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五十六 董仲舒傳　第二十六

【董仲舒】 董仲舒，是广川人。年轻时研习《春秋》，孝景帝时担任博士。 他放下帷帐讲学诵读，弟子们按照入门先后依次传授学业，有的弟子甚至从未见过他本人的面容。他曾三年之久都不曾抬眼望过自家的园圃，其专注钻研的精神竟到了这般地步。 他一举一动、进退容止，无不合乎礼法才肯付诸行动，各地的学者士人都尊他为师长。 武帝即位后，前后共举荐了上百位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便凭借贤良的身份参与了对策问答。 【策问诏书】 诏书说：朕承蒙上天恩赐，得以继承至高无上的尊位和先祖的美德，这份基业要代代相传、恩泽施及无穷，责任重大、守成不易，因此朕日夜操劳、不敢有片刻的安逸，时常思虑万事的根本纲纪，仍恐怕有所疏漏欠缺。所以朕广泛延揽四方的豪杰俊才，命各郡国、诸侯公开选拔品行贤良、学识渊博的士人，希望能够听闻治国大道的要义、至理名言的精髓。如今诸位大夫之中，您脱颖而出、名列举荐名单之首，朕对此深感嘉许。还望您能够精心思虑，朕将虚心垂听，向您请教。 朕听说五帝三王的治国之道，都是通过改订制度、创制礼乐来使天下和睦融洽，历代君王莫不如此。虞舜之时的乐舞，没有比《韶》乐更为盛美的了；到了周朝，则没有比《武》乐更为盛美的了。可是圣王去世之后，钟鼓管弦的乐声虽然还未曾衰歇，而大道却已渐渐亏损残缺，逐步衰败下去，一直到了夏桀、商纣那样暴虐无道的行径，先王之道便彻底崩坏了。在这五百年间，那些谨守成法的君主、身居要职的士人，想要效法先王的法度来匡扶辅翼自己所处的时代的，为数众多，然而始终未能挽回颓势，日渐走向覆灭，一直到了后世的君王才最终止息。这难道是因为他们所秉持操守的道理有所悖谬、偏离了应有的纲纪吗？还是说这本就是上天注定的命数、无法逆转，必定要推演到极度衰败的地步才肯罢休呢？唉！凡是那些兢兢业业、夙兴夜寐，一心致力于效法上古圣王之道的人，难道竟也无济于事吗？夏商周三代承受天命之时，他们所秉承的祥瑞征兆究竟在哪里呢？灾异变故的发生，又是因何而起的呢？人的性命之情，有的短命夭折、有的长寿延年，有的仁厚、有的鄙陋，朕虽常常听闻这些说法，却始终未能真正洞悉其中的道理。朕想要使教化如风般流行推广、政令通行无阻，刑罚从轻而奸邪之人自然改过，百姓和睦安乐，政事清明昭著，究竟该修治整饬到怎样的地步，才能使甘露降临、百谷丰收，恩德滋润四海、恩泽延及草木，日月星三光运行完好、寒暑气候调和，承受上天的福佑、享有鬼神的灵应，德泽洋溢四方、施及域外，延续惠及天下苍生万物呢？ 诸位大夫既已深明先代圣人的功业，熟习风俗教化演变的历程、事物终始的规律，讲习聆听这些高深道理的时日已经很久了，还望能够明白地向朕阐明这一切。请分门别类地列出条目，不要杂乱堆砌、也不要混为一谈，取材务必依据学术根据，慎重考量所论述内容的来源出处。至于那些不正直、不忠诚、有失偏颇的言论，若牵涉到具体的执事官员，朕会将奏疏保密、不加泄露，若涉及朕本身的过失，也不必顾虑日后的祸患。还望诸位大夫竭尽心力，不必有所隐瞒，朕将亲自审阅。 董仲舒对策回答道： 陛下颁布圣明的谕旨，下达明诏，探求天命与人性情理的道理，这些都不是臣这般愚钝之人所能完全领会的。臣谨慎地考察《春秋》之中所记载的史事，审视前代已经发生的种种事迹，用以观察天意与人事相互感应的关联，其中的道理实在令人敬畏。国家将要出现失道败亡的迹象之时，上天便会先降下灾害来谴责警告君主，若君主不知反省自身，上天便又会降下怪异之象来加以震慑警惧，倘若君主仍不知悔改变通，那么伤亡败亡的祸患便会随之而来。由此可见天心是仁爱人君、想要借此制止祸乱的。除非是极端无道的世代，上天总是想要扶持保全人君的江山，关键就在于君主能否勉力而为罢了。勉力向学求问，见闻便能广博、智识便能日益明澈；勉力践行大道，德行便能日渐兴起、成就宏大的功业：这些都是可以立竿见影、迅速见效的道理。《诗经》说"日夜勤勉，从不懈怠"，《尚书》说"勉力啊，勉力啊！"说的都是这种勉力奋进的道理。 所谓道，是通往治世的必经之路，仁义礼乐都是成就这条道路所需的工具。所以圣王去世之后，其子孙仍能长久安宁地延续数百年之久，这都是礼乐教化的功效啊。君王在尚未创制新的礼乐之时，便沿用先王遗留下来、适宜于当世的乐舞，用以深入教化百姓。教化的实质若不能真正实现，雅颂一类的乐曲便难以真正成就，所以君王必定要等到功业成就之后才创制新的乐舞，用以颂扬歌咏自己的德行。乐，正是用来转变民风、教化民俗的工具；它转变风气容易，教化人心的成效也十分显著。所以乐声发自于内心的中和，根植于真实的情感，能够触及肌肤，深藏于骨髓之中。所以先王之道即便已经渐趋衰微残缺，可管弦礼乐之声却始终未曾真正断绝。虞舜的政教早已不再施行很久了，然而其乐舞颂歌的遗风却依然有所留存，所以孔子才能在齐国听到《韶》乐的余韵。凡是身为人君的，无不想要安定长存而厌恶危亡覆灭，然而政局混乱、国家危殆的情形却屡见不鲜，这是因为他们所任用的并非贤能之人，所遵循的又非正道所致，所以国势才日渐衰败覆灭。周朝的国运衰落于周幽王、周厉王之时：这并非是治国大道已经不复存在，而是幽王、厉王二人不肯遵循这条大道罢了。到了周宣王之时，他追思往昔先王的德行，振兴衰颓、弥补弊政，彰明文王、武王的功业，周朝的国运于是重新焕然复兴，诗人为此感到欣喜赞美而创作诗篇，上天也因此庇佑周室，为他降生贤德的辅佐之臣，后世也因此传颂不绝，直到如今仍未止息。这正是他日夜不懈、力行善政所换来的成果啊。孔子说："是人能够弘扬大道，而不是大道能够弘扬人。"所以治乱兴衰的关键在于君主自身，并非是上天注定的命数就无法挽回，而是他们所秉持操守的道理有所悖谬、偏离了应有的纲纪罢了。 臣听说上天要大力奉承、任命一个人成为君王之时，必定会显现出一些非人力所能促成、自然而然到来的征兆，这便是所谓承受天命的祥瑞征兆。天下百姓齐心归附于他，就如同归附父母一般，所以上天的祥瑞才会应和着这份诚意而降临。《尚书》说："白鱼跃入了武王的船中，又有火光落在武王的屋顶上，化作了赤色的乌鸦。"这大概就是承受天命的祥瑞征兆了。周公说："反复施行仁德啊，反复施行仁德啊。"孔子说："有德之人绝不会孤立无援，必定会有志同道合之人前来相伴。"这些都是长期积累善行、累积功德所带来的成效啊。等到了后世，君主淫逸放纵、国势日渐衰微，无法统理天下的百姓，诸侯纷纷背叛，残害良善的百姓来争夺土地，废弃德政教化而专任严刑峻法。刑罚一旦失当，便会滋生邪气；邪气在下积聚，怨恨罪恶便会在上蓄积。上下不和之时，阴阳二气便会紊乱失序，妖孽也便由此而生了。这便是灾异之所以发生的缘由所在。 臣听说，命，是上天的旨意；性，是与生俱来的资质；情，是人内心的欲望。有的人短命夭折，有的人长寿延年，有的人仁厚，有的人鄙陋，这都是天地陶铸造化而成的结果，不可能都尽善尽美，其中又夹杂着治世乱世不同环境所造就的差异，所以人的品性才会参差不齐。孔子说："君子的德行如同风，小人的德行如同草，风一旦吹过草地，草必定会随风倾伏。"所以唐尧、虞舜施行德政，百姓便仁厚长寿；夏桀、商纣施行暴政，百姓便鄙陋短命。上位者教化下位者，下位者顺从上位者，这就好比陶土置于转轮之上，全凭制陶匠人如何塑造；又好比金属熔铸于模具之中，全凭冶炼工匠如何浇铸。《诗经》说："安抚百姓，他们便会归附；感召百姓，他们便会和顺响应"，说的正是这个道理啊。 臣谨慎地考察《春秋》的文辞，探求王道的开端所在，得出的结论在于一个"正"字。"正"字仅次于"王"字，"王"字又仅次于"春"字。"春"，是上天所主宰生发的；"正"，则是君王所应当端正践行的。这其中的深意是说，君王对上要秉承上天的意旨行事，对下则要端正自己的所作所为，这正是端正王道开端的道理所在啊。既然如此，那么君王若想要有所作为，理应到上天那里去探求行事的开端。天道之中最为重大的莫过于阴阳二气。阳代表德，阴代表刑；刑主掌杀伐，德主掌生养。所以阳气常常居于盛夏之时，主管生育、养育、成长之事；阴气则常常居于严冬之时，蛰伏积聚在空虚不用的角落。由此可见上天是倚重德政而不倚重刑罚的。上天让阳气升起、布施恩泽于万物之上，主宰一年的收成；让阴气潜藏隐伏于下，只是时常出来辅助阳气罢了；阳气若得不到阴气的辅助，也无法独自成就一年的收成。可最终却是以阳气来命名整个岁功的成就，这正是上天的深意所在啊。君王秉承天意行事，所以理应倚重德政教化而不倚重刑罚。刑罚是不可以用来治理天下的，正如阴气不可以单独用来成就一年收成一样。治理政事而专任刑罚，这是不顺应天道的做法，所以历代先王都不肯这样做。如今朝廷废弃了先王掌管德政教化的官职，唯独任用执掌刑法的官吏来治理百姓，这岂不正是专任刑罚的意思吗！孔子说："不加教化就随意诛杀，这叫做暴虐。"暴虐的政令若施行于下，却还想要让德政教化惠及四海，这自然是难以成就的事情啊。 臣谨慎地考察，《春秋》所说的"一元"的深意，"一"，是万物起始的本源；"元"，这个字所指的便是"大"的意思。之所以称"一"为"元"，正是要着眼于宏大的开端、想要端正事物的根本。《春秋》深入探究这个根本，进而反过来从最尊贵的君王自身开始端正起。所以身为人君的，应当先端正自己的心，用以端正朝廷；端正朝廷，用以端正百官；端正百官，用以端正万民；端正万民，用以端正四方。四方一旦端正，远近之人便无不齐心归于端正之道，其间也就不会再有邪气奸邪滋生蔓延了。因此阴阳调和、风雨应时而至，万物和顺生长、万民繁衍昌盛，五谷丰熟、草木茂盛，天地之间都蒙受滋润恩泽而呈现一派丰美的景象，四海之内的百姓无不闻听君王的盛德而纷纷前来臣服归附，各种吉祥的征兆、可以招致的祥瑞，无不纷纷降临，而王道也就此得以圆满成就了。 孔子曾说："凤凰不再飞来，黄河也不再显现河图，我这一生恐怕就要这样了！"他这是在悲叹自己虽有才德足以招致这些祥瑞，无奈自身地位卑贱，终究无法真正促成这一切啊。如今陛下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身处能够招致祥瑞的尊位，掌握着能够促成祥瑞的权势，又具备招致祥瑞所需的资质才具，德行高尚而恩泽深厚，智识明达而心意美善，爱护百姓又礼贤下士，可以说是一位真正合乎道义的君主了。然而天地却始终未见回应、美好的祥瑞也始终未曾降临，这是为什么呢？这都是因为教化尚未真正确立、万民尚未真正端正的缘故啊。芸芸万民追逐利益的本性，就如同水向低处流淌一样自然，若不用教化像堤防一样加以约束疏导，是无法真正遏止这种趋势的。所以教化确立之后，奸邪之事便都能被有效遏止，这是因为堤防完备的缘故；教化荒废之后，奸邪之事便会一并涌现，纵然施以刑罚也无法完全遏制，这是因为堤防已经崩坏的缘故。古代的君王深明这个道理，所以才能面南而治理天下，无不把推行教化当作头等大事。设立太学来教化国都的士人，设置庠序来教化各地邑里的百姓，用仁德逐渐浸润百姓的心灵，用道义磨砺百姓的品行，用礼法节制百姓的行为，所以他们的刑罚十分轻微而百姓也很少触犯，这正是因为教化得以推行、风俗因此变得美善的缘故啊。 圣王在承继乱世之后，扫除前朝的种种弊政遗迹、全部加以清除，重新修明教化、加以崇尚兴办。教化一旦彰明，风俗习惯一旦养成，子孙后代便会代代遵循，即便延续了五六百年之久，也未曾出现败坏的迹象。可是到了周朝末年，君主大肆倒行逆施，终于失去了天下。秦朝紧随其后，不但没有加以改正，反而变本加厉，严格禁止诗书文学之学，不准民间私藏典籍，抛弃摒除礼义道德，甚至厌恶听闻这些道理，秦朝的用心是想要彻底灭绝先王之道，专门推行自我放纵、苟且简陋的统治方式，所以立国称帝仅仅十四年，便国破家亡了。自古以来，从未有过像秦朝这样以乱治乱、大肆败坏天下百姓生计的先例。它遗留下来的余毒祸害，直到如今都还未曾完全消除，使得社会风气浇薄败坏，百姓愚顽狡诈，公然违法抵触、悖逆常理，腐败堕落到如此严重的地步，实在是前所未有的。孔子说："腐朽的木头是无法雕刻的，粪土垒砌的墙壁是无法粉刷的。" 如今汉朝紧接秦朝之后而立国，就好比是接手了一段腐朽的木头、一堵粪土之墙，即便想要好好治理，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法令一旦颁布，奸邪之事便随之滋生；诏令一旦下达，欺诈之风便随之兴起，这就好比是用滚烫的热水去平息沸腾的水锅，又好比是抱着柴薪去救火一般，只会使情况愈加严重、于事无补。臣私下里打个比方，就好比琴瑟的音律已经走调失谐，情况严重之时，必定要把琴弦全部解下、重新调整校正，才能再度弹奏；治理国政若始终行不通，情况严重之时，也必定要加以变革、革故鼎新，才能重新使天下大治。当变革之时却不肯变革，即便是技艺高超的乐师，也无法把琴瑟调校和谐；当革新之时却不肯革新，即便是德才兼备的大贤之人，也无法把天下治理妥当。所以汉朝自建立以来，始终想要把天下治理妥当，可直到如今仍未能真正实现大治，正是因为在应当革新变法之时却不肯革新变法的缘故啊。古人有句话说："与其站在深潭边上羡慕游鱼，不如回去结一张渔网。"如今治理天下已经历经七十多年，一心盼望能够天下大治，与其一味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加以革新变法；一旦革新变法，天下便可以真正大治，天下大治之后，灾害便会日渐消退，福禄便会日渐降临。《诗经》说："施政适宜于民、适宜于人，便能承受上天所赐的福禄。"治理政事若能顺应民心，自然理应承受上天所赐的福禄。仁、义、礼、智、信这五常之道，正是君王理应修治整饬的根本。这五者一旦修治整饬完备，君主便能承受上天的庇佑，享有鬼神的灵应，德泽施及域外，延续惠及天下苍生万物了。 天子读罢董仲舒的这份对策，深感他与众不同，于是又再次下诏策问道： 诏书说：朕听闻虞舜之时，安然游憩于高峻的殿堂廊庑之间，垂衣拱手、无为而治，天下便得以太平安定。而周文王却终日操劳、忙到日头西斜都顾不上进食，宇内也同样得到了良好的治理。帝王之道，难道不是同出一源、一脉相承的吗？为何一位如此安逸、另一位却如此辛劳，二者的境遇竟这般悬殊呢？ 朕又听闻，崇尚简朴之人不会去制作绘有玄黄纹饰的旌旗仪仗。可到了周朝，却设立了宫阙前的双阙，乘坐盛大的车驾，手持朱红色的盾牌、玉制的斧钺，殿庭之中陈列着八佾之舞，于是颂扬赞美的歌声也随之兴起了。帝王治国之道，难道竟有不同的旨趣吗？有人说美玉本不需要雕琢，又有人说没有文饰便无法彰显辅助德行，这两种说法看似截然不同。 殷商之人执行五刑来督察奸邪，用损伤肌肤的刑罚来惩戒罪恶。而到了成王、康王之时，却几乎不曾动用过刑罚，长达四十多年间天下百姓都不曾触犯法令，监狱也因此空虚无人。可秦朝却沿用了严刑峻法，结果死于刑罚之人多得不计其数，受刑之人更是随处可见，实在是令人痛惜哀叹啊！ 唉！朕日夜早起晚睡，思虑前代帝王治国的宪章法度，长久地思索该如何秉承至尊的地位、彰显宏大的基业，这一切的关键都在于致力农本、任用贤才。如今朕亲自耕作籍田，以身作则劝勉农事，倡导孝悌之道，崇尚有德之人，派出的使者车马冠盖络绎不绝，慰问百姓的辛劳、体恤孤苦无依之人，朕已竭尽心力、殚精竭虑，可是功业德泽却始终未曾真正获得成效。如今阴阳失序错乱，妖氛邪气弥漫充塞，万物众生难以顺遂生长，黎民百姓也未能真正得到救济，廉耻观念混乱颠倒，贤能之人与不肖之徒混杂难辨，无法真正得到辨明，所以朕才广泛延揽这些特立独行、才德出众的士人，希望能够借此有所改观啊！如今诸位大夫奉诏待命的已有一百多人，有的谈论当世的时务却始终未能真正解决问题，有的援引考据上古的种种不同之处，可拿到当今来考量却又难以真正施行，莫非是被文字条文所拘束牵制，因而无法真正施展才略吗？还是说各位所遵循的学术门径不同、所听闻的道理也各有偏差呢？还请各位知无不言，详尽地一一作答，著录成篇，不必顾忌有关官员的看法。务必阐明其中的要旨大略，反复切磋探究，以不负朕的殷切期望。 董仲舒又一次对策回答道： 臣听闻《春秋》说："能够善始善终的人，恐怕唯有圣人才能做到吧！"如今陛下有幸格外施恩，垂听臣这个继承儒学的臣子的浅见，又再度颁下英明的诏策，用来深入探究臣先前所答的深意，进而穷究彰显陛下的圣德，这实在不是臣这般愚钝之人所能完全阐述清楚的。臣先前所呈上的对策，条理未尽周详，纲纪脉络也未能贯彻始终，言辞未能清晰辨明，主旨也未能真正阐述明白，这都是臣学识浅陋所致的罪过。 诏书说："善于谈论天道的人，必定能在人事之中得到印证；善于谈论古代的人，必定能在当今得到验证。"臣听闻，上天是万物的本源始祖。所以它周遍覆盖、包容涵盖万物而毫无偏私，设立日月风雨来调和万物，经营阴阳寒暑的更替来成就万物。所以圣人效法上天来确立治国之道，也同样广施仁爱而毫无私心，布施德政、广施仁爱来使百姓敦厚淳朴，设立道义、确立礼制来引导百姓向善。春天，是上天用来生发万物的季节；仁德，则是君主用来爱护百姓的方式；夏天，是上天用来使万物生长的季节；恩德，则是君主用来养育百姓的方式；霜降，是上天用来肃杀万物的时令；刑罚，则是君主用来惩罚百姓的手段。由此说来，天道与人事相互印证，正是贯通古今的常道啊。孔子作《春秋》，对上参照天道的运行规律，对下印证人情事理，参酌古代的成例，考察当今的现实。所以《春秋》所讥讽批评的事情，往往正是灾害所降临之处；《春秋》所憎恶的事情，往往正是怪异之象所显现之处。《春秋》记载各国的过失，又兼记灾异变故，正是要以此彰显人的所作所为，其善恶到了极致，便会与天地相互流通、往来感应，这也正是阐述天道的一个方面啊。古代设有专门负责教化训导的官职，致力于用德政善行来教化百姓，等到百姓已经受到教化之后，天下往往就再没有一桩需要审理的诉讼案件了。如今这样的官职已经荒废、不再设立，没有办法教化百姓，百姓因此便抛弃了道义、拼死追逐财利，因此触犯法令而获罪的人越来越多，一年之内的讼案竟多达成千上万起。由此可见古代先王之道是不可以不加以效法采用的，所以《春秋》一书对于变更古制的行为，总是加以讥讽批评。上天的旨意称之为"命"，命非圣人不能真正推行；质朴的资质称之为"性"，性非教化不能真正养成；人的欲望称之为"情"，情非法度节制不能真正约束。所以身为君王，对上要谨慎地秉承天意，来顺应天命；对下要致力于彰明教化、教导百姓，来成就他们的本性；端正法度的适宜标准，区分上下的等级秩序，来防范人的私欲：能够修治好这三个方面，那么治国的根本大纲便都已经建立起来了。人承受天命而生，本就超然有别于其他芸芸众生，在家中有父子兄弟之间的亲情，在外则有君臣上下之间的道义，与人相聚会面之时，又有长幼尊卑之间应有的礼数；人与人之间彬彬有礼、以礼相待，又欢欣愉悦、以恩情相互爱护，这正是人之所以尊贵的缘故所在。上天生长五谷来供人食用，种植桑麻来供人穿衣，畜养六畜来供人饲养，驾驭牛马、圈养豹虎，这正是因为人得到了上天所赋予的灵性，比万物更加尊贵的缘故啊。所以孔子说："天地之间的万物之中，人是最为尊贵的。"明白了人的这种天赋本性，便能知晓人比万物更加尊贵；知晓人比万物更加尊贵，然后才能懂得仁义的道理；懂得仁义的道理，然后才能看重礼节；看重礼节，然后才能安然处于善道之中；安然处于善道之中，然后才能乐于遵循事理法则；乐于遵循事理法则，这样的人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君子。所以孔子说："不懂得天命，就没有资格称作君子"，说的正是这个道理啊。 诏书说："对上朕嘉许唐尧虞舜之治，对下朕哀悼夏桀商纣之亡，那渐渐衰微灭亡、渐渐清明昌盛的道理究竟何在，朕愿虚心听取而加以改进。"臣听闻，众多细微之处积累起来便能成就宏大，微小的事物累积起来便能成就巨大，所以圣人无不是从幽暗隐微之处一步步走向光明彰显，从细微渺小之处一步步走向显赫昭著的。所以尧最初是从诸侯之中崛起的，舜最初是从深山之中兴起的，都并非是一朝一夕之间便声名显赫的，而是有一个逐渐积累、循序渐进的过程才最终达成的。言语一旦从自己口中说出，便无法再堵塞收回；行为一旦付诸自身实践，便无法再掩饰隐藏。言语与行为，是治理国政最为重大的因素，也正是君子用来感动天地的凭借啊。所以能够把细微之处都做到极致的人，才能成就宏大的功业；能够谨慎对待细微征兆的人，才能最终彰显于世。《诗经》说："唯有这位文王，小心谨慎、兢兢业业。"所以尧兢兢业业、日日践行大道，舜勤勉不懈、日日精进孝道，善行日渐积累而美名日渐彰显，德行日渐彰明而自身地位日渐尊贵，这正是渐渐清明、渐渐昌盛的道理所在啊。善行积累在自身之中，就如同白昼日渐增长一般，人们往往察觉不到；恶行积累在自身之中，就如同烛火渐渐消耗油脂一般，人们同样难以察觉。若不是深明人性情理、洞察世俗流弊的人，又有谁能真正洞悉这其中的道理呢？这正是唐尧虞舜之所以能够获得美好名声、而夏桀商纣之所以令人深感哀悼警惕的缘故所在啊。善与恶相互伴随而生，就如同影子跟随形体、回声应和声响一般密不可分。所以夏桀商纣暴虐傲慢，谗佞奸贼之徒纷纷得到进用，贤能有识之士则隐匿蛰伏，恶行日渐彰显，国势日渐混乱，二人却仍然安然自得，自以为如同太阳高悬天际一般稳固不移，最终却因积重难返、大厦崩坏而覆灭。凡是暴虐悖逆、不仁不义的君主，从来都不是一朝一夕之间便走向灭亡的，也是逐渐积累、循序渐进才最终导致的，所以夏桀、商纣虽然荒淫无道，却仍然能够享国十余年之久，这正是渐渐衰微、渐渐灭亡的道理所在啊。 诏书说："夏商周三代的教化所祖述的根本原则各不相同，却都存在着各自的缺失，有人说唯有历久不变的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大道，这其中的深意难道有所不同吗？"臣听闻，能够使人心生欢愉却不至于放纵混乱，能够反复施行却不令人心生厌倦的，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大道；大道历经万世而没有弊病，所谓的弊病，正是偏离了大道所导致的过失。先王之道必定也有其偏颇、未能兴起施行之处，所以政令有时也会出现失当、无法真正推行的情形，这时只需针对其中偏颇失当之处加以补救弥补罢了。夏商周三代教化所祖述的根本原则各不相同，这并非是彼此互相矛盾对立，而是为了补救前朝的流弊、扶正衰颓的时局，是因各自所遭逢的时势变化不同而致的。所以孔子说："能够无为而治天下的，大概唯有虞舜一人吧！"他不过是改订历法正朔、更改车马服色的礼制，用来顺应天命罢了；其余的一切，都完全遵循唐尧的旧制，又何必再多加更改呢！所以真正的君王，只是有改订制度的名义，却并没有真正改变治国大道的实质。然而夏朝崇尚忠厚，殷商崇尚敬畏，周朝崇尚文饰礼仪，这是因为要弥补前朝流弊、有所因革损益，理应针对具体的时弊有所侧重才是。孔子说："殷商沿袭夏朝的礼制，其中所减损增益的地方是可以考知的；周朝沿袭殷商的礼制，其中所减损增益的地方也是可以考知的；日后若有继承周朝的朝代，即便是历经百代，也是可以预先推知的。"这说明历代帝王施行教化的根本，都不外乎这三个方面罢了。夏朝沿袭虞舜的礼制，却唯独不曾提及有所减损增益之处，这是因为二者的治国之道本是一脉相承、所崇尚的根本原则相同的缘故。治国大道的根本源头出自于上天，上天不曾改变，大道也就不会随之改变，所以大禹继承虞舜、虞舜继承唐尧，这三位圣人相继传承、恪守同一条大道，并没有什么需要挽救弊政的举措，所以史书上才不曾提及他们之间有所减损增益之处。由此看来，继承治世的君王，其治国大道往往相同；继承乱世的君王，其治国大道则往往需要有所变革。如今汉朝正是紧接着大乱之后而立国的，理应稍微减损周朝过于繁复的文饰礼制，采用夏朝那种忠厚质朴的治国之道才是。 陛下具备圣明的德行、美好的治国之道，哀怜世风的浇薄不振，痛惜王道的未能真正昭彰，所以特意举荐贤良方正的士人，加以商议考问，正是想要借此振兴仁义的美德，彰明帝王的法度制度，建立太平盛世的根本大道啊。臣愚钝不才，只能转述自己所听闻的道理，诵读自己所学习的学问，转达先师的教诲，也仅仅只能勉力做到不遗漏遗忘罢了。至于要评论当今政事的得失利弊，考察天下治乱兴衰的具体情形，这本是大臣辅弼君主应尽的职责，是三公九卿分内的重任，并非臣董仲舒的才力所能企及的。然而臣私下里却仍有几分困惑不解。古代的天下也就是如今的天下，如今的天下也就是古代的天下，同样都是这片天下，可古代却能够实现大治，上下和睦融洽，风俗美善淳厚，不必刻意下令便能自然施行，不必严加禁止便能自然止息，官吏之中没有奸邪之徒，百姓之中没有盗贼横行，监狱因此空虚无人，德泽滋润草木、恩泽遍及四海，凤凰前来聚集栖息，麒麟也悠然前来游走，以古代的标准来衡量当今，为何二者之间的差距竟是如此悬殊呢！这究竟是哪里出现了差错、导致如此江河日下的局面呢？想来是不是有所偏离了古代的治国大道？还是有所违背了上天的道理呢？不妨尝试从古代的治国之道加以考察，回归到天道本源之中去探寻，或许便可以窥见其中的端倪了。 上天分配给万物各自的天赋秉性时，赋予了牲畜锐利牙齿的，便去除了它的犄角；赋予了飞禽羽翼的，便只给了它两只脚：这正是说明凡是所领受的天赋已经很丰厚的，就不应当再去攫取更多细小的利益了。古代那些享有俸禄的官员，也不再靠自己的劳力谋生、不再从事末业经营，这同样是所领受的已经丰厚，便不应再去攫取细小利益的道理，正是与天道的深意相契合的做法。倘若已经领受了丰厚的俸禄，却又还要去争夺细小的利益：这样的贪婪，即便是上天也无法满足他，更何况是凡人呢？这正是百姓之所以怨声载道、深感生计不足的缘由所在啊。这些人自身身居宠位、位列高官，家中富足温饱、享用丰厚的俸禄，却还要凭借富贵尊荣的资本势力，去与民争利于市井乡野之间，百姓又怎能与他们相抗衡呢！于是这些人蓄养大量的奴婢，饲养众多的牛羊，广置田产宅第，扩充产业资财，积攒囤积财货，如此贪求无度、永无止境，从而压迫逼迫百姓，百姓的生计便日渐削减、月月缩水，逐渐陷入极度贫困的境地。富人越发奢侈骄纵、财物盈溢，穷人却越发穷困窘迫、愁苦不堪；穷困窘迫、愁苦不堪却得不到朝廷的救济，百姓便不再乐于生存下去；百姓一旦不再乐于生存，尚且不惧怕死亡，又怎么会畏惧触犯罪责呢！这正是刑罚之所以日渐繁多、而奸邪之事屡禁不绝的原因所在啊。所以享有俸禄的官宦人家，理应只依靠俸禄维持生计，不与百姓争夺产业，如此一来，利益才能够均衡分布，百姓才能够家家富足。这既是上天的道理，也是远古以来的正道，理应是天子应当效法用以制定制度的准则，也是士大夫应当遵循以规范自己行为的标准。所以公仪休担任鲁国相国之时，回到家中见到妻子在织布，勃然大怒便把妻子休弃赶走；他在家中用膳时吃到自家园中种的葵菜，也怒而拔去了自家的葵菜，说："我既然已经领受了俸禄，又怎能再去夺取织女、菜农的利益呢！"古代身居官位的贤人君子无不是如此行事的，因此百姓才会推崇他们的这份操守德行、顺从他们的教化，百姓也因此受到感化而变得清廉、不再贪图鄙陋的蝇头小利。等到了周朝衰落之时，那些卿大夫们却对道义漫不经心，反而急于争夺私利，再也没有了谦逊礼让的风气，反倒屡屡因争夺田产而闹上公堂诉讼。所以《诗经》的作者对此深恶痛绝而作诗讽刺道："巍峨的南山啊，山石嶙峋高耸；显赫的尹太师啊，百姓都在注视着你的一举一动。"你若崇尚道义，百姓便会向往仁德、风俗也会随之向善；你若贪图私利，百姓便会趋于邪僻、风俗也会随之败坏。由此看来，天子与大夫，正是天下百姓所仰望效仿的榜样，也是远方之人四面八方所翘首内望的表率。近处的百姓亲眼目睹便加以效法，远方的百姓遥遥仰望也争相仿效，又怎么可以身居贤人的高位，却做出普通百姓那般贪图私利的行径呢！那种终日惶惶不安地追逐财利、唯恐有所匮乏的心态，本是普通百姓的心思；那种终日孜孜不倦地追求仁义、唯恐不能教化百姓的心态，才是士大夫应有的心思。《周易》说："既肩负重担，又乘坐车驾，必定会招致盗寇的觊觎。"乘坐车驾，本是君子的身份地位；肩挑背负，本是小人从事的营生。这句话说的正是身居君子的高位，却做出普通百姓那般贪利的行径，其祸患必定会随之降临的道理。倘若身居君子的高位，便应当秉持君子应有的德行操守，那么除了效法公仪休治理鲁国的这种做法之外，再也没有别的更好的办法了。 天下大一统的道理，本是天地间永恒不变的常法，也是贯通古今的普遍道义。如今各家学派师承不同的学说、各人各持异论，诸子百家的观点各不相同、宗旨要义也各有差异，因此在上位者无法真正持守一统的治国大道；法令制度屡屡变更，在下位者也不知道究竟该遵循什么标准。臣愚以为，凡是不在儒家六经的范畴之内、不属于孔子学说体系的各种学说，都应当加以禁绝，不让它们与儒家学说一并流行传播。唯有邪僻不正的学说彻底销声匿迹，此后国家的纲纪法度才能够真正统一，法令制度也才能够真正清晰明了，百姓也才能够真正知道应当遵循什么样的准则了。 对策完毕之后，天子任命董仲舒为江都国的相国，辅佐易王处理国政。 易王，是皇上的兄长，向来生性骄纵，喜好逞勇斗狠。 董仲舒以礼义匡正他的言行，易王对他十分敬重。 过了许久，易王问董仲舒道： 当年越王句践与大夫泄庸、文种、范蠡合谋讨伐吴国，最终灭亡了吴国。 孔子曾称赞殷商有三位仁人（微子、箕子、比干），寡人也认为越国也有三位仁人（泄庸、文种、范蠡）。 齐桓公有疑难之事便向管仲请教决断，寡人如今有疑难之事，也想向您请教决断。 董仲舒回答道： 臣愚钝，实在不足以奉命回答这个重大的问题。 臣听说从前鲁国国君曾询问柳下惠："我打算讨伐齐国，你看如何？" 柳下惠说："不可以。" 回家后却面带忧色，说："我听说讨伐他国这样的事，本不该询问仁德之人的意见，这句话怎么如今却应验在我身上了呢？！" 柳下惠仅仅只是被国君询问了这件事，尚且都感到羞愧，更何况是设下诡诈之计去讨伐吴国的人呢？ 由此说来，越国原本就没有一位真正的仁人。 真正的仁人：只求端正自己的道义，而不去谋求私利；只求彰明自己的大道，而不去计较功利得失。 因此在孔子的门下，即便是身高不过五尺的儿童，也会以称道春秋五霸为耻，正是因为五霸是先讲究诡诈权谋，然后才讲究仁义道德的缘故。 若只是一味凭借诡诈权谋行事罢了，那自然是不值得在真正的君子门下被称道的。 五霸与其他诸侯相比，或许算得上贤能，可若拿他们与三代圣王相比，就好比是一介武夫与美玉相比一般，相去甚远了。 易王说："说得好。" 董仲舒治理国政，运用《春秋》所记载的灾异变化，推演阴阳二气交错运行的道理，所以每逢求雨之时，便闭藏一切属阳的事物、释放一切属阴的事物；每逢止雨之时，则反其道而行之；他把这套方法施行于整个封国之中，从未有过不能如愿以偿的时候。此后他中途一度被罢黜，改任中大夫。此前，辽东的高庙、长陵的高园正殿相继发生火灾，董仲舒在家中推演阐述其中的深意，草稿尚未呈递给朝廷，主父偃前来拜访他，私下见到了这份草稿，心生嫉妒，便偷走了这份文稿、擅自呈奏给了皇上。皇上召集众位儒生前来传阅审阅，董仲舒的弟子吕步舒当时并不知道这是自己老师所写的文章，还认为这篇文章写得极为愚蠢荒谬。于是皇上把董仲舒交付官吏治罪，依律当死，后来下诏赦免了他。董仲舒从此再也不敢谈论灾异之说了。 董仲舒为人清廉正直。当时朝廷正致力于对外攘除四方蛮夷，公孙弘研习《春秋》的造诣不如董仲舒，然而公孙弘却善于迎合世俗、把持朝政大权，官位一直做到公卿之列。董仲舒认为公孙弘是个一味阿谀逢迎的人，公孙弘也因此忌恨董仲舒。胶西王也是皇上的兄长，为人尤其骄纵放肆，屡屡加害二千石一级的官员。公孙弘便向皇上进言道："唯独董仲舒可以派去担任胶西王的相国。"胶西王素来听闻董仲舒的贤名，对他十分优待礼遇。董仲舒担心长期留任会招致祸患，便借口生病辞去了官职。他前后一共担任过两个诸侯国的相国，都是侍奉骄纵的诸侯王，却始终能够端正自身、以身作则来率领属下，屡次上疏进谏，教化训导封国之内的百姓，所到之处都能治理得井井有条。等到他辞官归乡闲居之后，便始终不再过问家中的产业生计，专以修学著书为业。 董仲舒在家闲居之时，朝廷若遇到什么重大议题，皇上便派使者以及廷尉张汤前往他家中登门请教，他的回答都能条理清晰、颇具明确的法理依据。自武帝刚即位起，魏其侯、武安侯先后担任丞相之时，便已开始尊崇儒学了。等到董仲舒对策阐明大义之后，更是极力推崇彰明孔子的学说，排斥贬抑诸子百家的思想。设立太学官职，命州郡举荐茂才、孝廉，这些制度都是自董仲舒发端倡议的。他年事已高之后，在家中安享天年而终。他的家族后来迁居到茂陵，子孙都凭借学问才干官至显要的高位。 董仲舒所著述的文章，都阐明经学之要旨。 他呈上的奏疏与所拟定的条例教化，前后一共一百二十三篇。 此外他还论述《春秋》所载史事的得失，撰有《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一类的著作；此外还有数十篇文章，共计十余万字：这些著作都流传于后世。 本传摘取了其中切合当世、可施用于朝廷政事的部分内容，著录于本篇之中。 【赞】 史家评论说：刘向曾称赞道："董仲舒具备辅佐帝王的才干，即便是伊尹、吕望这样的贤相，也未必能够超过他。管仲、晏婴这类只能辅佐诸侯称霸的人才，恐怕更是远远比不上他了。" 到了刘向的儿子刘歆，却认为："伊尹、吕望，本是能够与圣人相匹配的贤才，君王若得不到这样的贤才辅佐，便难以真正兴盛。所以当年颜渊去世之时，孔子悲叹道：'唉！这是上天要我的命啊！'唯独颜渊一人才真正配得上这样的地位。就连宰我、子贡、子游、子夏这些孔门高徒，都还远远比不上颜渊呢。" 董仲舒所处的时代，正逢汉朝承继秦朝焚书灭学之后，六经典籍散佚残缺、支离破碎。他放下帷帐、发愤钻研，潜心致力于弘扬儒家的宏大学业：使后世的求学之人有了统一的宗旨可循，成为儒家学者之中的翘楚领袖。然而若考究他师承友朋的学术渊源，恐怕还是比不上子游、子夏这样孔子的亲传高徒；而说他管仲、晏婴都比不上、伊尹、吕望都不能超过他，这样的评价恐怕是过誉了。 到了刘向的曾孙刘龚，是一位持论笃实公允的君子，他认为刘歆的这番评价是恰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