，并校订《三统历》。 更始帝即位后，任命司直李松代理丞相事务，李松先行入长安，任命郑兴为长史，命他返回迎接朝廷迁都长安。更始帝麾下的诸将大多是崤山以东之人，都劝说应当留守洛阳。郑兴劝谏更始帝说："陛下从荆楚之地起兵，权柄政令尚未真正施行，一朝建立年号称帝，而崤山以西的英雄豪杰便争相诛杀王莽，打开关隘到郊外迎接陛下，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天下人同受王莽暴虐政令之苦，因而怀念高祖的旧日恩德啊。如今若长久不加以安抚，臣恐怕百姓将会离心离德，盗贼又会再度兴起。《春秋》记载'齐国的公子小白进入齐国'一事，不称他为'侯'，是因为他还未曾朝拜宗庙的缘故。如今议事的人想要先平定赤眉军，然后再入关中，这是不识大局根本而只争一时枝节，臣恐怕国家的防守将会转移到函谷关，即便陛下高枕安卧于洛阳，又怎能真正安枕无忧呢？"更始帝说："朕已经决意西行了。"于是拜郑兴为谏议大夫，让他安抚招集关西以及朔方、凉州、益州三州，回朝后拜为凉州刺史。恰逢天水郡有人反叛，攻杀了郡守，郑兴因此连坐被免官。 当时赤眉军攻入关中，东边的道路阻断不通，郑兴于是西行归附隗嚣，隗嚣虚心以礼相待招请他，然而郑兴以屈从于隗嚣为耻，称病不肯出仕。隗嚣暗自矜持自负，常常自比为周文王再世，于是与诸位将领商议想要自立为王。郑兴听闻此事后劝说隗嚣道："《春秋传》说：'口中不说忠信之言便是嚚（顽劣），耳朵不听五音的和谐便是聋。'近来诸位将领聚会商议，恐怕没有说出忠信的言论吧；大将军您所听信的，恐怕也是阿谀奉承而未加详察吧？从前周文王承继了先祖累积的功德，又加上自身的睿智圣明，即便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仍然臣服侍奉殷商。等到周武王即位，八百诸侯不约而同地聚会，都说'商纣可以讨伐了'，武王仍以尚不知天命所归为由，收兵回师、等待时机。高祖征战多年，仍然只以'沛公'的身份统率军队。如今将军您的德行虽然清明，但当今之世却没有像周朝那样受命于天的福祚；您的威名谋略虽然震动一时，却还没有高祖那样的功业，却想要贸然行此尚未可行之事，只会加速招来祸患，这难道不是不可行的吗？还望将军明察。"隗嚣最终没有称王。此后他又广泛设置官职，用以自我尊崇抬高身份。郑兴又劝阻他说："中郎将、太中大夫、使持节这些官职，都是帝王才能授予的器物名号，并非人臣所应当擅自设置的。孔子说：'唯独礼器与名号，不可以随便借给他人。'不可以借给别人的东西，也同样不可以从别人那里僭取过来。这样做对实际并无益处，反而对名声有所损害，并非尊崇君上的本意啊。"隗嚣对此感到为难，这才作罢。 等到隗嚣派儿子隗恂到朝廷充当人质侍奉时，临行之际，郑兴便借着隗恂的机会向隗嚣请求归乡安葬父母，隗嚣不许，反而调换了郑兴的住处，增加了他的俸禄礼遇。郑兴入内拜见隗嚣说："此前遭逢赤眉之乱，因将军是我的旧日同僚，所以我才敢以身相托归附于您贤明的德行。承蒙您天覆地载般的恩德，我才得以保全性命。我听闻侍奉双亲的道理，父母在世时应以礼侍奉，去世后应以礼安葬，此后应以礼祭祀，恭敬地履行这些礼节，不敢有丝毫的疏失怠慢。如今我的父母尚未安葬，恳请您准许我告老回乡，如果因为增加我的俸禄、调换我的住处，就中途耽搁停留下来，这是把我的双亲当作诱饵来利用，实在是太不合礼义了。将军您何必如此对待我呢！"隗嚣说："难道是我隗嚣不值得您留下来吗？"郑兴说："将军您据有七郡之地，拥有羌人胡人的部众，用以拥戴本朝，这份德行没有比这更深厚的了，这份威望也没有比这更重大的了。您留守于此便是可以专命行事的一方使者，若入朝为官必定是三足鼎立般的重臣。我郑兴，是个随俗行事的凡人，不敢自命清高深居幽处，若是凭借将军的举荐来求取进身之路，我不担心不能显达；若是凭借将军来求取入朝为官，我又何必担心不能亲近权贵呢，这正是我郑兴认为不会违逆将军心意的打算。我这次是为了父母而请求归葬，不能就此罢休，愿意把妻子儿女都留下，只身独自归乡安葬双亲，将军又何必如此猜疑呢？"隗嚣说："那真是太好了。"当即催促为他置办行装，于是让郑兴带着妻子儿女一同东归。当时是建武六年。 侍御史杜林先前与郑兴同在陇右寄居，于是举荐他说："臣私下见到河南人郑兴，坚守大义、意志坚定，笃厚喜好《诗》《书》，好古而学问广博，即便身处嫌疑之地也不为所惑，有公孙侨（子产）、观射父那样的德行，理应侍奉于宫廷帷幄之中，掌管机要密务的职责。从前张仲在周朝为官，辅佐宣王振兴王室，因此《诗经》的作者都为之欣悦称颂。愿陛下能稍加留意、略加体察，以助朝廷万分之一的裨益。"于是朝廷征召郑兴为太中大夫。 第二年三月的晦日，发生日食。郑兴趁机上疏说："《春秋》以为，上天违反时令便是灾异，大地违反常态便是妖孽，人违反德行便是祸乱，祸乱一起，妖异灾祸便会随之而生。往年以来，谴责警戒的天象接连出现，臣以为这大概是当政的执事者颇有过失的缘故。考察《春秋》记载：'昭公十七年夏六月初一甲戌日，发生了日食。' 《左传》说：'太阳运行超过了春分秋分之时却尚未到达冬至夏至，日月星三辰便会出现灾异，于是百官都要降低服饰的等级，国君不举行盛大的宴飨，钟磬乐器移到别处收藏，音乐演奏鼓乐，祝官进献玉帛，史官宣读祝辞。'如今正当孟夏四月，纯阳之气当令，阴气尚未萌发，此时发生的灾异尤其严重。国家若没有良好的政令，谴责的天象便会显现于日月之间，变异灾祸的降临，不可不慎重对待，其中的关键在于顺应人心，选择合适的人才安置在合适的职位上。唐尧明知鲧不可任用却仍然任用了他，这正是委屈自己的圣明，顺应众人推举的心意啊。齐桓公不计前嫌而任用管仲为相，晋文公归国后任用郤縠，这都是不偏私自己的私心，选择贤人安置在合适的职位上啊。如今公卿大夫大多举荐渔阳太守郭伋可以担任大司空，然而朝廷却迟迟不能及时确定人选，道路上因此流传议论，都说'朝廷是想要任用功臣'，如果功臣被任用（而非真正贤能之人），那么职位人选就出现偏差了。愿陛下对上效法唐尧、虞舜，对下借鉴齐桓公、晋文公的先例，成就委屈己见、顺从众望的美德，成全群臣谦让善位的功业。 太阳和月亮的交会，按历数推算应当在每月的初一，然而近年来的日食，却常常多发生在月末的晦日。日食提前于朔日而发生，都是因为月亮运行过快的缘故。太阳是君主的象征，月亮是臣子的象征，君主若急躁苛刻，臣下便会因此局促不安，所以月亮的运行才会加快。今年正月降下浓重的霜冻，从那以后，大多是寒冷的日子，这也是君主急躁招致谴责的惩罚。上天对待贤圣的君主，就如同慈父对待孝顺的儿子一般，谆谆告诫、反复警戒，是希望他能反省政令、有所改正，所以灾异变故屡屡显现，这其实正是国家的福分啊。如今陛下圣明通达而群臣却惶恐急迫，理应留意以柔克刚的政令，用心于《洪范》的法度，广泛听取各方的谋略，采纳群臣的意见。" 奏疏呈上后，朝廷大多采纳了他的建议。 光武帝曾询问郑兴关于郊祀之事，说："我想用谶纬之说来裁定此事，如何？"郑兴回答说："臣不研习谶纬之学。"皇帝发怒道："你不研习谶纬，是在非议它吗？"郑兴惶恐地说："臣只是在学问上尚未曾学习谶纬，并没有非议它的意思。"皇帝的怒气这才消解。郑兴屡次谈论政事，都依据经典、恪守大义，文章温厚典雅，然而正因为他不擅长谶纬之学，所以未能得到重用。 建武九年，朝廷派他监领征南、积弩两营驻扎在津乡，恰逢征南将军岑彭被刺客所杀，郑兴接管了他的军营，于是与大司马吴汉一同进攻公孙述。公孙述死后，朝廷下诏命郑兴留守屯驻成都。不久，侍御史弹劾奏报郑兴借出使的机会私自购买奴婢，因此获罪被降职为莲勺县令。当时正值丧乱之后，郡县残破荒芜，郑兴正打算修筑城郭、修明礼教来教化百姓，恰逢因事获罪而被免官。 郑兴喜好古文经学，尤其精通《左氏传》《周官》，擅长历法数术，从杜林、桓谭、卫宏这些人，无不参酌借鉴他的学问。世上讲论《左氏传》的学者大多以郑兴为宗师，而贾逵则自行传承父亲的学业，因此后世有"郑学""贾学"之分。郑兴离开莲勺后，此后便不再出仕，客居闿乡教授弟子，三公府屡次征辟他都不肯应命，卒于家中。他的儿子叫郑众。 【子 郑众】 郑众，字仲师。十二岁时，跟随父亲学习《左氏春秋》，专心致力于学问，通晓《三统历》，撰有《春秋难记条例》，兼通《周易》《诗经》，闻名于当世。建武年间，皇太子以及山阳王刘荆，通过虎贲中郎将梁松，用缣帛聘请郑众，想让他阐发经义、疏通义理，引荐他自由出入宫殿之中。郑众对梁松说："太子是储君，没有与外人私自交往的道理，汉朝素有旧制防范，藩王也不应私自结交宾客。"于是推辞不肯接受聘请。梁松又暗示郑众说："这是长者（太子）的心意，不可违逆。"郑众说："与其触犯禁令、招致罪责，不如坚守正道而死。"太子和刘荆听闻后都对他的坚持感到惊异，也就不再勉强他了。等到梁氏一案败露，宾客大多因此获罪连坐，唯独郑众没有沾染这些是非言辞的牵连。 永平初年，被司空府征辟，凭借通晓经义担任给事中，两次升迁为越骑司马，又留任给事中。当时北匈奴派使者请求和亲。永平八年，显宗派郑众持符节出使匈奴。郑众到了北匈奴的王庭，匈奴人想让他下拜行礼，郑众不肯屈服。单于大怒，把他围困看守起来，不给他水和火，想以此胁迫郑众屈服。郑众拔出佩刀立誓明志，单于因此畏惧而作罢，于是改派使者跟随郑众返回京师。朝廷商议又想再次派使者回访匈奴，郑众上疏劝谏说："臣恭敬地听闻，北单于之所以要挟持索求汉朝的使者，是想以此离间南单于的部众，坚定三十六国对他的归附之心。他们又想借此炫耀与汉朝的和亲之谊，向邻近的敌国夸耀，让西域那些想要归顺汉朝的势力因此局促狐疑不定，使那些怀念故土、心向中原的人对汉朝彻底绝望。汉朝的使者既已到了那里，他们便更加骄横自恃。倘若再次派遣使者前往，敌虏必定会自认为得计，那些反对此议的群臣也就不敢再进言了。如此一来，南匈奴的王庭就会动摇不安，乌桓也会心生离叛之意。南单于长久居住在汉朝境内，深知虚实形势，一旦局势分崩离析，反而会转过来成为边境的祸患。如今幸而有度辽将军的部众在北方边境宣扬军威，即便不去回访答复北匈奴，他们也不敢为患。"皇帝没有听从，又派遣郑众出使。郑众于是上言说："臣先前奉命出使不肯向匈奴下拜行礼，单于因此恼恨，才派兵围困了臣。如今臣又要奉命前往，必定会遭受欺凌折辱。 臣实在不忍心手持大汉的符节，却要独自向穿着毡裘的匈奴人下拜行礼。如果让匈奴人因此认为能够使臣屈服，将会有损大汉的国威强盛啊。"皇帝不肯听从，郑众不得已，出发之后，在路上仍连续上书坚持力争此事。朝廷下诏严厉责备郑众，把他追回后关押交付廷尉治罪，恰逢大赦才得以归家。 此后皇帝接见前来的匈奴使者，询问郑众与单于争执礼节的情形，使者们都说匈奴人当中传闻郑众意气壮烈勇猛，即便是苏武也不能超过他。皇帝于是又召郑众担任军司马，让他与虎贲中郎将马廖一同攻打车师。到了敦煌，拜为中郎将，让他护卫西域。恰逢匈奴胁迫车师，围困了戊己校尉，郑众发兵前去救援。升任武威太守，谨慎地修整边防戒备，敌虏因此不敢侵犯。升任左冯翊，为政颇有名声政绩。 建初六年，接替邓彪担任大司农。当时肃宗商议想要恢复设置盐铁官，郑众进谏认为不可行。诏书屡次严厉责备他，甚至遭到弹劾奏报，郑众仍坚持己见不肯动摇。皇帝最终没有听从他的意见。他在职期间以清廉正直著称。此后受诏删定《春秋》为十九篇。建初八年，卒于任上。 儿子郑安世，也传承了家学，任长乐、未央厩令。延光年间，安帝废黜太子为济阴王，郑安世与太常桓焉、太仆来历等人一同秉持正议加以劝谏抗争。等到顺帝即位，郑安世已经去世，朝廷追赐钱财布帛，任命他的儿子郑亮为郎官。郑众的曾孙郑公业，另有传记记载。 【范升】 范升，字辩卿，代郡人。年少丧父，依靠外祖父家生活。九岁便通晓《论语》《孝经》，等到长大后，研习《梁丘易》《老子》，教授后辈学生。 王莽的大司空王邑征辟范升担任议曹史。当时王莽频繁征发兵役，赋税征敛日益繁重，范升于是向王邑呈递奏记说："我听说做儿子的不让父母因自己的行为而受人非议才叫孝顺，做臣子的不让君上因自己的行为而受人非议才叫忠诚。如今众人都称颂朝廷圣明，都说您明察。所谓明察，就应当没有看不见的事；所谓圣明，就应当没有听不到的事。如今天下的形势，明显得如同日月一般昭彰，震动得如同雷霆一般轰鸣，然而朝廷却说看不见，您却说听不到，那么天下百姓又该向谁去呼求呢？您若认为这是对的却不肯直言，那过错还算小；您若明知不对却顺从命令，那过错就大了。这两种情形对您来说都无从推脱，天下人理应把怨恨都归到您的身上啊。朝廷把远方之人不肯归服当作最大的忧虑，而我范升却把眼前身边之人的不满当作更为深重的隐患。如今朝廷的举动与时势相违逆，行事与正道相背离，正驰骋在覆车的旧辙之上，重蹈着前车之鉴的覆辙，事情做得越晚就越发让人感到奇怪，发作得越迟就越发令人感到畏惧。如今正值春季岁首，却兴师动众远行徭役，百姓连野菜粗食都吃不饱，田地荒芜无人耕种，粮价飞涨，一斛竟涨到数千钱，官吏百姓深陷在水深火热之中，这已经不再是国家的子民了。长此以往，那么胡人、貊人便会兵临关塞，青州、徐州的贼寇也将兵临帷帐（京师）了。我范升有一句话，可以解除天下百姓倒悬般的困苦，免除百姓的燃眉之急，这话不可以写在文书里传达，恳请能够蒙受您的接见，让我畅所欲言地陈述心中所怀的一切。" 王邑虽然认为他说得对，但最终没有采纳他的建议。范升称病请求辞职，王邑不许，让他乘坐驿车出使上党。范升于是与汉军会合，趁机留下没有返回。 此后，光武帝征召他到怀宫，拜为议郎，升任博士，他上疏推辞说："臣与博士梁恭、山阳太守吕羌都研习《梁丘易》。这两位大臣年纪都已老迈，经学也都精深透彻，而臣却不能及时引退，与梁恭并列，深知吕羌的学问，臣自己却又不能通达，实在愧对这两位年长的前辈，无颜立于世间。诵读经文却不能践行，明知却不肯直言，是不能开口做他人的老师的，愿意让出博士之位，以回避梁恭、吕羌二位。"皇帝没有答应，然而从此更加器重他，屡次下诏召见，每逢有重大的议题，总要征询他的意见。 当时尚书令韩歆上疏，想要为《费氏易》《左氏春秋》设立博士，皇帝下诏交付商议。建武四年正月，朝会公卿、大夫、博士，在云台会见。皇帝说："范博士可以上前平心而论。"范升起身回答说："《左氏》并非承传自孔子，而是出自左丘明，师徒之间的传承，又找不到确切的传人，况且并非先帝所保存推崇的学派，没有理由能够设立博士。" 于是与韩歆以及太中大夫许淑等人相互辩驳诘难，直到正午才罢休。范升退朝后又上奏说："臣听说君主若不考稽古制，便无以承受天命；臣子若不阐述旧典，便无以奉事君主。陛下怜悯经学的衰微残缺，费心钻研经学，情之所系在于博闻广识，因此各种异端学说竞相进献。近来主管官员请求设置《京氏易》博士，群臣属官办事，没有人能够依据正理加以裁断。《京氏易》既已设立，《费氏易》的学者便心怀怨望，《左氏春秋》也随之比照援引先例，同样希望能够设立博士。《京氏》《费氏》既已推行，接下来又会轮到《高氏》，讲论《春秋》的学派，又有邹氏、夹氏。如果让《左氏》《费氏》都得以设立博士，那么《高氏》以及邹氏、夹氏这些五经中的奇异学说，也都会一并要求设立，各自都坚持己见，相互乖离分争，若是听从他们的请求便会背离正道，若是不听从便会失去人心，恐怕陛下必定会因此感到厌倦。孔子说：'博学于文，又能以礼来约束自己，便不会离经叛道了。'学问广博却不能加以约束，必定会背离大道。颜渊说：'夫子用文献典籍来丰富我的学识，用礼仪法度来约束我的言行。'孔子可以说是深谙教化之道，颜渊可以说是善于学习之人了。老子说：'求学之道在于日渐减损。'减损就如同约束的意思。他又说：'断绝学问便没有忧虑。'这是指断绝那些末流的杂学。如今《费氏》《左氏》这两派学说，都没有确切的师承根本，却大多标新立异，先帝以及历代先皇，对此都心存疑虑，所以《京氏易》虽然一度设立，却又屡次被废除。存疑的道理不可以遵循，存疑的事情不可以施行。 《诗》《书》的写作，由来已经很久了。孔子尚且周游列国考察观摩，直到知天命之年，才从卫国返回鲁国，这才校订确立了《雅》《颂》的篇章。如今陛下刚刚草创天下大业，纲纪法度尚未确立，虽然设立了学官，却还没有真正的弟子，《诗》《书》尚未讲习，礼乐尚未修明，此时上奏设立《左氏》《费氏》博士，并非当务之急的政务。孔子说：'专攻不正的异端邪说，那是有害的。'古书上说：'听闻疑而未定的说法便传播疑而未定的说法，听闻确实可信的说法便传播确实可信的说法，如此一来，尧舜的大道才能得以保存。'愿陛下对先帝所存疑的地方存疑，对先帝所信从的地方信从，以此表明是回归本源，说明并非独断专行。天下的事情之所以出现分歧，是因为不能统一于一个根本。《易经》说：'天下万事万物的运行变化，最终都归于统一贞正的道理。'又说：'端正了根本，万事万物便都能得到治理。'五经的根本，是从孔子这里开始的，臣谨此奏明《左氏》的失误一共十四处。"当时反驳他的人以太史公司马迁多有引用《左氏》为据，范升又上奏太史公违背五经、错误引用孔子言论，以及《左氏春秋》不可采信的谬误一共三十一处。皇帝下诏交付博士们商议。 后来范升被休弃的前妻告发，因此获罪下狱，得以释放后，返归乡里。永平年间，任聊城令，因事获罪被免官，卒于家中。 【陈元】 陈元，字长孙，苍梧广信人。父亲陈钦，研习《左氏春秋》，师从黎阳人贾护，与刘歆同一时代却自成一家之学。王莽跟随陈钦学习《左氏》之学，任命陈钦为厌难将军。陈元年少时便传习父亲的学业，为《左氏》作训诂，精心钻研、深思熟虑，甚至不与乡里之人来往。凭借父亲的荫庇担任郎官。 建武初年，陈元与桓谭、杜林、郑兴都被求学的人尊为宗师。当时朝廷商议想要为《左氏传》设立博士，范升上奏认为《左氏》学说浅薄粗略，不应设立。陈元听闻此事后，便到宫阙前上疏说： "陛下拨乱反正，文治武功并用，深切怜悯经学谬误驳杂、真伪混淆不清的现状，每逢临朝议事之日，总要延请群臣讲论圣人之道。陛下深知左丘明是至为贤能之人，曾亲自受教于孔子，而《公羊传》《穀梁传》都是后世辗转传闻而成的，因此下诏设立《左氏》的博士，广泛征询众人的可否意见，以此表明并非独断专行，而是要充分听取群臣的意见。如今议论者沉溺于自己所熟习的学说，安于把玩固守旧有的见闻，固执地依据那些辗转传闻的空泛言辞，来非议那些亲眼所见的真实事理之道。《左氏》学说孤立少援，于是被其他学派的门户之见所压制掩盖。至纯的音律不合于众人的听觉习惯，所以伯牙才会摔琴断弦；至珍的宝玉不合于众人的喜好，所以卞和才会因此哭泣至流血。孔子这样的圣德之人，尚且不能容于当世，何况是竹简帛书上遗留下来的文字，被那些盲目附和的人所排斥，这本也是理所当然的事。若非陛下圣明至极，又有谁能明察这一切呢！ 臣陈元私下见到博士范升等人所议奏《左氏春秋》不可设立的理由，以及指责太史公违背经义的四十五条罪状。考察范升的这些言论，前后相互矛盾，都是断章取义地摘取一些细小的文字，对一些微不足道的辞句加以轻慢诋毁，把仅仅相差几年的小误差，说成是重大的谬误；把细微的疏漏遗脱，说成是重大的过失，专门挑剔瑕疵、寻找破绽，却掩盖了《左氏》宏大的美善之处，这正是所谓的'小巧的辩驳会破坏正言，琐碎的言辞会破坏大道'啊。范升等人又说：'先帝没有把《左氏》当作经典，所以没有设立博士，后来的君主理应因循先帝的成例。'臣愚昧地认为，如果凡是先帝所施行的，后来的君主便必定要一一照办，那么盘庚就不应当迁都到殷地，周公就不应当营建洛邑，陛下您也就不应当定都于崤山以东了。从前，孝武皇帝喜好《公羊》之学，太子却喜好《穀梁》之学，武帝曾下诏命太子只学习《公羊》，不得学习《穀梁》。孝宣皇帝在民间为平民之时，听闻太子（后来的元帝）喜好《穀梁》之学，于是自己也单独研习这门学问。等到即位之后，主持了石渠阁的经学辩论，于是《穀梁》学说得以兴起，直到如今仍与《公羊》学说并存于世。这正说明先帝与后来的君主各有各的立场主张，未必一定要相互因袭沿用。孔子说，纯朴、俭省，这些方面我都遵从大多数人的做法；至于臣子对君主行拜礼时应在堂下这一点，我却要违背大多数人的做法（坚持古礼）。明察的人能有独到的见解，不会被朱色紫色这样相似的颜色所迷惑；善听的人能有独到的听闻，不会在清浊之音上出现谬误，所以离朱（古代目力极佳之人）不会因巧妙眩目的伪装而转移视线，师旷不会因新奇的乐曲而改易听觉的判断。如今正当干戈战事稍稍平息、军事征伐大致停歇之际，正应当留心圣人的经典学问，眷顾儒雅的学术传统，采纳孔子'拜下'那样择善而从的义理，最终成就深远圣哲独到的见解，分明是非黑白，设立《左氏》的博士，解开先代圣贤积久的心结，洗涤求学之人长久以来的疑惑， 使基业得以流传万世，后学之人不再心存疑虑狐疑，那便是天下的大幸了。 臣陈元愚昧鄙陋，曾经传承师说。如果能够以布衣平民的身份被召见，俯伏在朝廷庭下，诵读孔子的正统大道，为左丘明申雪历时已久的冤屈；倘若臣的言辞不合经义，行事不能考稽古制，臣愿退而接受重罚诛戮，即便是我死去的那一天，也是我获得新生的日子啊。" 奏疏呈上后，皇帝把此事下交商议，范升又与陈元相互辩驳诘难，前后一共上奏了十几次。皇帝最终决定设立《左氏》的学官，太常选拔了四位博士，陈元名列第一。皇帝因陈元刚经历这场激烈的争论，便改用位居其次的司隶从事李封。于是众位儒生因《左氏》博士的设立而议论纷纷、喧哗不已，从公卿以下的官员，多次在朝廷上为此争论不休。恰逢李封病逝，《左氏》博士之位于是又被废除。 陈元凭借才学出众而闻名，被司空李通府征辟。当时大司农江冯上言，认为应当让司隶校尉督察三公。 此事下交三府商议。陈元上疏说："臣听说，以臣子为师的君主可以称帝，以臣子为宾客礼待的君主可以称霸。所以周武王以太公望为师，齐桓公尊称管仲为'仲父'。孔子说：'百官都各自统领自己的职责，听命于冢宰。'近世而言，则有高帝对相国优渥有加的礼遇，太宗（文帝）对宰辅假以重权的先例。等到王莽篡逆之时，正逢汉朝国势中衰，他独揽国家的权柄，以此窃取了天下， 更何况自我标榜圣明，不信任群臣。他剥夺了三公辅政的职权，损害了宰相的威望，把苛察检举当作明察，把揭发攻讦当作正直。以至于让奴仆去告发自己的主人长辈，让子弟去揭发变卖自己的父兄，法网严密、刑罚严峻，大臣们因此手足无措、动辄得咎。然而这样仍不能禁止董忠等人的谋逆，他自己最终还是身死于天下人的唾骂之中。所以说，君主的祸患在于自身骄纵，而不在于臣子的骄纵；过失在于自己滥用权柄，而不在于任用他人。 因此周文王勤于政事、日昃不暇，周公礼贤下士、握发吐哺以示恭敬，却从未听闻他们崇尚苛察检举、致力于督责监察的做法。如今四方尚且动荡不安，天下尚未真正统一，百姓的视听所及，都张大耳目关注着朝廷的一举一动。陛下理应修明周文王、周武王的圣明典范，承袭祖宗遗留下来的德行，用心礼贤下士，屈己身份以待贤才，实在不应该让主管官员去督察三公辅臣的名声职守啊。"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把这项议论宣示天下。 李通被免职后，陈元此后又被司徒欧阳歙府征辟，屡次陈说当世的时务利弊、郊庙祭祀的礼仪，皇帝却不能采纳施行。他因病辞官，年老之时，卒于家中。他的儿子陈坚卿，很有文采。 【贾逵】 贾逵，字景伯，扶风平陵人。九世祖贾谊，文帝时任梁王太傅。曾祖父贾光，任常山太守，宣帝时以二千石官吏的身份从洛阳迁居到此。父亲贾徽，跟随刘歆学习《左氏春秋》，兼习《国语》《周官》，又跟随涂恽学习《古文尚书》，向谢曼卿学习《毛诗》，撰有《左氏条例》二十一篇。 贾逵完全传承了父亲的学业，二十岁便能够背诵《左氏传》以及《五经》的本文，用《大夏侯尚书》教授门徒，虽然研习的是古文经学，却也兼通今文经学中五家《穀梁》学说的解释。他自幼年起，便常年在太学之中，不通晓世俗人情事务。身高八尺二寸，儒生们因此编了句话说他："问起事来没完没了的贾大个子。"他性情和乐平易，多有智谋才思，卓尔不群而有大节操。他尤其精通《左氏传》《国语》，为它们撰写了解诂五十一篇，永平年间，上疏献给朝廷。显宗十分重视他的著作，命人抄写珍藏于宫廷秘府之中。 当时有神雀聚集在宫殿官府之上，头冠羽毛呈现五彩之色，皇帝对此感到奇异，便询问临邑侯刘复，刘复不能回答，便举荐贾逵博学多闻，皇帝于是召见贾逵，向他询问此事。贾逵回答说："从前周武王完成父亲未竟的功业，凤鸟的一种鸑鷟便出现在岐山；宣帝的威德使戎狄归心，神雀因此屡屡聚集，这都是四夷归降的征兆啊。"皇帝命兰台供给他笔墨简札，让他撰写《神雀颂》，拜他为郎官，与班固一同校订宫廷秘藏的典籍，随时应对皇帝的咨询。 肃宗即位后，倾心于儒学，尤其喜好《古文尚书》《左氏传》。建初元年，下诏命贾逵入宫在北宫白虎观、南宫云台讲经。皇帝赞赏贾逵的讲解，命他阐发《左氏传》中义理胜过《公羊》《穀梁》二传的地方。贾逵于是详细地逐条上奏说： "臣谨慎地摘录出《左氏》中三十件最为显著明白的事例，这些都是关乎君臣的正大义理、父子的伦理纲纪的大事。其余与《公羊》相同的地方占了十之七八，有的只是文字表述上略有差异，无损于大体的义理。至于像祭仲、纪季、伍子胥、叔术这些人物的事迹，《左氏》的义理更加看重君父的伦常，而《公羊》则大多推崇权变通达之说，二者相去甚远，实在差异极大，然而这份冤屈积压已久，却没有人肯为之申明是非。 《公羊传》说：'祭仲是什么人呢？是郑国的国相。为什么不直呼其名呢？因为他是贤能之人。祭仲哪里贤能呢？因为他懂得权变之道。 他是怎样懂得权变的呢？宋国人抓住了他，对他说：'替我们把公子忽赶走，然后立公子突为君。'祭仲若不听从这话，国君必定会死，国家必定会灭亡；若是听从了这话，国君虽然被废黜却能因此保全性命，国家虽然改变了君主却能因此得以存续。'古代所谓懂得权变的人，祭仲的这种权变就是如此。而《左传》记载，纪季带着酅邑归附于齐国，纪侯因此彻底放弃了自己的国家。贾逵认为，纪季不能与兄长同心协力保全国家，反而背弃兄长归附仇敌，《左传》记载此事正是为了讥讽他。《公羊传》却说：'纪季是什么人呢？是纪侯的弟弟。为什么不直呼其名呢？因为他贤能。他哪里贤能呢？因为他能够承担罪责。他是怎样承担罪责的呢？他请求让纪国宗庙的祭祀延续五代，以此保全姑姊妹们（免于国灭之祸）。'又如《左传》记载，楚平王将要杀死伍奢，召见伍奢的儿子伍尚、伍员，说：'来吧，我便赦免你们的父亲。'伍尚对伍员说：'听闻能赦免父亲性命的诏命，不能没有人前去赴召；亲人惨遭杀戮，不能不为之复仇。父命不可违背，声名节操也不可荒废。' 于是伍子胥逃奔到吴国，最终率领吴国的军队攻入郢都，终于报了杀父之仇。而《公羊传》却说：'父亲受到应得的诛罚，儿子却为之复仇，这是以怨报怨、辗转相残之道啊。'《公羊传》不赞许伍子胥复仇，这是不够看重父子之情啊。《左传》又记载：'冬天，邾国的黑肱带着滥邑前来投奔（鲁国）。他地位卑贱却被记载了姓名，这是因为他所献的土地重要的缘故。君子说：记载人的姓名，不可不谨慎对待啊。凡是带着土地叛逃的人，即便地位卑贱，也必定要记载他的姓名。土地因人而得名，这种人终究是不义之举，是不可磨灭的。因此君子一举一动都要考虑合乎礼制，一言一行都要考虑合乎道义。'而《公羊传》却说：'冬天，黑弓带着滥邑前来投奔，文中为什么不写'邾娄'（邾国全称）呢？这是为了要贯通滥邑这件事。为什么要贯通滥邑这件事呢？因为贤者的子孙理应拥有封地。 这里所说的贤者是指谁呢？是指叔术。叔术哪里贤能呢？因为他懂得让国之义。' 臣在永平年间曾上言说《左氏》与图谶谶纬相合之处，先帝没有嫌弃臣如刍荛之言般浅陋，采纳了臣的意见，命人抄写了臣的传注训诂，收藏在宫廷秘府之中。建平年间，侍中刘歆想要设立《左氏》的博士，却没有先充分阐明其中的大义，就轻率地行文移交给太常，仗恃着自己的义理精深，诋毁挫败诸位儒生，诸位儒生内心因此不服，便联合起来排斥他。孝哀皇帝不愿违逆众人的心意，因此把刘歆外放为河内太守。从此攻击《左氏》之学，便结下了深重的仇怨。到了光武皇帝之时，凭借着独到的圣明见识，振兴设立了《左氏》《穀梁》的学官，恰逢这两家的先师都不通晓图谶之学，所以又中途遭到废弃。凡是能够保存先王之道的关键，其要领都在于安定君上、治理百姓。如今《左氏》推崇尊敬君父，贬抑臣子，主张强干弱枝，劝善戒恶，道理最为明白透彻，最为恳切，最为正直，最为顺理。 况且夏商周三代的礼制器物各不相同，损益变化都随时代而变迁，所以先帝广泛参考各家学说，各有所采纳。《易经》有施氏、孟氏之学，后来又设立了梁丘氏；《尚书》有欧阳氏之学，后来又有大小夏侯氏，如今《春秋》三传之间的分歧，也正如同这些先例一般。此外，五经各家都没有能够证明图谶所说'刘氏是唐尧后裔'这一说法的确切依据，唯独《左氏》有明确的文字记载。五经各家都说颛顼取代了黄帝，那么唐尧便不能算作火德之运。而《左氏》却认为是少昊取代了黄帝（颛顼继少昊而非直接继黄帝），这正是图谶中所说的'帝宣'。如果说唐尧不能算作火德，那么汉朝也就不能算作赤德了。由此可见，《左氏》所能阐发彰明的道理，对朝廷的补益实在很多。 陛下通晓天道自然的明睿，奠定了大圣之道的根本，改换年号、订正历法，为后世垂范万代的法则，因此麒麟凤凰屡屡出现，各种祥瑞纷至沓来。陛下仍旧朝夕恭谨勤勉，游心于六艺经典之中，钻研精微、综括奥义，无不详加审察核实。倘若能再多留意那些已经荒废的学说，以此拓展圣明的见识，那么大概就不会再有什么遗漏疏失了。" 奏疏呈上后，皇帝十分嘉许他，赐给他布帛五百匹，衣服一套，让贾逵自行挑选研习《公羊》严氏、颜氏之学的门生中才学出众的二十人，教授他们《左氏》之学，并各赐给他们简牍纸张的经传各一份。 贾逵的母亲常常患病，皇帝想要额外加以赏赐，因为校书的惯例给赐的财物较多，特意再赐给他二十万钱，让颍阳侯马防转交给他。皇帝对马防说："贾逵的母亲身患疾病，这个人在外又没有什么其他的人情往来，若是家中一贫如洗，恐怕他就要像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伯夷叔齐）那样隐居到首阳山去了。" 贾逵屡次向皇帝陈说《古文尚书》与经传、《尔雅》的训诂相互印证的地方，皇帝下诏命他撰写《欧阳尚书》《大小夏侯尚书》与《古文尚书》异同之处的论著。贾逵汇集撰成三卷，皇帝十分赞赏。又命他撰写齐、鲁、韩三家《诗》与毛氏《诗》异同之处的论著，并撰写了《周官解故》。 朝廷升任贾逵为左中郎将（此处或有误，应为其他官职，据下文）。建初八年，朝廷下诏命各位儒生各自挑选才学出众的学生，学习《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从此这四部经典得以流行于世。凡是贾逵所挑选的弟子和门生，都被任命为千乘王国的郎官，早晚在黄门署接受教业，求学的人无不欣然仰慕。 和帝即位后，永元三年，任命贾逵为左中郎将。永元八年，又任侍中，兼领骑都尉。他在宫内负责帷幄机要之事，兼管宫廷秘书的近侍官署，深受皇帝的信任重用。 贾逵举荐了东莱人司马均、陈国人汝郁，皇帝当即征召了他们，二人都蒙受了优厚的礼遇。司马均，字少宾，安于清贫、喜好学问，隐居教授门徒，不肯应征辟的任命。他的诚信品行在州里广为人知，乡人有争执计较的事情，总要请少宾来评判裁定，理亏的一方最终都不敢再多说什么。他官至侍中，因年老多病请求告老，皇帝赐给他大夫的俸禄，让他回归乡里。汝郁，字叔异，性情仁厚孝顺，等到双亲去世后，便隐居到山泽之间。此后历经升迁任鲁国相，以德行教化百姓，百姓都称颂他，流亡在外的百姓归附回来的多达八九千户。 贾逵所著的经传义诂以及论辩驳难的文字共计一百多万字，又撰有诗、颂、诔、书、连珠、酒令等作品共九篇，求学的人都尊他为宗师，后世称他为通儒。然而他不修饰小节，当世人因此对他颇有讥议，所以他未能位居更高的官职。 永元十三年去世，享年七十二岁。朝廷深感痛惜，任命他的两个儿子为太子舍人。 史臣评论说：郑兴、贾逵的学问，流传了数百年之久，最终成为诸位儒生所宗奉的学派，也是有其道理的啊。桓谭因不擅长谶纬之学而流亡失意，郑兴因言辞谦逊而勉强得以幸免于难，唯独贾逵能够附会迎合时局、修饰文辞以求通达，因此最为显贵尊荣。当世的君主凭借这样的标准来评判学问的高下，实在是可悲啊！ 【张霸】 张霸，字伯饶，蜀郡成都人。数岁时便懂得孝顺谦让，即便是日常出入饮食起居这样的小事，也自然合乎礼节，乡人称他为"张曾子"。七岁便通晓《春秋》，还想继续研习其他的经书，父母说："你年纪还小，学不了那么多。"张霸说："我愿意多学一些（'饶'即'多、益'之意）。"因此取字为"饶"。 此后跟随长水校尉樊鯈学习《严氏公羊春秋》，于是博览《五经》。诸生孙林、刘固、段著等人仰慕他的学问，各自在他家附近买下住宅，以便就近向他求学。 他被举为孝廉，任光禄主事，逐渐升迁，永元年间任会稽太守，上表任用郡中的隐士顾奉、公孙松等人。顾奉后来任颍川太守，公孙松任司隶校尉，二人都颇有名望。其余有德行才干的人，也都得到了提拔任用。 郡中的士人因此争相磨砺志节，研习经学的人多达数千人，道路上到处都能听到诵读经书的声音。 当初，张霸认为樊鯈删定的《严氏春秋》仍有许多繁琐的文辞，于是精简订正为二十万字，改称为"张氏学"。 张霸刚到会稽（越地）任职时，盗贼尚未平息，郡境不得安宁，他于是发布文书悬赏招降，明确施行守信的奖赏制度，盗贼于是纷纷束手归顺，不必烦劳士卒动用武力。当地童谣唱道："放下我的戟，丢弃我的矛，盗贼全都消散了，官吏也都可以休息了。"他在任三年，对属官掾史说："我张霸出身孤苦贫寒，能做到郡守这样的高位。然而太阳到了正午便会西斜，月亮到了圆满便会亏缺。老子说过：'知足者不会遭受耻辱。'"于是上书称病请辞。 此后又被征召，四次升迁后任侍中。当时皇后的哥哥虎贲中郎将邓骘，正当朝显贵，听闻张霸的名望德行，想要与他结交，张霸却犹豫迟疑不肯回应，众人都笑他不识时务。此后本应担任"五更"（尊老之礼的长者），恰逢他患病去世，享年七十岁。他留下遗言告诫几个儿子说："从前延陵季子出使齐国，儿子死在了嬴、博二地之间，便就地掘坑安葬在道路旁边。如今蜀地路途阻隔遥远，不宜归乡安葬，可以就在此地安葬，只需能够收藏遗骨发齿就足够了。务必遵从速朽的原则，以符合我的本心。人生在世，只应当敬畏尊重他人，倘若有人不肯善待自己，也只需坦然承受罢了。"几个儿子遵从他的遗命，把他安葬在河南梁县，因此便在那里安家定居。将作大匠翟酺等人与诸位儒生门人一同追述记录他生平的德行，追谥为"宪文"。他的次子叫张楷。 【子 张楷】 张楷，字公超，精通《严氏春秋》《古文尚书》，门下弟子常有百人之多。仰慕他的宾客，甚至是他父亲那一辈的老儒生，都相继登门拜访。车马把街道都堵塞了，随从的人无处安身，黄门以及贵戚之家，都在附近的巷弄间搭建房舍住下，以等候过往宾客带来的商机便利。张楷厌恶这种情形，便屡次迁居躲避。他家境贫寒没有产业维生，常常乘着驴车到县城卖药，等赚够了吃食的钱，便返回乡里。司隶校尉举荐他为茂才，任命为长陵令，他没有到任就职。隐居在弘农山中，求学的人跟随他而来，他所居住之处竟渐渐形成了集市，后来华阴山南边便有了"公超市"这个地名。五府接连征辟他，被举为贤良方正，他都不肯就任。 汉安元年，顺帝特意下诏告谕河南尹说："已故的长陵令张楷，德行仰慕原宪，操守比拟伯夷、叔齐， 轻视富贵、乐于卑贱，隐匿踪迹于幽深的草泽之中，志向高洁坚定不移，独自超脱于世俗众人之上。此前朝廷多次征召任命，他却徘徊迟疑始终未曾前来，恐怕是主管此事的官员习以为常、怠慢玩忽，未能充分优待贤才，才使得他难以出仕的吧？郡里应当及时以礼相送遣他前来。"张楷仍然托辞患病没有前来应召。 他生性喜好道术方技，能够作出五里范围的浓雾。当时关西人裴优也能够作出三里范围的浓雾，自认为不如张楷，便前来向他求学，张楷却回避不肯相见。桓帝即位后，裴优于是施展迷雾之术为盗作乱，事情败露被拘捕审讯，供词牵连到张楷说曾向他学习法术，张楷因此获罪被关押在廷尉的诏狱之中，一共关押了两年，他在狱中始终吟诵研习经籍，撰写了《尚书注》。此后因所告之事并无实据，被赦免释放回家。建和三年，朝廷下诏用安车备齐礼节聘请他，他以病重为由推辞不肯前往。享年七十岁，卒于家中。他的儿子叫张陵。 【孙 张陵】 张陵，字处冲，官至尚书。元嘉年间，正月岁首朝贺之时，大将军梁冀带着佩剑进入宫省，张陵呵斥命他退出，又敕令羽林、虎贲卫士夺下梁冀的佩剑。梁冀下跪谢罪，张陵不予理会，当即弹劾奏报梁冀的罪状，请求交付廷尉论罪，皇帝下诏用一年的俸禄赎罪抵免，从此百官都为之肃然起敬。 当初，梁冀的弟弟梁不疑任河南尹时，曾举荐张陵为孝廉。梁不疑痛恨张陵弹劾梁冀之事，便对他说："从前我举荐了你，恰恰是自食其果、自取其罚啊。"张陵回答说："明府您不因我不才而误加提拔，如今我申明国家的法度，正是用来报答您私人的恩情啊。"梁不疑听后面露愧色。 张陵的弟弟叫张玄。 【弟 张玄】 张玄，字处虚，深沉稳重而有才略，因时局动乱而不肯出仕。司空张温屡次以礼征辟他，都未能请动他。中平二年，张温以车骑将军的身份出征凉州的边章等贼寇，将要出发之际，张玄从田间的草庐赶来，身披粗布衣裳、腰系绳索，拦住张温进言道："天下的寇贼如云雾一般纷纷兴起，难道不是因为黄门常侍这些宦官无道所致吗？我听闻宫中的显贵、公卿以下的官员都将在平乐观为您设宴饯行，明公您总揽天下的威权重任，掌握着六军的要枢，倘若能趁着宴席酒酣之际，敲响金鼓，整肃行阵，召来军正把有罪的宦官逮捕诛杀，然后率兵返回驻扎在都亭，依次剪除宫中的宦官势力，解除天下百姓倒悬般的困苦，报答海内百姓的深重怨恨，然后再显扬重用那些隐逸忠正的贤士，那么边章这些贼寇就都不过是掌中玩物，反掌可平了。"张温听后大为震惊，一时不能回答，过了很久才对张玄说："处虚啊，我并非不喜欢你这番话，只是我自己没有能力去实行罢了，又能怎么办呢！"张玄于是叹息道："这件事若能实行便是国家的福分，若不能实行，我便如同盗贼一般（意指冒险进言而事败必获重罪）。如今我与您就此永别了。"说罢便打算仰药自尽。张温上前握住他的手说："你对我如此忠诚，我却不能采纳施行，这是我的罪过啊，你何必要这样呢！况且这样出自你口、入我耳的私密言论，又有谁会知道呢！"张玄这才作罢离去，隐居在鲁阳山中。等到董卓专擅朝政，听闻他的名声，征辟他担任属官，又举荐他为侍御史，他都没有应命就任。 董卓以兵威相逼，他不得已才勉强出仕，走到轮氏县，在途中患病去世。 【赞】 赞曰：中兴以来的儒学门派，贾逵、郑兴之学最为知名。郑众孤身出使万里，为礼节之争与匈奴毡帐力争到底。范升、陈元都恪守经典，然而义理有所偏颇、情理各有比较。张霸位居显贵却懂得知足引退，言辞交往却牵涉外戚权贵之家。张公超（张楷）擅长方术，所居之处竟聚集成市。 【校勘记说明】：原文末尾附有"校勘记"一节（列于赞语之后），系历代版本校勘者对汲古阁本、武英殿本等不同版本文字异同的考订（如"传诂"与"训诂"、"郑"与"矜"等字形讹变考辨），属于古籍版本校勘的学术性附录，非本传记正文内容，故此处从略，不作逐条白话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