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書·鍾繇華歆王朗傳

**【魏书·钟繇华歆王朗传】** **【钟繇】** 钟繇，字元常，是颍川郡长社县人。他曾经与同族的叔父钟瑜一起到洛阳去，在路上遇到一个看相的人，看相的人说：「这个孩子有贵人的面相，但是会遭遇水灾之祸，千万要小心谨慎啊！」走了不到十里路，过桥的时候，马受了惊，钟繇掉进水里，差一点就淹死了。钟瑜因为看相的人说中了这件事，更加器重钟繇，于是出资供应他求学的费用，让他能够专心学习。钟繇被举荐为孝廉，被任命为尚书郎、阳陵县令，后来因为有病而离职。之后又被三公府征召，担任廷尉正、黄门侍郎。那个时候，汉献帝在西京长安，李傕、郭汜等人在长安城中作乱，与关东地区断绝了联系。太祖曹操兼任兖州牧，才开始派遣使者向朝廷上书。李傕、郭汜等人认为「关东的人想要自己拥立天子，如今曹操虽然派来了使者，但未必是出于真心实意」，商议要把太祖的使者扣留下来，拒绝接受他的好意。钟繇劝说李傕、郭汜等人道：「当今英雄纷纷崛起，各自假借朝廷的名义擅自专权，只有曹兖州一心忠于王室，如果拒绝他的一片忠心，这可不是符合将来天下人期望的做法。」李傕、郭汜等人采纳了钟繇的话，对太祖的使者给予了丰厚的回报，从此太祖与朝廷之间的使者往来才得以畅通。太祖已经多次听荀彧称赞钟繇，又听说他劝说李傕、郭汜的事，对他更加虚心敬重。后来李傕胁迫天子，钟繇与尚书郎韩斌一起出谋划策。天子能够得以离开长安，钟繇是出了大力的。朝廷任命他为御史中丞，又升迁为侍中、尚书仆射，同时根据他此前的功劳，封他为东武亭侯。 当时关中地区的各位将领如马腾、韩遂等人，各自拥有强大的军队，互相争斗。太祖正在山东地区有战事，对关西地区的局势感到忧虑。于是上表朝廷，让钟繇以侍中的身份代理司隶校尉，持符节督管关中地区的各路军队，把后方的事务都托付给他，特别允许他可以不受常规法令制度的约束，灵活处置事务。钟繇到了长安之后，写信给马腾、韩遂等人，向他们陈述利害祸福，马腾、韩遂各自派自己的儿子到朝廷做人质。太祖在官渡与袁绍相持不下的时候，钟繇送来两千多匹战马供应军队。太祖给钟繇写信说：「得到你送来的战马，非常切合当前的急需。关西地区得到平定，朝廷没有了西顾之忧，这都是你的功勋啊。从前萧何镇守关中，使粮食充足，保障了军队的供给，你也恰好和他是同样的。」后来匈奴单于在平阳发动叛乱，钟繇率领各路军马包围了他们，还没有攻下城池；而袁尚所任命的河东太守郭援率兵到了河东，兵马很多，声势浩大。各位将领商议想要放弃围攻匈奴，撤走军队，钟繇说：「袁氏家族正在强盛的时候，郭援这次前来，关中地区暗中与他有联系的势力一定不少，之所以还没有全部叛变，只是顾忌我的威名罢了。如果放弃围城而走，向他们示弱，那么这里所有的百姓，谁不会成为我们的仇敌呢？即使我们想要撤回去，又怎么可能平安到达呢！这就是还没有交战就先自己把自己打败了。况且郭援刚愎自用、争强好胜，一定看不起我们的军队，如果他渡过汾水扎营，我们趁他的军队还没全部渡河的时候出击，就可以大获全胜了。」张既说服马腾与钟繇合力攻击郭援，马腾派儿子马超率领精锐部队迎击郭援。郭援到了之后，果然轻敌地直接渡汾水，众人劝阻他，他不听从。渡水还没到一半的时候，钟繇发起攻击，大败郭援的军队，斩了郭援，迫使匈奴单于投降。这件事记载在《张既传》中。此后，河东人卫固发动叛乱，与张晟、张琰以及高干等人一起做贼寇，钟繇又率领各位将领讨伐并击破了他们。自从天子西迁以来，洛阳的百姓几乎全部流散耗尽了，钟繇迁徙关中地区的百姓过来充实洛阳，又招纳逃亡和叛逃的人来补充人口，几年之间，洛阳的民户逐渐充实起来。太祖征讨关中的时候，能够以此作为物资和人力的来源，于是上表朝廷任命钟繇为前军师。 魏国刚刚建立的时候，钟繇担任大理，又升迁为相国。文帝曹丕当时还在东宫做太子，赐给钟繇一个五熟釜，并为它作铭文说：「啊，显赫的魏国，是汉朝的藩篱辅佐。其中的相国正是钟繇，确实是国家的骨干心腹。他日夜恭敬勤勉，没有闲暇安逸的时候。百官都效法于他，以他作为准则和榜样。」过了几年，因为西曹掾魏讽谋反的事情牵连，钟繇被罢免官职回家闲居。文帝继承了王位之后，重新任命钟繇为大理。等到文帝登基做了皇帝，改大理为廷尉，进封钟繇为崇高乡侯。又升迁为太尉，转封为平阳乡侯。当时司徒华歆、司空王朗，都是前代有名的老臣。文帝退朝之后，对身边的人说：「这三位三公，真是一个时代的伟大人物啊，后世大概很难有人能够比得上他们了！」明帝即位之后，进封钟繇为定陵侯，增加封邑五百户，加上此前所有的，一共有一千八百户，升迁为太傅。钟繇膝盖有疾病，跪拜起身都不方便。当时华歆也因年事已高、身体有病，二人上朝的时候都让他们乘坐轿子，由虎贲卫士抬上殿来就坐。从此以后，三公有疾病时乘坐轿子上殿，就成了惯例。 当初，太祖下令，让朝臣们评议那些死刑犯中可以用宫刑来代替死罪的情形。钟繇认为「古代的肉刑，经过了历代圣人的沿袭使用，应该重新恢复施行，用来代替死刑」。参与讨论的人认为这样做不是让百姓心悦诚服的办法，这件事就被搁置了。等到文帝设宴款待群臣的时候，下诏说「大理想要恢复肉刑，这确实是古代圣王的法度。公卿大臣们应当好好共同商议这件事」。商议还没有定论，恰好赶上军事行动，又再次被搁置了。太和年间，钟繇上疏说：「大魏承受天命，继承虞舜、夏禹的道统。孝文帝改革法律，不符合古代圣王的正道。先帝有圣明的德行，本来就是上天赋予的，古代典籍中的事业，他都能够贯通如一。因此继位之后，仍然颁布了明确的诏书，想要恢复古代的刑罚，作为一代的法度。因为接连有军事行动，于是没有能够施行。陛下远承这两位祖先的遗愿，痛惜砍掉脚趾可以用来禁止犯罪，遗憾那些被判处死刑的人中有无辜的，让精通法令的人与群臣共同商议这件事。原来是应当判处砍掉右脚趾却反而被判处死刑的人，可以恢复施行砍脚趾的刑罚。《尚书》中说：『皇帝清楚地询问下民，连鳏夫寡妇都对有苗氏的刑罚有怨言。』这是说尧要废除蚩尤、有苗氏的刑罚，先仔细地询问下民中那些有怨言的人。如果现在审理案件的时候，征询三公、九卿、群臣和万民的意见，让他们像孝景帝时的那条规定一样，对于那些应当处以弃市死刑的人，如果愿意改为砍掉右脚趾的就允许他们这样做。至于黥面、割鼻、砍左脚趾、宫刑等刑罚，仍然像孝文帝时一样，改为剃发和笞打来代替。那些能够犯罪作恶的人，年龄大体在二十岁到四五十岁之间，即使砍掉了他们的脚，他们仍然能够生育后代。如今天下的人口比孝文帝的时代还要少，按下限来计算，每年可以保全的人命有三千条。张苍废除肉刑，被处死的人每年以万来计算。臣想要恢复肉刑，每年可以使三千人活下来。子贡问能够救济百姓可以称作仁吗？孔子说：『这哪里仅仅是仁呢，一定是圣人才做得到的，连尧、舜大概都还有所不足啊！』又说：『仁难道很远吗？我想要仁，仁就到了。』如果真的施行的话，天下的百姓就永远得到救助了。」奏疏呈上之后，皇帝下诏说：「太傅学问渊博、才能高超，留心于政事，又对于刑律的道理有深入长远的思考。这是大事，公卿百官们要好好地一起平心静气地商议。」司徒王朗发表了意见，认为「钟繇想要减轻死刑的条款，来增加砍脚刑罚的数目，这就像是让躺着的人站立起来，让尸体变成活人了。然而以臣的愚见，还有一些与之不相符合、略有不同意见的地方。五刑的条目，已经写在法律条款之中，本来就有减死罪一等的法律，不死就是减等。这些规定已经施行很久了，不必再借助那肉刑的斧头和凿子，然后才能确定罪行的等次。前代有仁爱之心的人，不忍心看到肉刑的残酷恐怖，因此把它废弃不用。自从废除不用以来，经历了数百年。如今重新施行，恐怕所减刑的相关条文还没来得及让万民看清楚，而肉刑的消息已经传到了仇敌的耳朵里，这不是能够使远方之人归附的好办法。如今可以按照钟繇想要减轻的那些死罪，改为减死一等的剃发刑和砍脚刑。如果觉得这样还太轻的话，可以加倍延长他们服劳役的年限。这样对内来说，有用活命来代替死罪这种无法估量的恩惠，对外来说，也没有用砍脚来代替戴脚镣那种骇人听闻的名声。」参与讨论的有一百多人，与王朗意见相同的人占多数。皇帝因为吴国和蜀国还没有平定，这件事就暂且搁置了。 太和四年，钟繇去世。皇帝穿着素服亲临吊唁，给他谥号叫「成侯」。儿子钟毓继承了爵位。当初，文帝分出钟毓的一部分封户和食邑，封钟繇的弟弟钟演以及钟繇的儿子钟劭、孙子钟豫为列侯。 **【子 毓】** 钟毓，字稚叔。十四岁时就担任了散骑侍郎，机敏敏捷，谈笑风生，很有他父亲的风范。太和初年，蜀国丞相诸葛亮围攻祁山，明帝想要亲自西征，钟毓上疏说：「谋略的可贵之处在于朝堂之上就能决定胜利，功业的崇尚在于帷幄之中运筹谋划，不必离开殿堂之上，就能在千里之外决定胜局。天子的车驾应当坐镇中原，以作为四方威势的后盾支援。如今大军西征，虽然有百倍的威势，但对于关中地区的耗费来说，损失的方面不止一个。况且在盛夏酷暑中行军，是诗人所重视的禁忌，确实不是至尊的您应该动身出发的时候。」后来钟毓升迁为黄门侍郎。当时朝廷大规模兴建洛阳的宫室，皇上的车驾暂时到了许昌，天下官员都应当到许昌参加元旦朝会。许昌地方狭窄，就在城南用毛毡搭起帐篷作为临时朝殿，安排了鱼龙曼衍等杂技表演，百姓被劳役弄得疲惫不堪。钟毓进谏，认为「水旱灾害不时发生，国库府藏空虚，像这一类的事情，可以等到丰收之年再做」。又上书说「应当恢复关内地区荒地的开垦，让百姓致力于农业生产」。这些事情于是得以施行。正始年间，钟毓担任散骑常侍。大将军曹爽在盛夏酷暑中发兵讨伐蜀国，蜀国据险防守，大军无法前进。曹爽正想要增兵，钟毓写信给他说：「我私下认为，朝堂之上决胜的谋略，不必亲临箭矢飞石之中；王者的军队，只有征讨而没有交战。确实，用盾牌和斧钺舞蹈就可以使有苗臣服，后退九十里就足以使原国的敌人归顺，不一定要像吴汉那样在江关纵横冲杀，像韩信那样在井陉奔驰强攻。看到可以进军就前进，知道有困难就后退，这是自古以来用兵的原则。希望公侯您仔细考虑！」曹爽没有取得任何战功就撤军回来了。后来因为不合曹爽的心意，钟毓被调任为侍中，又外放担任魏郡太守。曹爽被诛杀之后，钟毓入朝担任御史中丞、侍中、廷尉。规定在君主和父亲去世之后，臣子可以替他们辩白所受的诽谤，以及士人封侯之后，他的妻子不再被强制改嫁他人，这些都是钟毓创立的制度。 正元年间，毌丘俭、文钦反叛，钟毓持符节到扬州、豫州颁布施行赦免令，通告晓谕士人百姓，回来后担任尚书。诸葛诞反叛，大将军司马昭商议亲自到寿春去讨伐诸葛诞。恰好吴国大将孙壹率领部众前来投降，有人认为「吴国刚刚内部出了问题，一定不能再出兵了。东线的兵力已经够多了，可以等待后续的消息」。钟毓认为「讨论事情、判断敌情，应当用自己的情况来推测别人。如今诸葛诞把淮南的地盘献给吴国，孙壹所率领的人，人口不到一千，兵士不超过三百。吴国所损失的，大概微乎其微。如果寿春的包围还没有解除，而吴国内部又转危为安，是不能断定他们一定不会出兵的」。大将军说：「说得对。」于是带着钟毓一起出征。淮南平定之后，钟毓担任青州刺史，加授后将军，升迁为都督徐州诸军事，被授予假节之权，又转任都督荆州。钟毓去世后，追赠为车骑将军，谥号为「惠侯」。儿子钟骏继承了爵位。钟毓的弟弟钟会，另有他的传记。 **【华歆】** 华歆，字子鱼，是平原郡高唐县人。高唐是齐地有名的都市，士绅们没有不在市集街道上闲游行走的。华歆在官府做吏员的时候，每逢休假沐浴出府回家，就关上门待在家中。他议论事情总是公正平和，始终不诋毁伤害他人。同郡的陶丘洪也是有名的人物，自以为见识超过了华歆。当时王芬与豪杰们密谋废掉汉灵帝。这件事记载在《武帝纪》中。王芬暗中叫华歆、陶丘洪一起来商定计策，陶丘洪想要去，华歆阻止他说：「废立皇帝是极大的事情，连伊尹、霍光那样的人都感到为难。王芬性格疏阔，又不勇武，这件事一定不会成功，而灾祸将会牵连整个家族。你千万不要去啊！」陶丘洪听从了华歆的话，就没有去。后来王芬果然失败了，陶丘洪这才信服华歆。华歆被举荐为孝廉，被任命为郎中，因为有病，辞官离去。灵帝驾崩，何进辅佐朝政，征召河南人郑泰、颍川人荀攸以及华歆等人入朝。华歆到了之后，担任尚书郎。董卓把天子迁到长安，华歆请求出京担任下邽县令，因为有病没有去成，于是从蓝田到了南阳。当时袁术在穰城，把华歆留了下来。华歆劝说袁术让他进军讨伐董卓，袁术不采纳他的建议。华歆想要离开，恰好天子派太傅马日磾安抚招集关东，马日磾征召华歆担任掾吏。向东到了徐州，朝廷下诏就地任命华歆为豫章太守，他在任上施政清静不烦扰，官吏和百姓都感激爱戴他。孙策攻占土地到了江东，华歆知道孙策善于用兵，于是用幅巾束发前去迎接。孙策认为他是长者，用上等宾客的礼节对待他。后来孙策死了。太祖在官渡，上表朝廷，请求征召华歆。孙权打算不让他走，华歆对孙权说：「将军您奉天子的命令，刚刚开始与曹公交好，双方的信用和情义还没有巩固，如果我能够替将军向曹公表明心意，难道不是对您有益吗？如今白白地把我留在这里，这是养着一个没有用的人，不是将军的好计策啊。」孙权听了很高兴，于是就送华歆走了。宾客旧友们前来送行的有一千多人，赠送的财物有数百金。华歆全都没有拒绝，暗中把每件礼物都标记上物主的名字，到了临行的时候，把所有的礼物都聚集在一起，对各位宾客说：「我本来没有拒绝诸位好意的想法，但所收到的礼物终究太多了。考虑到我单车远行，身带贵重物品恐怕会因财招祸，希望大家替我考虑一个妥善的办法。」众人于是各自留下自己所赠的礼物，都佩服华歆的德行。 华歆到了太祖那里，被任命为议郎，参与司空的军事谋划，入朝担任尚书，又转为侍中，代替荀彧担任尚书令。太祖征讨孙权的时候，上表朝廷任命华歆为军师。魏国建立之后，华歆担任御史大夫。文帝继承了王位，任命华歆为相国，封为安乐乡侯。等到文帝登基做了皇帝，改相国为司徒。华歆向来清贫，所得的俸禄和赏赐都用来赈济施舍给亲戚和故旧，自家没有一石粮食的积蓄。公卿大臣们曾经一起被赐予官府籍没的奴婢，只有华歆把他们放出来嫁人了。皇帝为此叹息，下诏说：「司徒，是国家德高望重的老臣，是辅佐朕调和阴阳、治理天下各种事务的人。如今御膳房里有着丰盛的食物，而司徒却吃着粗疏素食，这实在太说不过去了。」特别赐给他御用的衣服，并且为他的妻子、儿女、男女家人都做了衣服。 三府议论说：「举荐孝廉，本来是以德行为标准，不应该再用考试经书来限制。」华歆认为「自从天下丧乱以来，六经被破坏荒废，应当致力于保存和恢复它们，以此来推崇王道。制定法令制度，是为了治理国家的盛衰。如今任由孝廉不经考试经书，恐怕学业从此就要荒废了。如果有特别优秀出众的人，可以特别征召任用。怕的是没有这样的人，哪里怕得不到呢？」皇帝听从了他的话。 黄初年间，皇帝下诏让公卿大臣举荐有独特节操的君子，华歆举荐了管宁，皇帝用安车征召管宁入朝。明帝即位之后，进封华歆为博平侯，增加封邑五百户，加上此前所有的，一共有一千三百户，转任为太尉。华歆自称有病，请求退位，把太尉之位让给管宁。皇帝不答应。到了将要举行大朝会的时候，皇帝派遣散骑常侍缪袭奉诏前去对华歆说明旨意，诏书上说：「朕刚刚处理国家各种事务，一日之内有万机需要处理，担心听断不够英明。仰赖有德望的大臣，在朕的身边辅佐，而君却屡次以有病为由辞去职位。衡量君主、选择君主，不在他的朝廷里任职，放弃荣誉和俸禄，不做到官职的终结，这些事古人是有的，但朕认为周公、伊尹就不这样做。洁身自好、拘守节操，是一般人所做的，朕不期望于君。君还是勉力抱病来参加朝会吧，以施恩惠于朕一人。朕将设立几案和席垫，命令百官约束好自己，等待君的到来，然后朕再登上御座。」又下诏给缪袭说：「必须等华歆动身了，你才能回来。」华歆不得已，于是起身赴会。 太和年间，朝廷派遣曹真从子午道出兵讨伐蜀国，皇帝的车驾向东到了许昌。华歆上疏说：「自从战乱以来，已经超过了二十四年。大魏承受上天的旨意，陛下以圣明的德行正处在周成王、周康王那样的兴盛时期，应当弘扬一朝的治道，继承夏商周三代圣王的功业。虽然有吴、蜀两处贼寇凭借险要之地苟延性命，但如果圣王的风化日益提升，远方的人感怀德行，将会背着襁褓中的婴儿前来归附。兵器是不得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才使用的，所以平时收起来，到了适当的时候才动用。臣衷心希望陛下首先把心思放在治理国家的大道上，把征伐作为放在后面的事情。况且千里运粮，并非用兵的有利条件；越过险阻深入敌境，没有能够独自取胜的功劳。据臣听说今年的征调劳役，大大地影响了农桑事业。治理国家的人以百姓为根基，百姓以衣食为根本。如果能使中原地区没有饥寒的忧患，百姓没有离开故土的心思，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吴蜀两处贼寇的灭亡，就可以坐等它的到来了。臣身居宰相之位，年老多病日益严重，犬马般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恐怕不能再侍奉在陛下的车驾旁边了，不敢不竭尽臣子的心声，希望陛下裁决审察！」皇帝回复说：「君深深地忧虑国家大计，朕非常赞赏。贼寇凭借山川险要，太祖、武皇帝两位祖先在前代劳苦征战，尚且不能平定，朕哪敢自己夸大，说一定能消灭他们呢！各位将领认为不试着进攻一下的话，没有办法使敌人自行疲惫，因此陈列军队来窥探敌人的破绽。如果天时还没有到来，周武王撤兵还师，就是前代值得借鉴的事例，朕恭敬地不敢忘记你的告诫。」当时秋天下了大雨，皇帝下诏让曹真率军撤回。 太和五年，华歆去世，谥号为「敬侯」。儿子华表继承了爵位。当初，文帝分华歆的一部分封户和食邑，封华歆的弟弟华缉为列侯。华表在咸熙年间担任尚书。 **【王朗】** 王朗，字景兴，是东海郡人。因为通晓经学，被任命为郎中，出任菑丘县长。他拜太尉杨赐为师，杨赐去世之后，他辞去官职为老师服丧。被举荐为孝廉，被公府征召，他都没有应召。徐州刺史陶谦考察王朗为茂才。当时汉献帝在长安，关东地区的各路人马纷纷起兵，王朗担任陶谦的治中从事，与别驾赵昱等人劝说陶谦道：「《春秋》的道理，寻求诸侯的帮助不如为王室效劳出力。如今天子远在西京长安，应当派遣使者去表示尊奉王命的心意。」陶谦于是派赵昱带着奏章到长安去。天子嘉许他们的心意，任命陶谦为安东将军。任命赵昱为广陵太守，任命王朗为会稽太守。孙策渡过长江攻占土地。王朗的功曹虞翻认为自己的兵力不足以抵抗，不如避开孙策的锋芒。王朗自认为自己是汉朝的官员，应当保卫城池，于是发兵与孙策交战，结果打了败仗，渡海到了东冶。孙策又追击攻打，大败王朗的军队。王朗这才去见孙策。孙策因为王朗是儒雅的士人，只是责问他而没有杀害他。王朗虽然流离失所、贫困窘迫，早晨不知道晚上该怎么过，但是仍然收容抚恤亲戚故旧，把自己的物品分给别人，自己少留一些，多分给别人一些，行为节义非常显著。 太祖上表朝廷征召王朗，王朗从曲阿出发，辗转于江海之间，经过几年才到达。被任命为谏议大夫，参与司空的军事谋划。魏国刚刚建立的时候，王朗以军祭酒的身份兼任魏郡太守，又升迁为少府、奉常、大理。他处理事务注重宽容仁恕，罪行有疑问的，就从轻处罚。钟繇明察事理，依法办事，两人都以处理刑狱案件而受到称道。 文帝继承了王位之后，王朗升迁为御史大夫，被封为安陵亭侯。他上疏劝谏皇帝要养育百姓、减少刑罚，说：「自从各地起兵讨伐董卓以来，已经三十多年了，四海之内动荡倾覆，天下各处凋敝困苦。仰赖先王铲除贼寇，扶助保护孤苦弱小的人，才使得华夏重新有了法纪秩序。把千千万万的百姓聚集在这魏国的土地上，使边境之内，鸡鸣狗吠的声音一直传到四方边境，百姓们欢欣鼓舞，高兴遇到了太平盛世。如今远方的贼寇还没有归服，军队征伐的行动还没有停止，如果真的能够免除赋税，足以使远方的人感怀恩德，好的地方长官足以宣扬天子的恩泽，田间的道路都得到修整，士、农、工、商四种百姓都殷实兴盛，那么国家一定会超过从前而比平日更加富足了。《周易》中强调要整顿法令，《尚书》中写明了要审慎用刑，一个人做了善事，千千万万的百姓都依赖他，这就是说的要审慎地对待法令和刑狱啊。从前曹相国把刑狱和集市看作是天帝的安排而小心对待，路温舒痛恨那些审理刑狱的官吏。审理刑狱的人能够获得其中的真实情况，就不会有含冤而死的囚犯；壮年男子能够尽力耕种土地，就不会有挨饿受饥的百姓；穷困年老的人能够依靠粮仓来获得食物，就不会有饿死的尸体；男女婚嫁能够按照适当的年龄进行，就没有男女怨旷无偶的遗憾；胎儿的养育一定会得到保障，怀孕的妇人就没有自伤其身的哀痛；新生儿的赋役一定会得到免除，有孩子的人就没有养育不成的牵累；等到成年之后才服劳役，年幼的人就没有离开家庭的思念；头发斑白的老人不参加战争，老年人就没有倒伏战死的忧患。用医药来治疗他们的疾病，放宽徭役来让他们安心从事本业，用威严的惩罚来抑制强暴的人，用恩德仁爱来救助弱小的人，用赈济借贷来弥补他们的不足。这样十年之后，成年待嫁的女子一定会遍布街巷。二十年之后，能够当兵作战的男子一定会遍布田野了。」 等到文帝登基做了皇帝，改御史大夫为司空，进封王朗为乐平乡侯。当时皇帝时常出宫游猎，有时到黄昏深夜才回到宫中。王朗上疏说：「帝王的居所，外面要布设周密的侍卫，里面要重视禁中的门户，将要行动的时候，要设置好兵卫然后才走出帷幕，称说警戒之后然后才踏上下朝的台阶，张开弓弩之后然后才登上车驾，清理道路之后然后才由人导引在前，设置好遮拦之后然后才转动车轮，清静了室屋之后然后才停下来休息——这些都是用来显示至尊的地位，务求警戒谨慎，垂示法则教化于后世的。近来陛下的车驾出去捕猎老虎，太阳西斜的时候才出发，到了黄昏时返回，违反了警戒和清道的常规制度，不是万乘天子所应当有的最为审慎的做法。」皇帝回复说：「看了你的表文，即使是魏绛称引虞人的箴言来讽谏晋悼公，司马相如陈述猛兽的危险来劝诫汉武帝，也不足以和你的话相比。当今吴蜀二处的贼寇还没有被消灭，将帅们率军在远方征讨，所以朕不时到原野中去，来演习军旅之事。至于夜间回宫的告诫，已经下诏让有关官员去施行了。」 当初，建安末年，孙权方才派遣使者向朝廷称臣，而与刘备交战。皇帝下诏让群臣讨论「是否应当发兵与吴国一起攻打蜀国」？王朗发表意见说：「天子的军队，比华山、泰山还要重，确实应当坐镇不动来显耀上天的威严，像山一样安然不动。假使孙权亲自与蜀国贼寇相持，长时期地搏斗交战，双方智谋相当、力量匹敌，兵力不能迅速决出胜负，到了需要朝廷出动军队来助长他的声势的时候，然后才应当挑选老成持重的将领，抓住贼寇的要害，观察时机然后才行动，选择有利的地方然后才出兵，这样一举就可以解决一切，不留后患。如今孙权的军队还没有出动，那么援助吴国的军队就不应该首先出征。况且雨水正多，不是行军调动大军的时节。」皇帝采纳了他的计策。黄初年间，有鹈鹕鸟聚集在灵芝池边，皇帝下诏让公卿大臣举荐有独特节操的君子。王朗推荐了光禄大夫杨彪，并且自己称病，要把司空的职位让给杨彪。皇帝于是为杨彪设置了吏员和士卒，地位仅次于三公。下诏说：「朕向君请求贤才，还没有得到，君反而突然称病要求让位，这样一来不但没有得到贤才，反而开启了失去贤才的门路，增加了国家大鼎的倾危。莫非是在其位的人说出的话不够完善，被君子所反对吗！君不要再有推辞的话了。」王朗于是不再推辞，重新任职。 孙权想要派儿子孙登入朝来侍奉天子，却一直没有来。这时皇帝的车驾移到了许昌，大规模兴办屯田，打算调动大军东征。王朗上疏说：「从前南越遵守臣子的本分，婴齐入朝侍奉天子，最终成为嫡子，回去做了南越的君主。康居国骄傲狡猾，行动与言辞不一致，都护上奏认为应当派遣王子入朝侍奉天子，以此来惩罚他们的无礼。况且吴王刘濞的灾祸，是从他的太子入朝侍奉天子这件事开始萌发的；隗嚣反叛称王，也是不顾念他的儿子还在朝廷做人质。过去听说孙权有派遣儿子入朝的意思，但一直没有来，如今六军戒备森严，臣担心一般的人不能充分理解圣上的旨意，会以为国家因为孙登拖延滞留而不来感到恼怒，因此才发动大军东征。假如大军已经出发而孙登恰好就到了，那么所引发的震动是极大的，所达到的目的却是极小的事，还不能够值得庆贺。假如他傲慢凶狠，根本就没有让儿子入朝的意思，臣担心那些一般人的议论还没有平息的人，都会怀着忧虑不安的心情。以臣愚昧的看法，应当下令各路专门负责征伐的将领，各自明确奉行禁令，谨慎地守卫自己所管辖的部队。对外炫耀强大的威力，对内推广农耕，使国家像山一样安稳不动，像深渊一样平静安定，形势不可动摇，计谋不可猜测。」当时，皇帝因为大军已经集结完毕，于是便出发了，孙权的儿子最终也没有来，皇帝的车驾到了长江边就返回了。 明帝即位之后，进封王朗为兰陵侯，增加封邑五百户，加上此前所有的，一共有一千二百户。派他到邺城去省视文昭皇后的陵墓，看到百姓中有衣食不足的情况。当时正在修建宫室，王朗上疏说：「陛下即位以来，恩泽的诏书屡次颁布，百姓万民没有不欢欣鼓舞的。臣近来奉命北行，在道路上来回往返，听到各处都有徭役，其中可以减免废除和减少合并的有很多。希望陛下重新留意天色已晚之后还要继续处理政务的辛劳，来谋划制胜贼寇的办法。从前大禹想要拯救天下的大患难，所以就先把自己的宫室建得低矮，使自己的衣服饮食节俭，因此能够完全拥有九州，辅弼成就了五服之制。勾践想要扩展他在御儿的疆土，在姑苏割取夫差的耳朵，所以也约束自身以及家人，节俭家中的用度来施用于国政，因此能够囊括五湖，席卷三江，在中原取得威名，在华夏奠定了霸业。汉朝的文帝和景帝也是想要弘扬祖先的基业，增强繁荣祖宗的大业，所以能够舍弃花费百金建造楼台的想法，用穿着黑色粗绸的衣服来昭示节俭，对内减少太官的食物并且不接受各地的贡献，对外减省徭役赋税而致力于农桑，因此能够号称太平盛世，几乎达到了刑法搁置不用的境地。孝武帝之所以能够振奋他的军队威势，开拓他的境外疆土，确实是由于祖先积累存储的物资一向充足，所以才能够成就大功。霍去病不过是一个中等才能的将军，尚且因为匈奴没有被消灭，不营建自己的宅第。深知抚恤远方的人，就要忽略近前的事情；有志于在外建功立业，就要简化内部的事务。自从汉朝初年一直到它的中兴时期，都是在战争基本平息之后，然后才建起凤凰阙那样壮丽的高楼，修起德阳殿那样宏大的宫殿。如今建始殿之前的地方已经足够用来排列朝臣进行朝会，崇华殿之后的地方已经足够用来安排内宫官员的位次，华林园、天渊池已经足够用来进行游乐宴饮，如果暂且先建成闾阖门的观阙，使它足够用来使远方前来朝贡的人排列朝见，修筑城墙和护城河，使它们足够用来隔绝外来的侵犯逾越，完成国家的天险，其余的一切工程，都暂且等待丰收的年份再继续。一意以勤奋农耕为急务，以演习军备为要事，那么国内就不会有怨恨旷废的人，户口就会滋生增长，百姓充足，军队强盛，而贼寇却不归服、国家却不兴盛富足，那是从来不会有的事情。」后来王朗转为司徒。 当时屡屡有皇子夭折，而后宫中能够生育的嫔妃却很少，王朗上疏说：「从前周文王十五岁时就生了周武王，于是享受了有十个儿子的福祚，以繁衍周氏姬姓的后代。周武王年老时才生了周成王，因此周成王的兄弟就很少。这两位君王，各自树立了圣明的德行，没有什么可以彼此高下的，但比较他们子孙的福祚，却大不相同。这是因为生育的时间有早有晚，所生的子女有多有少罢了。陛下德行和福祚兼有这两位圣王，年纪比周文王生育周武王的时候还要大，但应当像周武王那样承继大业的皇子还没有在椒房兰室的后妃宫殿中诞生，各藩国的亲王也没有在各个宫室的掖庭中繁衍增多。用周成王的例子来比喻的话，还不算晚；但用伯邑考的例子来比较的话，就不算是早的了。《周礼》规定六宫嫔妃内官共一百二十人，而各种经典中通常的说法，都以十二人为限度，到了秦朝和汉朝的末季，有的以千百为数字了。然而虽然嫔妃人数越来越多，但在吉利的馆舍中适时生育的却有时很少，这说明『多生一百个儿子』的根本，确实在于一意专心，不仅仅在于追求嫔妃数量的增多。老臣心中恳切忠诚，希望国家能够有像轩辕黄帝那样二十五子的福祚，但是连周文王的十个儿子都还没有达到，因此感到忧虑。而且婴儿从小就常常苦于被褥太暖，太暖就不利于柔嫩的皮肤和脆弱的身体，因此难以防护，容易生病。如果常常让婴儿穿着稍厚的缊袍棉衣，不至于太厚，那么就一定都能保全金石般坚固的本性，而像南山一样长寿了。」皇帝回复说：「忠诚到了极点的人，言辞就恳切；爱护深厚的人，言语就深沉。君既劳苦心思，又亲手执笔来表示遵从，朕反复诵读君的仁德之言，心中欣慰无比。朕的继嗣还没有确立，让君为此忧虑，朕恭敬地接受你恳切的话语，希望能够听到更多好的建议。」王朗著有《周易传》、《春秋传》、《孝经传》、《周官传》，他的奏疏、议论、论记，都在世间流传。太和二年，王朗去世，谥号为「成侯」。儿子王肃继承了爵位。当初，文帝分出王朗的一部分封户和食邑，封他一个儿子为列侯，王朗请求把这个爵位封给哥哥的儿子王详。 **【子 肃】** 王肃，字子雍。十八岁时，跟随宋忠研读《太玄》，并且自己重新为它作了解说。黄初年间，担任散骑黄门侍郎。太和三年，被任命为散骑常侍。太和四年，大司马曹真征讨蜀国，王肃上疏说：「从前的兵志中有这样的话：『跋涉千里去运送粮食，士兵就会面有饥色；就地砍柴割草然后才烧火做饭，军队就不能在宿营时吃饱饭』，这还是说的在平坦路途上行军的情形。又更何况深入险阻艰难之地，开路凿道向前推进，那么它所付出的劳苦，一定会百倍于平常。如今又加上连绵的雨，山坡又高又滑，军队拥挤而不能展开，粮食悬隔遥远而难以接续，这实在是行军用兵的大忌啊。听说曹真出发已经超过一个月了，才走完子午谷的一半路程，开凿道路的工程，连战士都全部投入了劳作。这样贼寇就刚好能够以逸待劳，这是兵家所忌惮的情况啊。用前代的事情来说，周武王讨伐纣王，出了关又返回去；用近代的事情来说，武皇帝和文皇帝征讨孙权，到了长江边却没有渡过江去。这难道不正是所谓的顺应天意、了解时机、通晓于权宜变通的做法吗！如果天下万民都知道圣上因为雨水艰难的缘故，让他们休养歇息，以后有了贼寇的破绽，再乘机利用它，那这就是所说的以高兴的心情去面对困难，百姓就会忘记死亡了。」于是征蜀的行动就停止了。王肃又上疏说：「应当遵循旧时的礼制，为去世的大臣举行哀悼仪式，向宗庙进献果品。」这些事情都得到了施行。王肃又上疏陈述施政的根本原则说：「撤销那些无所事事的职位，削减那些不急需的俸禄，停掉那些不劳而食的费用，裁并那些悠闲从容的官员；使官员一定要有明确的职责，职责要承担相应的事务，事务一定会获得相应的俸禄，俸禄代替了他亲自耕种才能获得的收入——这是远古以来的一贯制度，也是当今所应当施行的。官员数量少而俸禄优厚，那么公家的费用就减少，进取为官的志向就得到鼓励。进取为官的志向得到鼓励，各自施展才能，没有人会互相依赖。通过言辞来陈奏，通过功效来明确考核，有才能还是没有才能，是否留用，全在天子的心中裁决。因此唐尧、虞舜设置官位、分配职责，反复告诫公卿大臣各自管理好自己的事务，然后只有龙担任纳言，就像今天的尚书一样，只是负责出纳天子的命令罢了。夏朝、商朝的情况已经无法详细了解了。《甘誓》中说『六事之人』，说明六卿也是掌理具体事务的人。《周官》就记载得很完备了，每五天处理朝政一次，公卿大夫全部进朝，由司士辨别他们各自的位置。古书上的记载说：『坐着谈论治国之道的，称为王公；起身推行政令的，称为士大夫。』到了汉朝初年，依照前代的制度，公卿都亲自带着各自的事务上朝。因此汉高祖亲自追赶反身跑掉的周昌，汉武帝远远地批准了递上奏章的汲黯，汉宣帝让公卿每五天朝见一次，汉成帝才开始设置五名尚书。从此以后，制度日渐衰落，朝廷的礼仪就缺失了。可以恢复每五天处理朝政一次的礼仪，让公卿和尚书各自带着本管的事务上朝进奏。使废弃的礼仪重新振兴，光耀宣扬圣人的统绪，这确实是名义美好而实际效果丰厚的事情。」 青龙年间，山阳公去世，山阳公就是前汉朝的皇帝。王肃上疏说：「从前唐尧禅让给虞舜，虞舜禅让给夏禹，都服完了三年的丧礼，然后才登上天子的尊位。因此帝王的称号没有缺损，君主的礼制也仍然保存着。如今山阳公顺应服从上天的旨意，诚心满足了百姓的期望，把帝位禅让给了大魏，自己退居到客人的位置上。山阳公尊奉大魏，不敢不尽自己的臣节。大魏对待山阳公，优厚尊崇而没有把他当作臣子看待。到了他去世的时候，棺椁殓葬的规格、车马出殡的仪仗，都和王者相同，因此远近的人都归服于仁德，认为这是盛美的事情。况且汉朝总括了帝与皇的称号，称作皇帝。有区别的时候称帝，没有区别的时候称皇，那么皇是比帝稍微轻一点的称号。因此在高祖刘邦的时候，一个国家不能有两个国王，他的父亲还活着的时候就让他称皇，表明这不是两个国王相并的嫌疑。何况现在是用称号来追赠死者，可以让他称皇，以配合他的谥号。」明帝没有答应让他称皇的要求，于是追赠他的谥号为「汉孝献皇帝」。 后来王肃以散骑常侍的身份兼任秘书监，又兼任崇文观的祭酒。景初年间，宫室大规模兴建，百姓失去了农事生产的时机，朝廷的信用和约定得不到敦守，刑罚杀戮仓促施行。王肃上疏说：「大魏承接历代帝王中极尽衰乱的局面，活下来的百姓没有多少，战争还没有停止，确实应当让百姓休养生息，用安静和平的方式来施惠于远方近处。致力于积蓄储备、使疲惫的百姓得到休息，关键在于减省徭役而让他们勤奋于农业生产。如今宫室还没有建成，工程还没有完成，水陆运粮、征调民丁，辗转不断地相互供应。因此壮丁被劳作弄得疲惫不堪，种田的农夫离开了他南面的田亩，种植粮食的人少，吃粮食的人多，旧粮已经吃完，新粮又没有接续。这是国家的大患，而不是预备积存的长远之策。如今见到正在劳作的有三四万人，九龙殿已经足够安放圣上的身体，它的内部也足够排列六宫嫔妃的居处，显阳殿又快要完工了，只有太极殿以前的部分，工程的规模还很浩大，眼下正要进入大寒的时节，疾病也许会发作。臣真心希望陛下发布仁德的诏书，颁布明确的命令，深切地怜悯役夫的疲惫辛劳，深厚地同情万民百姓的不足，从那些吃国家常规粮食的士兵中、不在紧急要害岗位上的人中，选用其中的青壮男丁，挑选留下一万人，让他们在一年之内轮流替换，使他们都知道休息和轮替有确定的日子，那么就没有谁会不高兴地去干活，即使劳苦也不会有怨气了。计算起来，一年就有三百六十万个劳动日，也不算少了。本来应当在一年内完工的，也可以放宽到三年完成。其余的人分别遣散回去，让他们都从事农耕，这是没有穷尽的长远之计。仓库中有多余的粮食，百姓有剩余的劳力：用这样的条件来兴办工程，什么工程建不成？用这样的条件来推行教化，什么教化成不了？信用对于百姓来说，是国家的大宝。孔子说：『自古以来人都有一死，百姓如果没有信用，就不能立足。』那小小的晋国，那微不足道的重耳，想要驱使他的百姓，先要向他们展示信用，因此原城虽然就要投降了，但因为顾及信用而主动撤回军队，所以能够一次作战就称霸天下，至今还被人称道。前不久陛下的车驾应当到了洛阳，征发百姓来修建营垒，有关官员命令说营垒建成后就放他们回去。营垒建成之后，又贪图利用他们的劳力，不按时遣散回去。有关官员只想着营求眼前的利益，不顾治理国家的根本大局。臣愚暗地认为，从今以后，假如再要征发百姓做工，应当明确下达命令，让他们一定按期遣返。如果还有别的事务需要接着做，宁可在以后再重新征发，也不可失去信用。凡是陛下临时要处以刑罚的人，都是有罪的官吏，是该死的人。但是普通百姓不了解情况，会说是仓促行事。因此希望陛下把这些人交给司法官员去审理，公开宣布他们的罪行。同样是处以死刑，不要让死者的尸体玷污了宫闱禁地而被远近的人所怀疑。况且人的生命是最为贵重的，生存困难而杀死容易，气息断绝了就不能再续接，因此圣贤都特别看重它。孟子说，杀害一个无辜的人而取得天下，有仁德的人是不做的。汉朝的时候，有人触犯了皇帝出行的警戒，惊了御车的马，廷尉张释之上奏让他罚金就可以了，汉文帝怪罪他判得太轻，张释之说：『在那事情发生的时候，皇上派人杀了他也就罢了。如今交给了廷尉。廷尉，是天下公平的象征，一旦倾斜了，天下适用法律的时候都会因此而有的轻、有的重，百姓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安放他们的手足呢？』臣认为张释之这番话大大地失去了正当的意义，不是忠臣所应当陈述的。廷尉，不过是天子的属吏，尚且不能失去公平，而天子的自身，反而可以用错误和迷惑来做事吗？这是对自己要求重，而对君主的要求轻，是极度的不忠啊。周公说：『天子没有戏言；说过的话，史官就会记载它，乐师就会吟诵它，士人就会称述它。』言论尚且不可当作儿戏，何况是行动呢？所以张释之的言论不能不仔细审察，周公的告诫也不可不效法。」又陈述说「各种鸟兽之类的没有实际用处的东西，却要耗费草料粮食和人力，都可以把它们免除掉」。 皇帝曾经问王肃说：「汉桓帝的时候，白马县令李云上书说：『帝，就是谛的意思。这就是说皇帝想要不谛。』在那时他怎么能不被处死呢？」王肃回答说：「他只是因为语言失掉了顺从得体的分寸罢了。推究他的本意，都是想要尽心竭力，心中念念不忘的是要对国家有所补益。况且皇帝的威严，比雷霆还要厉害，杀掉一个普通人，和杀死一只蚂蚁没有什么区别。宽容并且饶恕了他，可以向天下显示容纳接受恳切谏言的度量，在天下人面前扩大自己的德行胸怀。所以臣认为杀死他不一定就是对的。」皇帝又问：「司马迁因为遭受了宫刑的缘故，心中怀有隐蔽的怨恨，写《史记》来非难贬低孝武帝，让人恨得咬牙切齿。」王肃回答说：「司马迁记述历史事件，不虚饰优点，不隐瞒缺点。刘向、扬雄都佩服他善于叙述史事，有优秀史学家的才能，称他的书是实事求是的真实记录。汉武帝听说他在撰写《史记》，取来孝景帝和自己的本纪看了，于是非常愤怒，把它削去字迹扔掉了。到今天这两篇本纪只有目录而没有正文。后来遇到李陵的事件，于是把司马迁投入蚕室处以宫刑。这说明怀有隐蔽怨恨的是在孝武帝这一边，而不是在司马迁身上。」 正始元年，王肃外放担任广平太守。因为公事被征召还朝，被任命为议郎。不久之后，担任侍中，升迁为太常。当时大将军曹爽专权，任用了何晏、邓飏等人。王肃与太尉蒋济、司农桓范议论到当时政事的时候，王肃脸色严肃地说：「这些人就是弘恭、石显之类的人，还值得再对他们说什么呢！」曹爽听说了这件事，告诫何晏等人说：「你们应当一起谨慎些！公卿大臣们已经把你们比作前代的恶人了。」因为宗庙的事情牵连，王肃被免去官职。后来担任光禄勋。当时有两条一尺来长的鱼，出现在武库的屋顶上，有关官员认为这是吉祥的征兆。王肃说：「鱼生活在深水里，却出现在屋顶上，这是披甲带鳞的东西失去了它本来应在的地方。边境上的将领大概要有丢盔弃甲的变故了吧？」后来果然发生了东关之战的惨败。王肃转任为河南尹。 嘉平六年，王肃持符节兼任太常，奉天子的法驾，到元城去迎接高贵乡公曹髦即位。这一年，有白色的云气横贯天空，大将军司马师问王肃这是什么缘故，王肃回答说：「这是蚩尤的旗帜啊，东南方向大概会有叛乱吧？您如果修养自身来安定百姓，那么天下向往安乐的人都会归附于您的德行，而首先发难作乱的人就会先灭亡了。」第二年春天，镇东将军毌丘俭、扬州刺史文钦反叛，司马师对王肃说：「霍光因为感悟于夏侯胜的话，才开始重视儒学之士，确实是有道理的。安定国家、巩固君主，其中的方法在哪里呢？」王肃说：「从前关羽率领荆州的兵马，在汉水边降服了于禁，于是有了向北争夺天下的志向。后来孙权袭击夺取了他的将士们的家属，关羽的兵马一下子就瓦解了。如今淮南将士的父母妻子儿女都在内地各州，只要紧急前往守卫抵御，使他们不能向前推进，就一定会出现关羽那样土崩瓦解的形势了。」司马师听从了他的话，于是击破了毌丘俭、文钦。后来王肃升迁为中领军，加授散骑常侍，增加封邑三百户，加上此前所有的，一共是二千二百户。王肃去世，弟子们穿着丧服前来吊唁的有上百人之多。朝廷追赠他为卫将军，谥号为「景侯」。儿子王惲继承了爵位。王惲去世，没有儿子，封国被撤消。景元四年，封王肃的儿子王恂为兰陵侯。咸熙年间，建立五等爵制，因为王肃在前朝立有功勋，改封王恂为氶子。 当初，王肃擅长贾逵、马融的学说，而不喜欢郑玄的学说，他搜集各种说法比较它们的异同，为《尚书》、《诗经》、《论语》、三礼、《左传》作了注解，又编定了他父亲王朗所作的《周易传》，都列在了学官之中。他所论述驳正朝廷典制、郊祀、宗庙、丧纪、轻罪重罪等方面的文章，总共有一百多篇。当时乐安人孙叔然，在郑玄门下学习，人们称他为「东州大儒」。朝廷征召他担任秘书监，他沒有接受。王肃汇集《圣证论》来讥讽贬低郑玄，孙叔然以文章一一驳斥并加以解释，又撰写了《周易注》、《春秋例》、《毛诗注》、《礼记注》、《春秋》三传注、《国语注》、《尔雅注》等各种注释，还著书十多篇。从魏朝初年征召的士人敦煌人周生烈，到明帝时期的大司农弘农人董遇等人，也都先后注释经传，在世间广泛流传。 **【评】** 评论说：钟繇开通明达，有治理国家的理政干才；华歆清正纯洁，有纯厚的德行素养；王朗文采博雅，学识丰富充足，确实都是一代之中才智出众、卓越不凡的人物。魏朝刚刚建立的时候，他们三人便登上了三公的高位，真是盛极一时，了不起啊！王肃明察正直，博学多闻，能够继承和发扬他父亲的事业，就像能够按照纹理劈开木柴一样，确实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