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六十 杜周傳 第三十

【杜周】 杜周，是南阳杜衍人。义纵担任南阳太守之时，任用杜周做自己的心腹爪牙，此后又将他推荐给张汤，担任廷尉史。他奉命审理边境地区兵员散失逃亡的案件，判处死刑的人极多。他奏事之时颇合上意，因此受到重用，与减宣先后交替担任中丞，前后长达十几年之久。 杜周为人少言寡语、行事迟缓稳重，内心却深沉刻薄到了极点。减宣担任左内史之时，杜周担任廷尉，他审理案件的方式大抵仿效张汤的做法，同时也十分善于揣摩皇上的心意。凡是皇上想要排挤打压的人，他便顺势陷害入罪；凡是皇上想要宽宥释放的人，他便长期拘押、拖延审理，同时暗中透露出其中的冤情。有位门客曾对杜周说："您身为天下评断是非曲直的官员，却不遵循法律条文的既定标准，专门依照君主的心意来断案，难道断案本该是这样的吗？"杜周说："法律条文又是从哪里来的呢？前代君主认为对的，便著录为法律；后代君主认为对的，便条列为法令；只要是当时的君主认为对的，又何必拘泥于古代的成法呢！" 到杜周担任廷尉之时，朝廷交办审理的诏狱案件也随之愈发增多了。被拘押的二千石级别的官员新旧相接、络绎不绝，从未少于一百多人。各郡属吏以及朝中大府举报移交给廷尉审理的案件，一年之内竟多达一千多件。案情严重的，牵连逮捕的证人多达数百人；情节较轻的，也有几十人；相隔遥远的案子，牵涉的地域甚至相距数千里，近的也有数百里之遥。会审案件之时，官吏便依照诉状所列的罪名逼供，若不肯招认，便动用拷打鞭笞逼其就范。因此百姓一旦听闻有官府前来传唤取证，便都纷纷逃亡藏匿起来。有些案件拖延了很久，甚至历经了好几次大赦、长达十几年之后，才有人重新出面互相告发揭发，这类案件大多都被冠以"大逆不道"的罪名，一并上报廷尉以及中都官处理，朝廷交办的诏狱案件牵连逮捕的人数多达六七万人，属吏又借机增加株连的人数，前后又多出十几万人。 杜周中途一度被免职，此后又出任执金吾，负责追捕桑弘羊、卫皇后的兄弟子侄，手段极为苛刻严酷，皇上认为他办事竭尽全力、毫无私心，便升任他为御史大夫。 当初杜周担任廷尉史之时，家中只有一匹马，等到他长期身居要职、位列三公之后，两个儿子又分别担任黄河两岸各郡的太守，家财积累已多达万万之巨了。他和儿子们治理政务大多酷烈严苛，唯独小儿子杜延年为人行事宽厚仁和。 【杜周之子 杜延年】 杜延年字幼公，也精通法律。昭帝刚即位时，大将军霍光执掌朝政，因杜延年是三公之子、才干出众，便补任他为军司空。始元四年，益州蛮夷反叛，杜延年以校尉的身份率领南阳的士卒出击益州，班师后，担任谏大夫。左将军上官桀父子与盖长公主、燕王合谋图谋作乱。代理稻田使者燕仓得知了这个阴谋，便告知大司农杨敞。杨敞惶恐不安，借口生病请假，把这件事转告了杜延年。杜延年将此事上报朝廷，上官桀等人最终伏法。杜延年因此被封为建平侯。 杜延年本是大将军霍光的属吏，因率先揭发这桩大逆不道的阴谋，忠心可嘉、气节可表，因此被破格提拔为太仆、右曹、给事中。霍光执法严厉苛刻，杜延年则以宽厚仁和的作风辅佐匡正他。审理燕王谋反一案时，御史大夫桑弘羊的儿子桑迁逃亡在外，途经父亲旧日属吏侯史吴家中，曾在那里落脚。此后桑迁被抓获归案，依法伏诛。恰逢朝廷大赦，侯史吴便主动前来自首入狱，廷尉王平与少府徐仁一同会审这桩谋反案，二人都认为桑迁是因父亲谋反而受牵连获罪，侯史吴不过是窝藏了他，并非窝藏真正的谋反主犯，只能算是窝藏了从犯，于是便依照赦令免去了侯史吴的罪责。此后侍御史重新核查此案的实情，认为桑迁本人精通经术，明知父亲谋反却不加以谏阻劝止，其罪责与真正的谋反者本身并无区别；而侯史吴此前担任的是俸禄三百石的官吏，是率先窝藏桑迁的人，罪责与普通百姓窝藏跟从犯的情形并不相同，因此侯史吴不应当获得赦免。于是上奏请求重新审理此案，弹劾廷尉王平、少府徐仁纵容包庇谋反的从犯。少府徐仁正是丞相车千秋的女婿，所以车千秋此前也曾屡次为侯史吴说情。他担心霍光不肯采纳自己的意见，便召集中二千石官员、博士齐聚公车门，商议侯史吴一案应当如何定罪。参与商议的众人揣摩到大将军的心意，都主张判处侯史吴大逆不道之罪。第二天，车千秋把众人商议的结果封奏呈报，霍光却因车千秋擅自召集中二千石以下的官员商议此案，导致朝廷内外意见不一而深感不满，于是把廷尉王平、少府徐仁一并交付治罪下狱。朝中大臣都担忧丞相车千秋会因此受到牵连获罪。杜延年于是上书奏记给霍光，为车千秋据理力争，认为："官吏纵容包庇罪人，本有相应的常规法度可循，如今却要另行罗织罪名、把侯史吴定为大逆不道之罪，恐怕在法理上有失公允、量刑过重了。况且丞相向来没有什么固执己见的主张，只是在下属面前顺口说了几句附和的话，这不过是他一贯为人处世的作风罢了。至于说他擅自召集中二千石以下的官员商议此事，这固然是极为不妥的行为。但依延年愚见，丞相毕竟是长期担任要职、资历深厚的老臣，又曾侍奉先帝多年，若非有什么重大的过错，不应当轻易加以罢黜。近来民间已经颇有议论，说朝廷办案量刑过重，官吏动辄严苛定罪，如今丞相所议论的这桩案子，恰恰又正是这样一桩诏狱案件，若因此牵连到丞相本人，恐怕难以合乎众人的心意。如今朝野上下议论纷纷，百姓私下也多有议论，流言蜚语四处传播，延年私下深为将军您感到惋惜，担心您会因此在天下人心目中折损这份美好的声誉啊！"霍光最终因廷尉王平、少府徐仁二人玩弄法律、量刑轻重失当，都判处弃市之刑，却没有牵连到丞相车千秋，此事最终得以善罢甘休。杜延年持论公允、调和朝廷内部矛盾的事迹，大抵都是类似这样的情形。 杜延年目睹国家承继武帝奢靡挥霍、连年征战之后的疲敝局面，便屡次向大将军霍光进言："近年来年成屡屡歉收，流亡在外的百姓也尚未全部返乡，理应效法孝文帝清明宽简的施政方针，向百姓展示节俭宽和的治国态度，用以顺应天意民心、取悦百姓心愿，这样年成收成才能有所回应改善。"霍光采纳了他的建议，举荐贤良之士，商议废除官府对酒类、盐铁的专营垄断，这些政令都是由杜延年率先倡议的。官吏百姓上书朝廷、陈述有利国计民生的建议，凡是有独到见解的，都会交由杜延年评断处理、重新上奏。他认为可以试用为官的人，有的甚至直接任命为县令，有的则经丞相、御史大夫核准任用，任职满一年后据其政绩上报朝廷，有的则因触犯法律而受到相应的惩处，他还常常与丞相、御史大夫两府以及廷尉分工处理各类奏章。 昭帝晚年，卧病不起，朝廷征召天下的名医前来诊治，杜延年负责统管调配所需的药方药材。昭帝驾崩后，昌邑王即位，不久便被废黜，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张安世与大臣们商议应当拥立谁继承皇位。当时，宣帝正被收养在掖庭之中，称为"皇曾孙"，与杜延年的次子杜佗交情深厚，杜延年深知皇曾孙德才兼备，便劝说霍光、张安世拥立他为帝。宣帝即位后，褒奖赏赐拥立有功的大臣，杜延年因参与拥立大计、安定宗庙社稷有功，增加食邑二千三百户，加上此前受封的食邑，一共达到四千三百户。皇上下诏命有关官员论定拥立大计的功劳等级：大司马大将军霍光的功德超过了太尉绛侯周勃；车骑将军张安世、丞相杨敞的功劳堪比丞相陈平；前将军韩增、御史大夫蔡谊的功劳堪比颍阴侯灌婴；太仆杜延年的功劳堪比朱虚侯刘章；后将军赵充国、大司农田延年、少府史乐成的功劳堪比典客刘揭，这些人都因此获得封侯、增加了封地。 杜延年为人安详和顺，处事周全稳妥，长期执掌朝政要务，皇上对他十分信任倚重，出行时随驾护卫，入朝时兼领给事中之职，位列九卿长达十几年，所得的赏赐馈赠，家资积累多达数千万钱。 霍光去世之后，儿子霍禹与霍氏宗族图谋反叛，事败被诛。皇上因杜延年是霍氏旧部，本想将他罢黜，恰逢丞相魏相上奏，说杜延年长期身居显位、执掌大权，其部下官职之中多有奸邪不法之事。皇上于是派官吏前去核查，结果只查得苑马大量死亡、官府中的奴婢缺衣少食这类问题，杜延年因此获罪被免职，削去食邑二千户。几个月后，又重新被召回，拜授为北地太守。杜延年虽然此前曾位列九卿，如今却被外放担任边郡官吏，治理郡务却始终没有什么起色，皇上因此下达盖有玉玺的诏书责备杜延年。杜延年于是开始选用贤良的官吏，捕杀打击豪强恶霸，郡中局势这才逐渐清明安定下来。过了一年多，皇上派谒者赐给杜延年盖有玉玺的诏书、黄金二千斤，改任他为西河太守，治理颇有政绩、声名远扬。五凤年间，被征召入朝担任御史大夫。杜延年入住父亲昔日的官署府邸之时，不敢占据从前父亲所居的旧位，起居坐卧都刻意避开父亲当年所用之处。当时，四方蛮夷和睦顺服，四海之内安定太平，杜延年在御史大夫任上共三年，因年老多病请求告老还乡，天子对他优待有加，特派光禄大夫持符节赐给杜延年黄金百斤、美酒，还特意为他调配医药加以调理，杜延年因此便称病告老不再理事。皇上又赐给他配有四匹马的安车，准许他辞官回府休养。几个月后去世，谥号"敬侯"，儿子杜缓继承爵位。 【杜延年之子 杜缓】 杜缓年轻时担任郎官，本始年间以校尉的身份跟随蒲类将军出击匈奴，班师后担任谏大夫，升任上谷都尉、雁门太守。父亲杜延年去世后，被征召回京处理丧事，拜授为太常，负责管理各处皇陵所在的县邑，每逢冬季核定重大案件之时，他总要撤去酒宴、减省饮食，以示对生命的敬重，属下官吏都称赞他的这份仁德恩情。元帝刚即位之时，恰逢谷价昂贵、百姓流离失所，永光年间西羌反叛，杜缓便屡次上书朝廷，捐出钱财粮谷来资助国用，前后累计多达数百万钱。 杜缓有六个弟弟，其中五人都官至显要的高位，最小的弟弟杜熊历任五个郡的二千石官员、三个州的州牧刺史，颇有才干政声，唯独二弟杜钦官位不算最高，声名却最为显赫。 【杜缓之弟 杜钦】 杜钦字子夏，年轻时喜好研习经书，家境富裕，可惜一只眼睛失明，所以不太乐意出仕为官。茂陵人杜邺与杜钦同姓且表字相同，二人都以才能见长而闻名京师，因此当时的士大夫为了加以区分，便称杜钦为"盲杜子夏"。杜钦厌恶因眼疾而被人如此称呼调侃，便特意制作了一顶小冠，高与宽都不过二寸，从此京城中的人便改称杜钦为"小冠杜子夏"，称杜邺为"大冠杜子夏"了。 当时，皇帝的舅父大将军王凤凭借外戚的身份辅佐朝政，四处延揽贤才来辅助自己。王凤的父亲顷侯王禁与杜钦的哥哥杜缓交情深厚，所以王凤深知杜钦的才干，便奏请任命杜钦为大将军府的武库令。这个职位清闲无事，正合杜钦的心意。 杜钦为人深沉博学、颇有谋略。自皇上还是太子之时起，便以好色闻名，等到即位之后，皇太后特下诏令挑选良家女子入宫。杜钦趁此机会劝说大将军王凤道："按照古礼，天子一次娶妻应纳九女，这是用来穷尽阳数、广育子嗣、延续宗祧的做法；必须依照乡里的推举、访求品行娴静美好的女子，而不必过分讲究容貌姿色，这正是用来辅助德行、治理内宫的做法；姬妾之数即便有所缺额，也不必刻意补齐，这是用来颐养寿命、杜绝争宠祸端的做法。所以后妃若有贞洁淑德的操行，子嗣之中便能诞育出贤圣的君主；礼制若有庄重威仪的规范，君主便能享有长寿康泰的福祉。若是废弃这些礼制而不加以遵循，那么女子的德行便容易失于节制；女子德行一旦失于节制，君主的寿命便难以享尽天年。《尚书》说'有的君主在位不过三四年便夭亡了'，说的正是纵欲无度所带来的祸害啊。男子到了五十岁，好色之心尚未衰减；妇人到了四十岁，容貌却已大不如前。让容颜已改的妇人去侍奉好色之心尚未衰减的君主，若不用礼制加以约束节制，那么这个祸根便难以挽回，日后便会滋生出种种异常的变故；一旦滋生异常的变故，正室王后便会心生猜疑不安，庶出子女也会萌生嫡庶之间争夺地位的私心。因此当年晋献公才会蒙受轻信谗言的恶名，太子申生也因此蒙受了无罪被害的冤屈。如今圣明的君主正值壮年，尚未册立嫡嗣，正应当致力于修习经术学问，暂时还不必过多顾虑后妃之事的商议。将军您身负辅政重任，理应趁着新朝初立、气象正盛之时，建立九女之制，谨慎挑选品行端正的良家，访求淑女的品质，不必一味讲究容貌声色、技艺才能，为万世后代确立不朽的法度。青年之时，最应当引以为戒的正是女色之患，《诗经·小弁》一诗的创作缘由，足以令人心生寒意。还望将军能够始终以此为忧、时刻警惕。" 王凤把这番话转告了太后，太后认为并无这样的旧例先例可循。杜钦于是又再度进言道："《诗经》说：'殷商可以借鉴的教训并不遥远，就在夏后氏灭亡的往事之中。'讽谏告诫的道理往往切近迫切，可听闻的人却常常怠慢忽视，这难道不应当谨慎对待吗！臣此前进言九女之制，只是略微陈述了其中的祸福利害，实在令人深感哀痛忧惧，臣私下担心将军您并未真正深加留意。后妃的礼制，正是关乎国祚夭寿、治乱存亡的关键所在。回顾夏商周三代末世的衰亡，考察宗庙宣示享国的兴衰，细察近代皇室外戚的种种验证，祸乱败亡又何尝不是因女德失序而起的呢？因此《诗经》才会有'佩玉之声在清晨鸣响'的记载，《关雎》一诗才会为此发出感叹，正是要让人明白好色伤身、折寿减年的道理，一旦逾越礼制便会贪求无厌，天下人也将因此蒙受这种风气的浸染，日渐衰颓、习以为常。所以诗人歌咏淑女之德，正是希望能够与君王相匹配，这正是忠孝之心的深切体现，也是仁厚之德的具体表现。君主长寿尊贵，国家安定太平，这本是臣子最真诚的愿望，理应加以勉力践行才是。《易经》说：'端正根本，万物便能各得其理。'凡事在议论之中若有疑虑、尚不能立即施行的，若从古代典籍中去查考，却找不到相应的成法依据，若拿来当今的现实加以考量，吉凶祸福的道理却是相通的，若骤然轻率地加以变更，便会使民心因此困惑不安，像这样的事情，确实是难以真正推行的。可如今这九女之制，既合乎古代的成法，又无害于当今的现实，也不违逆百姓的心意，实在是极容易推行的良策，一旦推行，必定会带来莫大的福祉，将军您身负辅政重任却迟迟未能早日确立这项制度，这恐怕并非天下人所期望看到的局面。还望将军能够信从做臣子的这份至诚愿望，铭记《关雎》一诗的深意，趁着如今委以重任、新朝初立清明之际，为汉家江山建立永世不朽的根基，这实在是不可轻忽怠慢、也不可犹豫迟疑的大事啊。"王凤终究未能自行确立这项制度，只是沿袭旧例罢了。恰逢皇太后的妹妹司马君力与杜钦兄长的儿子私通，此事被皇上得知，杜钦深感惭愧惶恐，便请求告老辞官离去了。 此后又出现了日食、地震一类的灾异变故，皇上下诏命朝臣举荐贤良方正、敢于直言进谏的士人，合阳侯梁放便举荐了杜钦。杜钦上疏对策道："陛下敬畏天命，为灾异变故深感悲痛，特意召见公卿大臣，举荐敢于直言的士人，正是想要借此探求天意、考察朝政的得失所在。臣杜钦愚钝鲁莽，经术学问浅薄，实在不足以奉命回答这样重大的问题。臣听说，日食、地震这类灾异，都是阳气衰微、阴气过盛所导致的。臣子，是君主的'阴'；儿子，是父亲的'阴'；妻子，是丈夫的'阴'；四方夷狄，则是中原的'阴'。《春秋》一书记载的日食共有三十六次，地震共有五次，有的是夷狄侵扰中原，有的是大权旁落于臣下之手，有的是妻子凌驾于丈夫之上，有的是臣子背叛君父，这些事情虽然各不相同，但其中的道理却是相通的。臣私下里观察当今的人事，用以考察这些灾异变故的缘由，发现如今朝中的大臣都没有心怀不安之人，外戚亲属也没有心存悖逆之意的，崤山以东的诸侯也没有势力过于强大的封国，四方边境的蛮夷也没有悖逆常理的举动；因此臣推测这场灾异恐怕是应在后宫之中。臣为何这样说呢？此次日食发生在戊申日。当时正值未时。戊、未二者，五行都属土。土，正是中宫所对应的方位。当夜未央宫的宫殿之中又发生了地震，这必定预示着后宫嫔妃之中，将有争宠相害、酿成祸患之事发生，还望陛下能够对此深加警惕戒备。灾异感应的道理，本是同类事物相互感应的结果，人事一旦在下界出现失当，异常的征兆便会在上天显现出来。若能以德行来回应这些征兆，那么灾异的祸咎便会消弭于无形；若不能以善行来回应，那么灾祸败亡便会随之降临。当年殷高宗遭遇野鸡飞落鼎耳鸣叫的异象警示，他因此整饬自身、端正政事，最终享有百年的寿数，殷商的国运也因此重新振兴起来，关键就在于他如何回应这份天意警示啊。回应天意，若非出自真诚之心便无法真正确立，若非发自诚信之意便无法真正施行。宋景公不过是个小国的诸侯罢了，正因他心怀不忍嫁祸于人的至诚之心，说出了三句体恤百姓、心系人君本分的话语，荧惑星便因此为之退避三舍。以陛下这般圣明的资质，只要发自内心地推行至诚，深思天象变异所警示的道理，又何愁感应不到上天的回应呢？又何愁天心不能因此而有所触动呢？孔子说：'仁德难道距离我们很遥远吗？'唯愿陛下能够端正后宫嫔妃的秩序，抑制对女色的过分宠爱，防范奢侈无度的风气，摒弃安逸游乐的生活，亲自躬行节俭之道，亲自处理各项政务，多多乘坐朴素的安车，走朴实的辇道，亲自过问未央宫、长乐宫两宫的饮食起居，恪尽早晚定省太后的孝道。若能做到这些，那么即便是唐尧、虞舜的盛世，也未必能与陛下的治世相媲美，这些灾异咎殃又哪里值得担忧、不能消弭呢？倘若不肯留心处理各项政务，不依据才干来授予官职，耗尽天下的财力来供养奢侈淫逸的生活，竭尽百姓的民力来满足一己的耳目享乐，亲近谄媚逢迎的小人而疏远公正方直的贤臣，信任谗害忠良的奸邪之臣，使贤能俊杰之士埋没于山林之间，使大臣因不被重用而心生怨愤，那么即便没有这些灾异变故，社稷江山也同样堪忧了。天下之事至为重大，万事至为繁多，祖宗基业至为深重，实在不可以安逸享乐的态度去处理，也不可以奢侈无度的方式去维系。还望陛下能够克制这些于国无益的欲望，用以保全天下万民的性命。臣杜钦愚钝鲁莽，所言恐怕不足以被采纳。" 这年夏天，皇上又把所有敢于直言进谏的士人都召集到白虎殿参加对策，策问道："天地之道最重视什么？帝王的法度应当如何制定？六经的义理之中，什么最为重要？为人处世应当把什么放在首位？选拔人才应当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当今之世的治理，最应当致力于什么？请各自依据经书典籍作答。" 杜钦对策回答道："臣听说天道最重视诚信，地道最重视贞正；若不诚信、不贞正，万物便无法生长繁衍。生长繁衍，正是天地之间最为宝贵的道理。真正的王者秉承天地生育万物的大德，加以治理成就，使得昆虫草木无不各得其所。真正的王者效法天地，若不施行仁德便无以广施恩泽，若不秉持道义便无以端正自身；克制私欲、成就道义，推己及人、以恕道待人，这正是六经之中最为推崇的道理。若不孝顺，那么侍奉君主便不会忠诚，担任官职便不会恭敬，临阵作战便没有勇气，与朋友交往便不讲信义。孔子说：'孝道贯穿一生始终，若说有谁因此而未能及时行孝、心怀忧患，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孝道，正是为人处世应当放在首位的德行。要考察一个人的德行根本，应当从他在乡里之间的表现来观察，考核一个人的才能功绩，应当从他在官职任上的表现来考量；处境显达之时观察他所举荐提拔的人，家境富裕之时观察他所施舍馈赠的对象，穷困潦倒之时观察他所不肯为之事，物质匮乏之时观察他所不肯索取的东西，从近处观察他所拥戴依附的对象，从远处观察他所主张倡导的理念。孔子说：'观察一个人做事的动机，考察他行事的方式方法，体察他内心真正安于什么，这样一来，这个人又哪里能够真正隐藏得住呢？'这正是选拔人才应当采用的方法。殷商沿袭夏朝的礼制而崇尚质朴，周朝沿袭殷商的礼制而崇尚文饰，如今汉朝承继了周朝、秦朝末世的种种流弊，理应抑制浮华的文饰、崇尚质朴的作风，废除奢靡之风、崇尚节俭之德，表彰务实之人、摒弃虚伪之徒。孔子说'厌恶紫色混淆取代了正统的朱红之色'，这正是当今之世治理国政最应当致力的方向所在。臣私下里还有一份忧虑，若说出来恐怕会违逆陛下的心意，可若不说出来，这份隐患便会日渐滋长蔓延，日后所酿成的祸患必定不小，然而微臣不敢为了曲意迎合而放弃应有的直言之道，也不敢为了讨好圣意而违背忠直的本心。臣听说，若贪恋女色而毫无节制，必定会滋生出偏爱憎恶之心；一旦滋生出偏爱憎恶之心，那么恩宠便会偏向于某一人身上；一旦恩宠偏向于某一人，那么继承皇位的正统之路便会因此变得狭窄，嫉妒之心也便由此而滋生了。倘若如此，那么后宫妇人之间的种种是非争议，便会层出不穷、难以尽述了。唯愿陛下能够以纯粹的德行广施恩泽，不为私欲所左右，如此一来，天下万民都会为此感到欣悦，皇嗣的传承也会因此日渐广大昌盛，四海之内也能因此长治久安。至于其余万事的是非曲直，又何足一一详尽陈述呢！" 杜钦此前因病请辞，皇上赐帛让他离职，此后又出任议郎，此后又因病被免职。 后来被征召到大将军幕府任职，国家的重大政务谋划，王凤常常与杜钦一同商议决断。杜钦屡次称誉举荐名士王骏、韦安世、王延世等人，还曾出面为冯野王、王尊、胡常等人的过失开脱说情，此外延续功臣断绝的宗祀、镇抚安定四方蛮夷等当世的种种善政，大多也都是出自杜钦的建议。他见王凤专擅朝政、权势过重，便告诫他道："当年周公本身具备至圣的德行，又是成王的叔父至亲，成王也有独具慧眼的明察，从不轻信谗言，然而管叔、蔡叔散布流言之时，周公仍然心生畏惧。穰侯魏冉，是秦昭王的舅父，权势重于秦国朝廷，威名震慑邻国，早晚都受到昭王的宠信恩遇，昭王心中从未真正有过丝毫的猜忌隔阂，可范雎不过是从平民百姓中崛起，又是从异国投奔而来的士人，本无深厚的旧日信任基础，仅凭一番游说之辞，穰侯便因此被迫离开朝廷、前往封地就任。再看近来武安侯田蚡被疏远罢黜的往事，这三桩事例前后相隔各达数百年之久，可其中的道理却如同符节相合一般惊人地一致，实在不可不深加省察啊。还望将军能够效法周公那份谦逊敬畏的态度，减损穰侯当年那般过重的权势威望，摒弃武安侯那般的贪欲之心，不要让范雎这类人有机可乘、从中挑拨离间。" 过了不久，又发生了一次日食异象，京兆尹王章上密封奏疏请求觐见，果然在觐见时陈言王凤专权蒙蔽君主的过失，认为理应将他罢黜不用，用以顺应上天的这番警示。天子因此有所感悟，召见王章，与他商议此事，一度想要罢黜王凤。王凤对此深感忧虑恐惧，杜钦便劝他上疏谢罪，请求告老辞官，奏疏的文辞写得十分哀婉动人。太后为此涕泪交加、不思饮食。皇上自幼便亲近倚重王凤，也不忍心真正罢黜他，便重新起用王凤官复原职。王凤心中仍深感惭愧，便声称自己病情沉重，打算就此彻底引退。杜钦又劝说他道："将军您深感辅政十年以来，灾异变故始终不断，所以才请求告老辞官，把这些过错都归咎到自己身上，深刻自责、以至诚之心感动众人，臣以愚见揣度，众人心中无不为此深感哀伤。尽管如此，这不过是那些与朝廷本无深厚渊源关系的臣子，才会执着于进退去留的分寸、洁身自好地坚守自己的去就节操罢了，这既非君主对待将军应有的态度，也不是将军回报君主应有的方式啊。当年周公虽然年事已高，仍然留在京师辅政，正是要表明自己从未离开成周王室，用以彰显自己从未忘记王室大局的忠心。仲山甫本是异姓之臣，与周宣王并无血缘亲情，等到他受封前往齐地就任之时，仍旧不禁长叹怀恋、日夜辗转反侧、徘徊不前，不忍远离王室，更何况将军您与主上之间的这份情谊、主上与将军之间的这份倚重呢！天下人若真想安定治理这场灾异变故所带来的忧虑，除了将军，又还有谁能够真正担当此任呢，主上对此心知肚明、洞若观火，所以才苦苦挽留您、不肯放您离去，《尚书》说'诸位不要让我陷入困境啊！'还望将军不要因四方诸侯的流言蜚语，而像当年成王一度猜忌周公那样对自己心生疑虑，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巩固您这份至诚的忠心啊。"王凤于是又重新出来理事。皇上命尚书弹劾京兆尹王章，王章最终死在诏狱之中，详情记载在《元后传》中。 王章死后，众人都深感他蒙受了冤屈，纷纷借此讥讽朝政。杜钦想要弥补这件事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又劝说王凤道："京兆尹王章所获罪的具体案情本是保密的，官吏百姓见王章向来喜好直言进谏朝政，便都以为他并非因具体的官职过失而获罪，猜疑他是因日食异象觐见对答之时进言了什么触怒龙颜的话才因此获罪的。假使王章内心确实有所过犯，即便依法治罪，此事若不公开彰扬，本地的京师百姓尚且不明就里，更何况是远方的百姓呢。臣担心天下人不知道王章确实是因罪获咎，反而误以为他是因直言进谏而获罪的。若真是这样，这就等于是堵塞了广开言路、劝谏进言的源头，也损害了朝廷宽厚英明的美德。臣愚以为，理应借着王章这件事，重新举荐一批敢于直言极谏的士人，同时召见郎官、从官，让他们各自畅所欲言、竭尽言辞，比此前更加广泛地征询意见，以此向天下人明确昭示，让天下人都知道当今主上圣明英断，绝不会仅仅因为进言直谏就治罪于臣下。若能这样做，那么此前的种种流言蜚语便会自然消散，人们心中的疑惑也就能够真正得以澄清昭明了。"王凤便禀告皇上、依计而行。杜钦这样弥补过失、成就美事的例子，大抵都是类似的情形。 杜钦此后从容不迫、不再出仕为官，最终得以安享天年而终。杜钦的儿子以及他的兄弟子侄之中，官至二千石的将近十人之多。杜钦的哥哥杜缓此前被免去太常之职后，以列侯的身份定期入朝参拜，一直到成帝时才去世，儿子杜业继承了爵位。 【杜缓之子 杜业】 杜业颇具才干，凭借列侯的身份被选拔，重新出任太常。他屡屡直言朝政的得失利弊，不肯依附权贵，与丞相翟方进、卫尉定陵侯淳于长关系不睦。此后杜业因触犯法令被免职，重新出任函谷关都尉。恰逢定陵侯淳于长获罪，理应遣返回封国，淳于长的舅父红阳侯王立写信给杜业，说："实在可怜我那年迈的老姐姐已是白发苍苍，如今却要跟随这个不成器的儿子出关流放，还望您念在旧情，不要再借此前的旧事加以为难。"定陵侯淳于长出关之后，此前隐匿的罪行又被重新揭发出来，被押送到洛阳监狱关押。丞相府的属官搜出了红阳侯王立此前写给杜业的这封信，弹劾杜业竟听从他人的私下请托、犯下不敬之罪，杜业因此获罪被免职、遣返回封国。 那年春天，丞相翟方进去世，杜业上书说："翟方进此前与淳于长关系深厚，二人互相称誉举荐，如今淳于长虽已陷入重大的罪行，翟方进却唯独能够免于牵连获罪，他这不过是想要借机掩饰自己此前的过失罢了，并没有真正为陛下广泛秉持公平公正的先例，也丝毫没有心存畏惧敬畏之心，反而趁着这个机会去信从自己邪僻的私心，报复那些曾经与自己有过些许嫌隙的人。按照旧例，凡是犯下大逆之罪者的朋友党羽，理应连坐免官，却不必遣返回原籍郡县，如今那些因淳于长一案牵连获罪的人却都被遣返回原籍，这已经比旧例的处罚加重了一等；红阳侯王立不过是因儿子接受淳于长的贿赂而被牵连遣返回封国罢了，这并非大逆之罪，可翟方进却又趁机上奏，弹劾王立的党羽朋友——后将军朱博、巨鹿太守孙宏、原少府陈咸，一并都被免官，还把陈咸遣返回了原籍郡县。刑罚已经失去了应有的公平，全凭翟方进一支笔任意生杀予夺，天下百姓无不为此深感疑惑不解，都说孙宏其实并不与红阳侯王立交好。孙宏此前担任中丞之时，翟方进正担任御史大夫，曾举荐自己的属吏隆担任侍御史，孙宏却曾禀奏隆此前出使办事时有欺瞒失职的行为，认为他不适宜担任执法近侍之职，翟方进因此便对孙宏心生怨恨。此外翟方进担任京兆尹之时，陈咸担任少府，考核成绩位列九卿之首，这也是陛下所亲眼知晓的事情。翟方进向来与司直师丹交好，等到御史大夫一职出现空缺之时，便唆使师丹上奏弹劾陈咸从事奸邪牟利之事，请求彻查此事，结果始终未能查出什么实据，而翟方进却恰好借机得以出任御史大夫。等到他担任丞相之后，便立即诋毁诬陷陈咸，奏请将他免职，此后又借着红阳侯王立这件事，把陈咸遣返回了原籍郡县。众人都说朝廷借给翟方进的权柄实在过重了。臣查考师丹的品行才能其实平平无奇，还有光禄勋许商，此人也不过是个体弱多病的残疾之人，这二人不过是因依附追随翟方进，才得以历任尊贵的官职。师丹此前还曾亲自举荐同乡的丞相史，声称此人能够役使巫师降神通灵，为国家祈求福祉，几乎因此获取了巨大的私利。所幸仰赖陛下圣明英断，派使者毛莫如先行查证核实，最终查出了他们的奸邪之事，涉案之人都因此被判处死罪。假使师丹是明知其中有诈却仍然向陛下举荐，这便是欺君罔上之罪；若他确实不知情却贸然举荐，这便是背离经术学问、迷惑于左道旁门之罪：这两种情形都应当判处死刑，其罪责甚至比朱博、孙宏、陈咸所获的罪责还要更加深重。翟方进却始终不曾举报揭发师丹的这桩罪责，反倒专擅威权福祸的大权，偏袒庇护自己所亲厚的党羽，排挤打压真正的英才俊杰，假借公义之名行报复私怨之实，横行霸道、肆无忌惮，一心想要以此熏染操控整个天下。天下人无不望风披靡、屈从依附于他，就连尚书这类身边的近臣也都噤若寒蝉、不敢多言，宗室骨肉亲属更是无不战战兢兢、深感恐惧。他的威权已经过于强盛，却又缺乏应有的忠诚信义，这实在不是安定国家社稷应有的做法啊。如今听闻翟方进因病去世，陛下不但没有借此向天下昭示应有的告诫警示，反而又是赏赐又是厚葬，还望陛下能够深刻反思这些往事，以此告诫警戒未来。" 恰逢成帝驾崩，哀帝即位，杜业又一次上书说："王氏一族把持大权已经日久，朝中已经没有敢于直言进谏的骨鲠之臣，宗室诸侯也势力微弱，与身陷囹圄的囚犯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从佐史一直到高级官吏，无不都是权臣的党羽。曲阳侯王根此前身居三公之位、辅佐朝政，明知赵昭仪暗中杀害皇子，却不肯立即禀奏皇上，反而与赵氏一党相互勾结、狼狈为奸，肆意妄为，诬陷诽谤已故的许皇后，使她蒙受了本不该有的罪名，还借机诛灭了许氏一族，败坏了元帝外家的名声地位。他心中还嫉妒自己的同胞兄姊红阳侯王立以及淳于氏，导致二人如今都已年迈却仍遭到放逐弃用的下场。最近京师之中又刚刚发生了流血事件，他的这份威权实在令人心生畏惧。高阳侯薛宣背负着不肯赡养母亲的恶名，安昌侯张禹更是奸邪之徒中的枭雄人物，二人扰乱朝廷纲纪，使先帝因此蒙受了海内的种种非议指责，这一点尤其不可不加以慎重对待。陛下刚刚即位，谦逊礼让、无暇他顾，孤身独立于朝堂之上，缺乏可以真正倚仗依靠的力量，权臣们随着新朝更替而愈发肆无忌惮，臣心中的忧虑，就如同将手伸入沸水之中一般滚烫难安。理应尽早以大义割舍私恩，用以安定天下百姓的心。臣私下见朱博为人忠诚信义、勇猛果决，才干谋略世所罕见，实在是国家难得的雄才俊杰、栋梁之臣，理应征召朱博到陛下身边任职，用以镇抚天下。有此人在朝辅政，陛下便可以高枕无忧了。当年诸吕一族图谋危害刘氏江山之时，正是仰赖高祖遗留下来的老臣周勃、陈平尚且在世，才得以化解这场危机，否则的话，几乎要沦为奸臣的笑柄了。" 杜业又进言认为理应在京师为恭王（哀帝生父定陶恭王）修建宗庙，用以彰明孝道。当时，高昌侯董宏也进言认为理应尊崇哀帝的生母定陶王丁太后为帝太后。大司空师丹等人弹劾董宏此举扰乱朝纲、大逆不道，董宏因此获罪被贬为庶人，杜业又上书为董宏申辩说情。他前后所进言的这些建议，大多都合乎皇上的心意并得以施行，朱博后来也果然被提拔重用。杜业因此被重新征召入朝，再度出任太常。一年多之后，被降职为上党都尉。恰逢司隶弹劾杜业担任太常期间选拔举荐官员时有徇私不实之处，杜业因此获罪被免官，重新遣返回封国。 哀帝驾崩后，王莽执掌朝政，此前那些曾建议为定陶恭王立庙、尊奉丁氏尊号的大臣都被罢免，流放到合浦。杜业因此前已经被罢黜疏远，反而未曾受到这场牵连，但他内心仍深感忧虑恐惧，因此发病去世。杜业成帝初年曾娶了皇帝的妹妹颍邑公主为妻，公主没有留下子嗣，去世之后，杜业的家人上书请求把他的灵柩迁回京师、与公主合葬，未获批准，朝廷特赐谥号为"荒侯"，爵位传到孙子这一代便断绝了。当初，杜周在武帝时曾迁居茂陵，到杜延年时又迁居到杜陵。 【赞】 史家评论说：张汤、杜周二人都是从精通文墨的刀笔小吏起家，最终官至三公，被后世列入酷吏的行列。可二人却都育有良善的子嗣，其子孙的德行器量反倒超越了自己，爵位地位尊崇显赫，世代相继立身于朝堂之上，彼此相互抗衡匹敌，一直延续到建武年间，唯独杜氏一族的爵位最终断绝了，考察这份福祉运数，即便是当年那些开国元勋、儒林世家的后代，也大多比不上他们家族这般绵长兴盛。杜氏自称是唐尧、杜伯的后代苗裔，这份说法难道真是如此吗？至于杜钦这个人，能够审时度势、随俗浮沉，善于谋划而屡屡成事，在建始初年便深刻陈述了防范女宠之患的道理，最终事情的发展果然如他所言，他这份见微知著的洞察力，几乎可以与《关雎》一诗见微知著的深意相媲美了，这绝非那些浮华博学、徒有其表之辈所能够真正谋划得出来的。杜业则善于审时度势、趋炎附势，称誉朱博、诋毁师丹，这种夹杂着个人恩怨爱憎的评议，又怎能不令人心生戒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