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三十六 楚元王傳 第六

【卷三十六 楚元王传 第六】 【刘交】 楚元王刘交，字游，是高祖同父异母的小弟弟。他喜好读书，多才多艺。年轻时曾与鲁地的穆生、白生、申公一同跟随浮丘伯学习《诗经》。浮丘伯是荀卿的门人。等到秦朝焚书之后，几人各自分散离去。 高祖兄弟四人，长兄刘伯，其次刘仲，刘伯很早就去世了。高祖做沛公的时候，景驹自立为楚王。高祖派刘仲与审食其留下侍奉太上皇，刘交与萧何、曹参等人一同随高祖去拜见景驹，途中遇见项梁，一同拥立楚怀王。于是向西进攻南阳，攻入武关，在蓝田与秦军交战。到达霸上后，封刘交为文信君，跟随高祖入蜀汉，还定三秦，诛灭项籍。高祖登上帝位后，刘交与卢绾常常侍奉在皇上身边，出入寝宫，负责传达各种机密的言语谋议。而高祖的堂兄刘贾也屡次单独领兵作战。 汉六年，废黜楚王韩信之后，把他的封地一分为二，立刘贾为荆王，刘交为楚王，统辖薛郡、东海、彭城三十六县，这是因为刘交先前立有功劳。后来又封二哥刘仲为代王，长子刘肥为齐王。 当初，高祖还是平民百姓、地位卑微的时候，常常躲避劳役，时常带着宾客去大嫂家蹭饭。大嫂厌烦小叔子带着客人常来，便故意装作汤羹已经吃完，用勺子刮响锅底，客人们因此便都告辞离去。后来高祖亲自去看，发现锅里其实还有汤羹，从此便怨恨这位大嫂。等到后来分封齐王、代王时，唯独大哥的儿子没有被封侯。太上皇为此说情，高祖说："我不是不敢封他，只是因为他母亲当年心地不够厚道。"七年十月，才封大哥的儿子刘信为羹颉侯。 元王刘交到楚国之后，任命穆生、白生、申公为中大夫。高后当政时，浮丘伯还在长安，元王便派儿子刘郢客与申公一同前往跟随浮丘伯完成学业。文帝时，听说申公研治《诗经》最为精深，便任命他为博士。元王喜好《诗经》，几个儿子也都研读《诗经》，申公最早撰写了《诗经》的注解，号称"鲁诗"。元王也编撰了自己的《诗经》注解，号称"元王诗"，后世还有留存。 高后当政时，任命元王的儿子刘郢客为宗正，封为上邳侯。元王在位二十三年后去世，太子刘辟非先于元王去世，文帝便任命宗正上邳侯刘郢客继承王位，这就是夷王。 【刘郢客】 申公担任博士，后来失去官职，跟随刘郢客回到楚国，又被重新任命为中大夫。刘郢客在位四年后去世，儿子刘戊继位。文帝对元王一支十分尊崇宠爱，元王的孙辈出生，爵位待遇比照皇子。景帝即位后，因为亲缘关系，封元王受宠的五个孙子为侯：刘礼为平陆侯，刘富为休侯，刘岁为沈犹侯，刘埶为宛朐侯，刘调为棘乐侯。 当初，元王对申公等人礼遇有加，穆生不喜欢喝酒，元王每次设宴，总要特意为穆生准备甜酒。 【刘戊】 等到刘戊即位后，起初还照旧准备甜酒，后来渐渐就忘记了。穆生便退席说道："可以离开这里了！甜酒不再准备，说明大王的心意已经怠慢了，如果再不离开，恐怕楚国人将来会把我锁上枷锁在闹市中示众。"于是称病卧床不起。申公、白生极力劝他起身，说："难道你就不念及先王的恩德吗？如今大王只是偶尔一次疏忽了这点小小的礼节，何至于因此而离开呢！"穆生说："《易经》上说'能够洞察事物细微的征兆，那真是神明啊！所谓征兆，就是事物变动的细微迹象，是吉凶预先显现出来的苗头。君子一旦见到征兆便当机立断，不会等到事情彻底明朗才行动。'先王之所以礼遇我们三人，是因为大道还存在于他心中的缘故；如今他却怠慢忽视了这一点，这正说明他已经把大道忘却了。忘却大道的人，怎么可以与他长久相处呢！我又岂是单单为了这区区的礼节而离去呢？"于是便称病辞别而去。申公、白生二人则独自留了下来。 刘戊后来渐渐荒淫暴虐，在位二十年时，因在为薄太后服丧期间私自淫乱，被削去东海、薛郡两郡，于是便与吴王暗中勾结谋划。申公、白生二人进谏，刘戊不听，反而把他们二人罚为刑徒，让他们穿上赭色的囚衣，在闹市中舂米做苦役。休侯刘富派人劝谏楚王，楚王说："叔父不肯支持我，等我起事之后，第一个就先拿叔父开刀。"休侯十分恐惧，便与母亲太夫人一同逃奔京城。二十一年春，正是景帝三年，削地的诏书传到楚国，刘戊便响应吴王起兵反叛。楚国的国相张尚、太傅赵夷吾进谏，刘戊不听，反而杀了张尚、赵夷吾，起兵与吴国会合向西进攻梁国，攻破棘壁，一直打到昌邑以南，与汉将周亚夫交战。汉军切断了吴楚联军的粮道，士卒饥饿，吴王败逃，刘戊自杀，楚军于是向汉朝投降。 【刘礼】 汉朝平定吴楚之乱后，景帝便立宗正平陆侯刘礼为楚王，奉祀元王一脉的宗祧，这就是文王。文王在位四年后去世，儿子安王刘道继位。安王在位二十二年后去世，儿子襄王刘注继位。襄王在位十四年后去世，儿子节王刘纯继位。节王在位十六年后去世，儿子刘延寿继位。宣帝即位后，刘延寿认为广陵王刘胥是武帝的儿子，一旦天下有变，必定能够被拥立为帝，便暗中打算依附辅助他，因此将自己继母所生的弟弟赵何齐，娶了广陵王的女儿为妻。刘延寿与赵何齐密谋道："我与广陵王结交往来，一旦天下不安，我便发兵协助他，让广陵王得以称帝，到那时你既已娶了公主，封为列侯自然不在话下。"于是让赵何齐捧着书信送给广陵王，信中说："希望您多加留意各方动向，不要让别人抢先得了天下。"赵何齐的父亲赵长年上书告发了这件事。事情交由有关官员审理，经审讯核实、供词服罪，刘延寿自杀身亡。他在位共三十二年，封国被废除。 当初，休侯刘富逃奔京城之后，正逢楚王刘戊反叛，刘富等人都因此获罪被免去侯爵，从宗室名籍中除名。后来朝廷得知他曾屡次劝谏刘戊，便改封他为红侯。太夫人与窦太后有亲戚关系，又因惊惧于崤山以东的战乱，请求留在京城，皇上下诏准许了。刘富的儿子刘辟疆等四人便留在京城供养太夫人，并在朝中任职。太夫人去世后，皇上赐予墓地，安葬在灵户。刘富的爵位传到曾孙，曾孙无子，封国断绝。 【交孙辟疆】 刘辟疆字少卿，也喜好研读《诗经》，擅长写文章。武帝时，凭借宗室子弟的身份参与朝廷论议，在众宗室中位居第一。他为人清静寡欲，常以读书自娱，不肯出仕做官。昭帝即位后，有人劝大将军霍光说："将军难道没有看到当年诸吕之事的教训吗？身处伊尹、周公那样摄政的高位，独揽大权，却疏远宗室，不与他们共同参与政事，因此天下人不信任诸吕，最终导致灭亡。如今将军身居高位，皇上又年纪尚轻，理应引荐宗室之人，并多与大臣们共同商议国事，这样反其道而行诸吕当年的做法，才可以免除后患。"霍光认为有理，便挑选宗室中可用的人才。刘辟疆的儿子刘德当时正在丞相府待诏，三十多岁，霍光本想任用他，但有人说他的父亲还健在，而且当年也曾深受先帝宠信。于是便任命刘辟疆为光禄大夫，兼任长乐卫尉，当时他年纪已经八十岁了。后又改任宗正，几个月后就去世了。 【辟疆子德】 刘德字路叔，年少时便钻研黄老之术，颇有智谋韬略。年轻时多次上书议论朝政，被召见于甘泉宫，武帝称赞他是"千里驹"。昭帝初年，担任宗正丞，会同审理刘泽谋反一案。他的父亲担任宗正时，他改任大鸿胪丞，后升任太中大夫，又重新担任宗正，会同审理上官氏、盖长公主谋反一案。刘德一向秉持老子知足常乐的处世之道。妻子去世后，大将军霍光想把女儿嫁给他，刘德不敢娶，是害怕权势过于显赫招致祸患。盖长公主的孙子刘谭拦住刘德向他诉说委屈，刘德多次因公主平日行为不检而责备他。侍御史猜测霍光因为不满刘德拒绝迎娶自己的女儿，便顺着这个意思弹劾刘德诽谤朝政，将他下狱，罢官贬为平民，只得隐居在山间田野。霍光听说后心有悔意，又上书重新任命刘德暂代青州刺史。一年多后，又重新担任宗正，参与拥立宣帝，因定策有功被赐爵关内侯。地节年间，因为宗室亲缘和一贯的谨慎忠厚，被封为阳城侯。他的儿子刘安民担任郎中右曹，刘氏宗族中因刘德而得以在宫中任职宿卫的多达二十多人。 刘德为人宽厚，乐善好施，每次代理京兆尹的职务，常常为许多蒙冤的罪人平反昭雪。家产一旦超过百万，他便用来周济兄弟宾客的日常饮食，说："财富过多，是招致百姓怨恨的根源。"他在位十一年，儿子刘向因铸造假黄金犯罪，本应依法处死，刘德上书为儿子申诉求情。恰逢此时刘德去世，大鸿胪上奏说刘德为儿子的罪行申诉，有失大臣的体统，不应赐予谥号、设立继承人。皇帝下诏说："赐谥号为缪侯，仍为他设立继承人。"爵位传到孙子刘庆忌，又重新担任宗正、太常。刘庆忌去世后，儿子刘岑继位，担任诸曹中郎将、列校尉，官至太常。刘岑去世后，爵位继续传给儿子，一直到王莽篡汉失败，这一支才断绝。 【德子向】 刘向字子政，本名更生。十二岁时，凭借父亲刘德的荫庇被任命为辇郎。成年之后，因品行端正被提拔为谏大夫。当时宣帝效法武帝的旧例，招揽选拔知名的儒生和杰出人才安置在身边。刘向因通达学问、擅长写文章，与王褒、张子侨等人一同奉召应对，进献赋颂共有数十篇。皇上又重新兴起了对神仙方术的兴趣，而淮南王当年留下的《枕中鸿宝苑秘书》记载着借助鬼神炼制黄金的方术，以及邹衍推演阴阳、延年益寿的方法，世人都未曾见过，而刘向的父亲刘德在武帝时曾审理淮南王一案时得到了这部书。刘向从小便诵读这部书，认为其中的方术十分神奇，便把书献给皇上，声称黄金是可以炼成的。皇上便命他掌管尚方的铸造事务，花费了大量钱财，但方术始终没有验证成功。皇上于是把刘向交给司法官吏，官吏弹劾刘向铸造假黄金，被判处死罪，关押待斩。刘向的哥哥阳城侯刘安民上书，愿意献出封国一半的户口，来赎刘向的罪。皇上也认为刘向确实才华出众，于是让他熬过冬季、减死一等论处。恰逢朝廷刚刚设立《穀梁春秋》博士，便征召刘向学习《穀梁春秋》，并在石渠阁讲论五经。后来又拜为郎中给事黄门，升任散骑谏大夫给事中。 【元帝时】 元帝刚刚即位时，太傅萧望之担任前将军，少傅周堪担任诸吏光禄大夫，两人都兼领尚书事务，深受尊重信任。刘向的年纪比萧望之、周堪都要小，但两人都很器重他，举荐刘向身为宗室、为人忠直，通晓经学、品行端正，提拔他为散骑宗正给事中，与侍中金敞一同在皇帝左右拾遗补阙。四人同心协力辅佐朝政，都为外戚许氏、史氏当权后放纵不法而深感忧虑，加上中书宦官弘恭、石显把持朝权，四人商议，想要奏请皇上罢黜他们。还没来得及上奏，消息就已经泄露，于是遭到许氏、史氏以及弘恭、石显的诬陷诽谤，周堪、刘向被打入监狱，连萧望之也一同被免官。详情记载在《萧望之传》中。这年春天发生地震，夏天，又有客星出现在昴宿、卷舌星之间。皇上有所感悟，下诏赐萧望之关内侯的爵位，允许他奉朝请。秋天，征召周堪、刘向回朝，本想任命他们为谏大夫，弘恭、石显却上奏改任为中郎。冬天，又发生了地震。当时弘恭、石显以及许氏、史氏子弟担任侍中诸曹的人，都对萧望之等人心怀敌意，刘向十分害怕，便让自己的姻亲外戚上书陈说灾异，说： 我私下听说，原前将军萧望之等人，都是忠诚正直、毫无私心的人，一心想成就天下大治，因此触怒了权贵外戚和尚书。如今道路上的行人听说萧望之等人又要重新被起用，都以为他们必定又会遭到诋毁陷害，一定会说曾经犯过错的臣子不应当再被重用，这实在是大错特错。我听说《春秋》记载地震，是因为在位掌权者权势过于强盛所致，而绝不是因为三个匹夫的缘故所引发，这一点已经十分明显了。况且从前高皇帝在位时，季布曾经获罪，几乎遭到满门抄斩，后来被赦免任命为将军，在高后、孝文帝年间终于成为一代名臣。孝武帝时，儿宽曾犯下重罪被关押，按道侯韩说进谏说："先前吾丘寿王被处死，陛下至今仍为此感到遗憾；如今若再杀了儿宽，日后陛下必定又会更加懊悔！"皇上被这番话打动，于是赦免了儿宽，重新任用他，官至御史大夫，历代御史大夫中还没有能超过儿宽的。又如董仲舒因私自撰写论述灾异的文章获罪，主父偃拿去上奏，被交付司法官吏审理，罪名甚至判到大逆不道，幸而未被处死，后来又被重新任命为太中大夫、胶西国相，直到年老病重才被准许辞官归乡。汉朝每逢想要兴办大事，常常下诏征询他的意见。董仲舒被后世尊为儒学宗师，他的定论对天下大有裨益。孝宣皇帝时，夏侯胜因诽谤朝政获罪下狱，三年后被免罪贬为平民。宣帝后来又重新任用夏侯胜，官至长信少府、太子太傅，以敢于直言而闻名，天下人都称赞他。至于其他大臣，与此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难以一一列举。这些曾经犯过错的大臣，从来没有辜负过国家，反而对天下大有裨益，仅这四位大臣的例子，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奏书呈上后，弘恭、石显怀疑这是刘向所为，便上奏请求彻查此事的奸邪诈伪之处。审讯之下，果然招认属实，于是逮捕刘向下狱，又交由太傅韦玄成、谏大夫贡禹，与廷尉一同会审。弹劾刘向此前身为九卿，却与萧望之、周堪合谋排挤担任侍中的车骑将军许氏、史氏子弟，离间皇亲，企图将他们排挤出朝，好独揽大权。身为人臣却不忠不义，侥幸未被处死，又蒙受皇恩重新被起用，却不知悔改，反而教唆亲属上书陈说灾异，欺君罔上、大逆不道。刘向因此获罪，被贬为平民。萧望之也因为指使儿子上书为自己先前的事情申冤而获罪，弘恭、石显奏请命他到廷尉那里对质受审。萧望之因此自杀身亡。天子对此深感悲痛悔恨，于是提拔周堪为光禄勋，周堪的弟子张猛担任光禄大夫给事中，二人都极受信任重用。弘恭、石显因此心生忌惮，屡次进谗诋毁他们。刘向见周堪、张猛重新在位，自己也几乎快要被重新起用，担心他们会因此陷入危险，便上密封奏章劝谏说： 臣此前有幸凭借皇亲骨肉的身份忝列九卿，因奉法不够谨慎而获罪，如今又蒙受皇恩重新起用。臣私下观察到近来灾异接连发生，天地失去常态，这正是国家出现问题的征兆。臣本想始终缄默不言，但转念一想，忠臣即便身在田野之间，也不曾忘记君主，这正是拳拳忠心的道理所在。何况臣与陛下更有骨肉至亲的关系，又蒙受旧日的恩德尚未报答呢！臣本想竭尽愚诚进言，又担心有越权之嫌，然而念及这两重恩情尚未报答，忠臣应有的道义，容臣一吐愚见，即便日后退归田野，虽死也无所遗憾了。 臣听说舜帝任命九位官员治理天下，众人和睦谦让，这正是和谐的极致。众多贤才在朝廷中和睦相处，那么万物在民间也会和谐有序。所以《箫韶》乐曲奏到第九遍，凤凰便应声而来仪；击石拊石，百兽也都随之起舞。四海之内，无不和睦安宁。等到周文王时，在西郊开创基业，众多贤才汇聚一堂，无不恭敬和睦，崇尚推举礼让的风气，来消弭纷争的诉讼。文王去世后，周公十分思念仰慕，作诗歌颂文王的德行，《诗经》中说："于穆清庙，肃雍显相；济济多士，秉文之德。"（多么庄严肃穆的宗庙啊，恭敬和顺的助祭大臣；众多的贤才济济一堂，秉承着文王的德行。）在那个时候，武王、周公相继执政，朝中大臣内部和睦，四方万国也都欢欣归附，所以能够充分获得天下人的欢心，来奉祀他们的先祖。《诗经》中又说："有来雍雍，至止肃肃，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前来助祭的人和睦融洽，到达时恭敬肃穆，辅佐的是各方诸侯，天子的仪容庄严肃穆。）说的正是四方诸侯都因和睦而来朝。诸侯们在下面和睦相处，上天便在上面降下相应的福报，所以《周颂》中说"降福穰穰"（降下的福泽多而又多），又说"饴我釐麰"（赐给我们美好的大麦）。釐麰，就是麦子，最初据说是从天而降的。这些都是因为以和顺求得和顺，从而获得上天护佑的例证。 到了周幽王、周厉王的时候，朝廷不再和睦，臣子们相互指责怨怼，诗人对此深感忧虑痛心，写道："民之无良，相怨一方。"（百姓不善良，相互埋怨对方。）众多小人身居高位，附和邪僻的议论，苟合迎合、彼此吹捧却背离君子，所以诗中说："歙歙訿訿，亦孔之哀！谋之其臧，则具是违；谋之不臧，则具是依！"（相互勾结诋毁，实在令人悲哀！谋划得当的良策，大家都一齐违背；谋划不当的坏计，大家却都一齐依从！）君子独自坚守正道，不肯屈从众人的邪僻，勉力从事王事却反而遭人憎恨、被谗言诬陷，所以诗中说："密勿从事，不敢告劳，无罪无辜，谗口嗷嗷！"（勤勉尽力地办事，不敢诉说辛劳，明明无罪无辜，谗言却四起喧嚣！）在那个时候，日月都黯淡无光甚至发生亏蚀，《诗经》说："朔日辛卯，日有蚀之，亦孔之丑！"（初一辛卯这天，太阳发生了亏蚀，这实在是很不祥的征兆！）又说："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那月亮暗淡无光，这太阳也暗淡无光，如今天下的百姓，实在是十分悲哀！）又说："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国无政，不用其良！"（日月运行反常而凶险，不遵循它们正常的轨道；四方各国政事荒废，不任用贤良之人！）上天的异变显现于天空，地上的异变也随之发生在大地，泉水沸腾涌出，山谷改变了原来的位置。《诗经》说："百川沸腾，山冢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惩！"（百川都沸腾奔涌，山峰突然崩塌，高高的堤岸变成深谷，深深的沟壑变成丘陵。可悲如今的人啊，为何竟不知警惕悔改！）霜降失去了应有的节令，不合时宜地降临，《诗经》说："正月繁霜，我心忧伤；民之讹言，亦孔之将！"（正月竟降下浓霜，我心中十分忧伤；百姓中的谣言，实在是纷纷扬扬、越传越广！）这是说百姓竟以是为非、颠倒黑白，这样的现象已经十分严重了。这些都是因为朝廷不和睦、贤能与不肖之人颠倒了位置所导致的结果。 从此以后，天下大乱，篡逆弑杀的祸殃接连发生，周厉王逃奔到彘地，周幽王被叛军所杀。到了周平王末年，正是鲁隐公刚刚即位的时候，周朝大夫祭伯与朝廷不睦、出走离心，逃奔到鲁国，而《春秋》为此避讳，不直接记载他前来投奔，正是为了痛惜这场祸殃从此开始。此后尹氏世代担任卿相、专擅朝政，各路诸侯纷纷背叛不肯来朝，周王室因此日渐衰微。在这两百四十二年之间，共发生日食三十六次，地震五次，山陵崩塌两次，彗星出现三次，夜晚常见的星辰有一次完全不见，夜半又有一次群星如雨般坠落，火灾发生十四次。长狄人曾经侵入三个诸侯国，还发生过五块陨石坠落、六只鹢鸟倒退着飞行、麋鹿大量繁殖、出现蜮和蜚这样的怪虫、鸲鹆飞来筑巢等异象，都各只出现过一次。白天曾一度昏暗如夜。曾降下树木结冰的怪雨。李树梅树在冬天结果。七月降霜，草木却没有枯死。八月本该是万物生长的时节，却发生了摧毁豆类作物的灾害。还降下过大冰雹。雨雪雷霆失去了正常的时令，接连交替发生。水灾、旱灾、饥荒，还有螟虫、蝗虫等虫灾接连并起。在那个时候，祸乱总是接踵而至，君主被弑杀的多达三十六次，亡国的多达五十二个，诸侯四处奔逃、不能保全自己社稷的，多得数也数不清。周王室更是祸患不断：晋国曾在贸戎击败周王的军队；又曾侵伐周王室的郊野；郑国的军队曾射伤周桓王；戎狄曾扣押周王室的使者；卫侯朔被召见却不肯前往，齐国还违抗王命帮助卫侯朔复位；五位大夫争夺权柄，三位君主接连更替，没有人能够匡正这样的乱局。于是周王室便一路衰微下去，再也不能重新振兴。 由此看来，和顺之气能招致祥瑞，乖戾之气则会招致灾异；祥瑞多的国家便会安定，灾异多的国家便会危殆，这是天地间恒常不变的道理，也是古今相通的义理。如今陛下开创了如同三代一般的盛业，招揽文学之士，态度宽容优待，使得贤才都能够一同得到进用。可如今贤能之人与不肖之人混杂难辨，黑白不分，邪僻与正直混杂在一起，忠臣与谗佞并存于朝。奏章交错呈递到公车署，前来上书的人挤满了北军营地。朝中大臣意见纷争不合，相互抵触、彼此攻讦，反复相互诋毁诬陷，颠来倒去互相指责是非。传闻辗转夸大增添，文书纷繁杂乱，前后矛盾错谬，赞誉与诋毁混淆不清。这些手段用来蒙蔽人的耳目、扰乱人的心意，实在难以尽数记述。朝臣结党营私，往往聚成一伙一伙的团体，同心协力企图陷害正直的大臣。正直的大臣得以进用，是天下大治的征兆；正直的大臣遭到陷害，则是祸乱产生的关键。如今正处在治乱转换的关头，尚不知最终由谁主导局势，而灾异又屡屡出现，这正是臣感到寒心的原因。那些凭借权势的人，子弟们如鱼鳞般密集地充斥朝廷，暗中依附的羽翼党羽众多，如车辐一般聚集到他们跟前，毁誉之言必定被他们所利用，最终酿成朝臣离心离德的祸患。因此才会出现日月无光、盛夏降下雪霜、海水沸腾涌出、丘陵沟壑改变位置、列星运行失序这些异象，都是怨气郁结所导致的。如今若沿着周朝衰败的老路走下去，重蹈《诗经》中诗人所讽刺的覆辙，却还想成就太平盛世、达到《雅》《颂》所歌颂的境界，这就好比倒退着走路却想追上前面的人一样，是绝无可能的。自初元年以来已经六年了，考察《春秋》记载的历史，即便在灾异最集中的六年间，也从来没有像如今这样密集频繁的。当年《春秋》所记的灾异，尚且没有孔子那样的圣人来加以救治，都不能化解纷乱，何况如今的灾异比《春秋》所记的更加严重呢？ 推究这一切之所以如此的根源，就在于奸邪谗佞之人一齐得到进用。而奸邪谗佞之所以能够一齐进用，是因为皇上疑心过重，本来已经任用了贤人、施行了善政，一旦有人进谗诽谤，贤人便被斥退、善政也随之荒废。心怀狐疑不决的人，容易招来谗言恶语；犹豫不决、不能当机立断的人，则会为种种邪僻之言打开方便之门。谗佞之人一旦得到进用，众多贤才便会随之退隐；邪僻之风一旦盛行，正直之士便会日渐消沉。所以《易经》中有"否""泰"两卦。小人之道盛长，君子之道便日渐消退，君子之道一旦消退，政事便会日益混乱，这就叫做"否"。"否"，就是闭塞而混乱的意思。君子之道盛长，小人之道便日渐消退，小人之道一旦消退，政事便会日益清明，这就叫做"泰"。"泰"，就是通达而大治的意思。《诗经》又说"雨雪麃麃，见晛聿消"（雪花纷纷扬扬地飘落，一见到阳光便随即消融），这与《易经》中的道理是相通的。从前鲧、共工、驩兜曾与舜、禹一同在尧的朝廷中共事，周公也曾与管叔、蔡叔一同身居周朝要职，在那个时候，忠奸交替进用、相互诋毁，流言蜚语相互诽谤，这样的事情又何止一二能说得完呢！唐尧、周成王能够识别舜、禹、周公的贤能，罢黜消除共工、管叔、蔡叔这样的邪佞之人，所以能够成就大治，荣耀光辉延续至今。孔子曾与季孙氏、孟孙氏一同在鲁国做官，李斯也曾与叔孙通一同在秦朝为官，鲁定公、秦始皇却重用季孙氏、孟孙氏、李斯，而排斥消除孔子、叔孙通，所以最终导致大乱，屈辱蒙羞延续至今。所以天下治乱、荣辱的关键，就在于君主所信任重用的是什么人；一旦确定信任贤能之人，就应当坚定不移地始终信任下去。《诗经》说"我心匪石，不可转也"（我的心不是石头，不能任人转动），说的正是要坚守善道、笃行不改的道理。《易经》说"涣汗其大号"（发布号令要如同汗水一样，一旦流出便不再收回），说的是号令一旦如汗水般发出，就绝不应该反悔收回。如今陛下颁布善令，还没过多久便又反悔收回，这就是所谓的"反汗"；任用贤才还不到三十天便又将他们罢黜，这就好比在转动石头一样反复无常。《论语》说："见不善如探汤"（看见不善之事，就应像把手伸进沸水中一样迅速躲避）。如今朝中两府都已上奏，说那些谄媚阿谀之人不应当身居其位，可是他们却历经多年仍然稳坐其位不肯离去。所以陛下发布政令时便如同反汗一样反复，任用贤才时便如同转动石头一样不稳，罢黜佞臣时却又如同移山一样艰难，像这样还指望阴阳能够调和顺畅，不也太难了吗！ 因此那些奸邪小人便乘机窥伺可乘之机，巧妙地粉饰文辞、罗织罪名，用花言巧语丑化诋毁忠良，散布流言、传播诽谤的文字，在民间喧嚷不休。所以《诗经》说："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心中忧愁悄然而生，被这一群小人所激怒。）小人成群结党，实在是足以令人愤怒。从前孔子与颜渊、子贡相互称誉，却并不结党营私；大禹、后稷与皋陶相互引荐推举，也不曾结党营私。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都是一心为国、毫无私心邪念的缘故。所以贤人身居高位时，便会引荐同类聚集到朝廷之中，《易经》说"飞龙在天，大人聚也"（飞龙腾跃于天，正是贤人聚集的时候）；贤人身处下位时，则会想着与同类一起被举荐进用，《易经》说"拔茅茹以其汇，征吉"（拔起茅草，根须相连成片，一同前进则吉祥）。身居高位便引荐同类，身处下位便推举同类，所以商汤任用伊尹之后，不仁之人便远离朝廷，而众多贤才纷纷前来，这正是同类相互招致的道理。如今奸佞之人与贤良之臣同时置身于宫禁之内，他们结党营私、共同图谋，违背善道、依附邪恶，相互勾结诋毁，屡屡设下危言耸听的说辞，企图动摇陛下的心意。如果陛下轻易地听信任用他们，这正是上天预先示警、灾异之所以接连降临的原因啊。 自古以来贤明圣哲的君主，从未有不施加诛罚而能治理好天下的，所以虞舜有流放四凶的惩罚，孔子也有诛杀少正卯于两观之下的先例，然后才能够推行圣明的教化。如今凭陛下的英明睿智，若能真正深刻体察天地示警的用心，追念孔子诛杀少正卯的先例，参详"否""泰"两卦的义理，观照《诗经》中"雨雪"一诗的深意，效法周朝、唐尧所进用贤才的经验作为法则，以秦朝、鲁国所斥退贤才的教训作为鉴戒，考察祥瑞感应所带来的福泽，反省灾异所招致的祸患，来揣度当今世事的变化，放逐疏远那些奸邪的党羽，瓦解驱散那些心怀险恶的小人团伙，堵塞各种邪僻之路，广开众多正直之士的进身之途，果断决断心中的疑虑，明辨是非犹豫之处，使是非曲直清清楚楚、一目了然，那么各种灾异便会自然消灭，各种祥瑞便会一齐降临，这正是成就太平盛世的根基，也是造福万世的长远大计。 臣有幸得以托身于皇亲骨肉之列，实在是因为亲眼见到阴阳失调的景象，不敢不将自己所听闻的一切奏明陛下。臣私下推究《春秋》所记载的灾异，来验证当今发生的一二事例，条陈其中的缘由，这些内容实在不宜泄露出去。臣谨慎地将此奏章郑重密封、冒死呈上。 弘恭、石显看到这份奏疏，更加与许氏、史氏结成一党，怨恨刘向等人。周堪生性公正方直，自知已经孤立无援，于是索性坚持正道、绝不曲意逢迎。这一年夏天反常地寒冷，太阳呈现青色而没有光泽，弘恭、石显以及许氏、史氏都趁机进言，说这都是周堪、张猛掌权所招致的祸咎。皇上心中其实还是很看重周堪，但又苦于众口一词的诋毁积累已久，无从辨别真伪、加以取信。当时长安令杨兴因才能出众而受宠，一向称赞周堪。皇上想要借助他来帮助自己判断，便召见杨兴问道："朝中大臣纷纷争论，认为周堪不适合担任光禄勋，这是为什么呢？"杨兴是个善于阿谀逢迎、投机取巧的人，猜测皇上心中已经对周堪产生了怀疑，便顺着这个意思说："周堪不仅在朝廷中不受欢迎，就连在他家乡也同样不受欢迎。臣听说众人都说周堪从前曾与刘更生等人合谋离间皇亲骨肉，认为应当处死他，所以臣此前才说不应当过于苛待周堪，是为了替国家保全一份恩德的体面。"皇上说："既然如此，那这又是什么罪过、要将他处死呢？如今应当怎么处置？"杨兴说："臣愚以为可以赐给他关内侯的爵位，食邑三百户，但不要再让他掌管具体政务。这样英明的君主既不失对师傅应有的恩德，这才是最恰当的对策。"皇上因此更加犹豫不决。恰逢城门校尉诸葛丰也进言批评周堪、张猛的过失，皇上因此发怒罢免了诸葛丰。详情记载在《诸葛丰传》中。皇上又下诏说："诸葛丰说周堪、张猛忠贞诚信的操守已不足以立身，朕虽怜悯却不加治罪，又顾惜他们的才能尚未得到充分施展的机会，姑且将周堪降职为河东太守，张猛降为槐里县令。" 石显等人专擅朝权的情形一天比一天严重。此后过了三年多，孝宣帝庙的门阙发生火灾，就在那月的最后一天，又出现了日食。于是皇上把此前那些认为日食异变应归咎于周堪、张猛的大臣都召来责问，众人都叩头谢罪。皇上于是趁机下诏说："河东太守周堪，先帝认为他是贤才，命他辅佐朕。他资质纯良美善，通晓治国之道，议论持正不阿，操守始终如一，为国事竭尽忠诚，确实怀有忧国忧民之心。只因他不善于逢迎权贵、依附显贵，孤立无援、少有人相助，因而受到压抑排挤，最终未能施展抱负。此前众臣一见到灾异，便不思反省自身，深究其中缘故，反而含糊其辞地附会天意，把罪责推卸到周堪一人身上。朕不得已，才把他外放试用，以此来彰显他的真才实学。周堪外放之后，各种异变仍然接连出现，众人也就此沉默不语了。周堪治理河东还不到一年，郡中三老属官以及有识之士便纷纷称颂他的政绩，往来经过河东郡的使者，也无不称赞他。这足以彰显先帝当年识人之明，也足以证明朕自己判断的正确。可世俗之人却妄生事端、罗织罪名，非议诋毁、欺瞒诬陷，有的甚至援引隐晦不明的旧事，本不该公开宣扬的事情，却借题发挥、以偏概全，企图借此陷害他，朕对此并不认同。朕迫于世俗流言，一时未能专心明察，此前上天显现重大异象，朕对此深感忧惧。如今周堪年事已高，恐怕难以再自我表白申辩，若继续任由旁人猜忌排挤，又怎能查明真相呢？着即征召周堪前来行在所觐见。"于是任命他为光禄大夫，秩比中二千石，兼领尚书事务。张猛也重新担任太中大夫给事中。石显把持尚书台事务，尚书台的五名尚书，都是他的党羽。周堪很少能有机会觐见皇上，常常要通过石显才能上奏事务，事情的决断也大多出自石显之口。恰逢周堪染上喑哑之疾，无法说话，不久便去世了。石显又诬陷张猛，逼迫他在公车署自杀。刘向为此深感悲痛，便撰写了《疾谗》《摘要》《救危》以及《世颂》，共八篇文章，依托古代兴亡之事，来哀悼自己以及与自己志同道合之人的遭遇。此后刘向被废黜闲置了十多年。 【成帝时】 成帝即位后，石显等人终于伏法获罪，刘更生这才重新被起用，并改名为刘向。刘向凭借从前担任九卿的资历，被征召任命为中郎，命他统领护理三辅地区的水利事务。他多次密封上奏，后升任光禄大夫。当时成帝的舅父阳平侯王凤担任大将军执掌朝政，倚仗太后的势力，独揽国家大权，兄弟七人都被封为列侯。当时屡次发生重大的灾异现象，刘向认为这是外戚势力过于显赫、王凤兄弟专权所招致的祸咎。当时皇上正专心研习《诗经》《尚书》，钻研古文经典，便下诏命刘向负责校勘宫中所藏的五经秘籍。刘向读到《尚书·洪范》篇，其中箕子为武王陈述五行阴阳与吉凶祸福相应验的道理。刘向于是搜集整理自上古以来，历经《春秋》、六国直到秦汉时期各种符瑞灾异的记载，推究考证具体的史实，将其与相应的祸福连贯起来加以解说，记录下其中的应验之处，按类别分门别类，共写成十一篇，命名为《洪范五行传论》，呈奏皇上。天子心中明白刘向是出于忠诚正直，才特意为王凤兄弟的事写下这篇论著，然而最终还是无法夺回王氏一族的权势。 过了很久，朝廷开始营建昌陵，历经数年都未能建成，后来又重新迁回延陵，营建的规制极为奢靡。刘向上疏劝谏说： 臣听说《易经》说："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身处安定之时不忘记危难，身处生存之时不忘记灭亡，因此自身才能安然无恙、国家才能得以保全。）所以贤明圣哲的君主，都能够广泛地考察事物的始终，穷究事理的本末，从而明辨是非。称王天下的人必须通晓夏、商、周三代兴衰更替的道理，明白上天授命于人的道理极为宽广，绝不会只专属于某一姓氏。孔子谈论《诗经》，读到"殷士肤敏，祼将于京"（殷商的臣子体态俊美、才思敏捷，如今却要在周朝的京城助祭）这几句时，不禁感慨叹息道："天命是多么伟大啊！善行不能不传给子孙后代，因此富贵并非恒久不变的；如果不是这样，那么王公贵族又凭什么要心怀戒惧谨慎行事，普通百姓又凭什么要受到劝勉激励呢？"这是孔子在为微子归顺周朝的往事而感伤，也是在为殷商的灭亡而痛心。即便有像唐尧、虞舜那样的圣德，也无法教化丹朱那样的不肖之子；即便有像大禹、商汤那样的德行，也无法教导夏桀、商纣这样的不肖末孙。从古至今，从来没有不会灭亡的国家。从前高皇帝灭掉秦朝之后，本打算定都雒阳，后来被刘敬的一番话所触动而醒悟，自认为德行比不上周朝，却胜过秦朝，于是便迁都到关中，依凭周朝的德行教化，又借助秦地险要的地势。国运的长短，其实是以德行的深浅为效验的，所以贤明的君主总是心怀战栗警惕，从不忌讳谈论国家灭亡的可能。孔子所说的"富贵无常"，大概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孝文皇帝驻跸霸陵时，向北眺望厕所旁的山峦，心中不禁凄怆悲伤，回头对群臣说："唉！如果用北山的石头做椁，再用切碎的丝絮填塞其间，涂上厚厚的漆，难道还能轻易被人打开吗！"张释之上前进言道："假使墓中真有令人觊觎的珍宝，即便用南山的石头把整座山都封锢起来，也终究会留下缝隙；假使墓中没有什么值得觊觎的东西，即便没有石椁，又何必忧虑呢？"人死之后便再无穷尽的归宿，而国家却有兴废更替，所以张释之这番话，正是为长远无穷的将来所做的打算。孝文帝因此有所醒悟，于是采用薄葬，不修筑高大的坟丘。 《易经》说："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树。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上古时代安葬死者，只用厚厚的柴草包裹遗体，埋葬在旷野之中，既不堆筑坟丘，也不种植树木。后世的圣人才改用棺椁来安葬。）棺椁的制作，是从黄帝开始的。黄帝安葬在桥山，唐尧安葬在济阴，坟丘都很小，随葬的器物也很简朴。虞舜安葬在苍梧，他的两位妃子都没有跟随合葬。大禹安葬在会稽，也没有改变他生前的规制。商汤竟没有留下确切的葬处。周文王、周武王、周公都安葬在毕地，秦穆公安葬在雍地橐泉宫祈年馆下，樗里子安葬在武库之中，都没有留下高大的坟丘。这正是圣明的帝王贤能的君主、智慧的贤士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的表现。他们贤能的臣子、孝顺的子孙也秉承他们的遗愿、顺应他们的心意实行薄葬，这实在是奉安先君、先父的至诚孝道啊。 周公是武王的弟弟，安葬兄长武王的规格却十分简朴。孔子将母亲安葬在防地时，仿照古礼只是堆起一个小土丘而不筑高坟，还说："我孔丘是个四处奔走、居无定所的人，不能不做个记号，方便日后辨认。"于是筑起四尺高的坟丘，后来遇上大雨坟丘崩塌。弟子们重新修葺，把这件事告诉孔子，孔子流泪说："我听说古人是从不修缮坟墓的。"这大概是在委婉地表达不以为然之意。延陵季子出使齐国返回途中，儿子不幸去世，被安葬在嬴、博两地之间，墓穴挖得并不深，还未及泉水，只用平常的衣服入殓，堆起坟丘、掩埋了墓穴，坟丘的高度仅仅能隐约遮住人身，季子哭号着说："骨肉重新归于泥土，这是命中注定的事，至于魂魄之气，则是无处不在、无所不往的。"嬴、博两地距离吴国有一千多里，季子却没有把儿子的灵柩运回吴国安葬。孔子前往观看后说："延陵季子的做法完全合乎礼制。"所以孔子是孝顺的儿子，延陵季子是慈爱的父亲，虞舜、大禹是忠诚的臣子，周公是友爱的弟弟，他们安葬君主、父母、骨肉至亲的规格，都十分简朴微薄；这并非只是刻意追求节俭，而是确实认为这样做才真正符合逝者安息的本意。宋国的桓司马为自己打造石椁，孔子说："这样的排场，还不如让尸体早点腐朽的好。"秦国的丞相吕不韦召集有智谋才略的门客编撰《吕氏春秋》，其中也阐述了薄葬的道理，这些都是通晓事理之人的见解啊。 到了吴王阖闾时，违背礼制大肆厚葬，还不到十几年，就被越人挖掘盗掘了。再到秦惠文王、武王、昭王、庄襄王五位君王，也都大兴土木修建高大的陵墓，随葬了大量的珍宝财物，结果全都被人挖掘暴露于外，实在令人十分悲叹。秦始皇葬在骊山脚下，地下用金属封锢住三重泉水，地上堆筑起高耸的坟丘，高达五十多丈，周长超过五里，用石头修造椁室作为游览的宫馆，用人的脂膏做灯烛照明，用水银灌注成江河大海，用黄金铸成凫雁等飞禽。其中珍宝的收藏，机关巧妙的变化，棺椁的华丽，宫馆的宏伟壮丽，简直难以尽述。又大肆杀害宫女，将工匠活活埋葬其中殉葬，数以万计。天下百姓苦于修陵的徭役而纷纷反叛，骊山陵墓尚未完全建成，周章率领的百万大军便已经打到了骊山脚下。项籍焚烧了陵墓的宫室营舍，此前的珍宝也都已被人发掘一空。后来又有放羊的牧童因为丢失了羊，羊掉进了陵墓的地道，牧童持着火把进去寻找，不慎失火烧毁了陵墓中收藏的棺椁。从古至今，安葬的规格从来没有像秦始皇这样奢华隆重的，可是仅仅数年之间，外遭项籍焚毁的祸患，内遭牧童失火的灾殃，这难道不令人悲叹吗！ 因此德行越深厚的人，安葬的规格反而越简朴；智慧越深邃的人，安葬的规格反而越微薄。德行浅薄、智慧短浅的人，安葬的规格反而越奢华，坟丘越高大，宫殿庙宇越华丽，被人发掘盗取的速度也就越快。由此看来，是明智还是愚昧的效验，安葬的吉凶祸福，已经十分清楚明白了。周朝的德政衰落之后逐渐走向奢侈，周宣王贤明，一度使周朝中兴，重新崇尚俭朴的宫室，缩小寝庙的规模。诗人为此写诗赞美他，《斯干》这首诗便是明证，诗的前半部分讲述宫室建造合乎法度规制，后半部分则讲述子孙繁盛众多。等到鲁庄公极尽雕饰装点宗庙，又大肆修筑台榭园囿，后代竟两次绝嗣，《春秋》为此予以讥刺。周宣王这样俭朴反而国运昌盛，鲁国、秦朝那样奢靡反而绝嗣灭亡，这正是奢侈与节俭得失的明证。 陛下即位之初，亲自倡导节俭，最初营建的陵墓，规制十分俭省朴素，天下人无不称颂陛下贤明。等到后来迁往昌陵，却不断增筑加高，堆积泥土成山，甚至发掘百姓的坟墓，多达数以万计，又大兴土木营建城邑住宅，限期紧迫仓促，耗费的钱财总计超过一百多亿。地下的死者含恨于九泉之下，地上的生者忧愁于人世之间，怨恨之气感应扰动了阴阳，因此又接连发生饥荒，因饥荒而死亡流离失所的百姓数以十万计，臣对此深感忧虑困惑。如果认为死者是有知觉的，那么发掘他人的坟墓，其危害实在太大了；如果死者是没有知觉的，那又何必大兴土木呢？这样的做法，若与贤能有识之士商议，他们必定不会赞同；若展示给普通百姓看，他们也必定深以为苦；若只是为了取悦那些愚昧奢靡之人，又何必如此大费周章呢！陛下慈爱仁厚、品德极为美善，又聪明豁达、举世无双，理应大力弘扬汉朝的德政，推崇刘氏皇族的美德，使功业光耀超过五帝、三王，可是如今却反而与暴虐的秦朝、荒淫的君主争相攀比奢侈，比较坟丘陵墓的规模，来取悦愚昧之人的耳目，追求一时的壮观景象，这既违背了贤能有识之士的心愿，又断送了万世长治久安的根基，臣私下为陛下感到深深的羞愧。愿陛下向上效法圣明的黄帝、唐尧、虞舜、大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所定下的制度，向下参照贤能智慧的秦穆公、延陵季子、樗里子、张释之等人的用心。孝文皇帝不修坟丘、薄葬安神，用节俭来使神灵安宁，这值得作为效法的准则；秦昭王、秦始皇增筑高山般的坟丘、厚藏财宝，因奢靡而招致祸患，这足以作为深刻的鉴戒。如今初陵的营建方案，理应听从公卿大臣们的商议，来使天下百姓得以休养生息。 奏疏呈上后，皇上对刘向的进言深有感触，然而始终未能采纳他的主张。 刘向目睹世俗风气愈发奢靡淫逸，加上赵氏、卫氏等家族出身卑微，却僭越了礼制的规定。刘向认为教化天下应当由内及外，从身边亲近的人做起。因此他采集《诗经》《尚书》中所记载的贤妃贞妇，凡是能够兴旺国家、显扬家族、可以作为楷模效法的事例，以及那些因宠妾乱政而导致败亡的教训，编纂整理成《列女传》，共八篇，以此来劝诫天子。又采集史传所记载的往事，撰写成《新序》《说苑》共五十篇，一并呈奏。他还屡次上疏陈说朝政的得失，阐述效法与警戒之道。奏疏前后呈上了数十篇，用来辅助皇上广览博阅，弥补朝政的疏漏缺失。皇上虽然未能全部采纳，但内心还是十分赞赏他的进言，常常为之感叹。 当时皇上尚无子嗣继承皇位，朝政大权渐渐落入王氏一族之手，各种灾异现象十分频繁。刘向一向十分推崇陈汤的智谋，与他相交甚厚，曾私下对陈汤说："如今灾异如此频繁，而外戚的势力却一天比一天嚣张，这种趋势发展下去，必定会危及刘氏的江山。我有幸身为同姓宗室中的疏远旁支，历代蒙受汉朝深厚的恩德，如今身为宗室中的遗老，历经三代君主。皇上因为我是先帝的旧臣，每次进见都对我格外优待礼遇，我若不站出来直言，还有谁应当站出来说话呢？"于是刘向便上密封奏章，极力劝谏说： 臣听说做君主的没有不想追求安定的，但常常身处危境；没有不想国祚长存的，却常常濒临灭亡，这都是因为失去了驾驭臣下的方法。凡是大臣独揽权柄、把持国政的，从来没有不酿成祸害的。从前晋国有六卿专权，齐国有田氏、崔氏专权，卫国有孙氏、甯氏专权，鲁国有季孙氏、孟孙氏专权，他们长期把持国家政务，世代掌握朝廷的权柄。最终田氏取代了姜姓齐国；六卿瓜分了晋国；崔杼弑杀了他的国君齐庄公光；孙林父、甯殖驱逐了他们的国君卫献公衎，又弑杀了国君卫殇公剽；季孙氏公然在庭院中使用只有天子才能使用的八佾乐舞，三桓之家在祭祀完毕后公然唱着只有天子才能使用的《雍》诗撤去祭品，共同专擅国政，最终驱逐了鲁昭公。周朝大夫尹氏把持朝政，把王室搅得乌烟瘴气，导致王子朝、王子猛相继争立为王，接连数年才得以平定。所以《春秋》经文记载"王室乱"，又记载"尹氏杀王子克"，正是为了强调这件事的严重性。《春秋》记述成败得失、记录祸福的经过，像这样的例子非常多，都是因为阴气过盛而阳气衰微，臣下失去了为臣之道所导致的结果。所以《尚书》说："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国。"（臣子若擅自作威作福，必将危害你的家族，给你的国家带来凶祸。）孔子说："禄去公室，政逮大夫"（俸禄的权力离开了公室，政权落入了大夫之手），这正是国家危亡的先兆。秦昭王的舅父穰侯以及泾阳君、叶阳君独揽国政、擅自弄权，对上假借太后的威势，这三人的权势甚至超过了昭王本人，家产也比整个秦国都还要富有，国家因此陷入极大的危殆之中，幸亏昭王及时醒悟采纳了范雎的谏言，秦国才得以保全。到了秦二世时，全权委任赵高，赵高独揽大权、恣意妄为，蒙蔽排挤朝中大臣，最终酿成了阎乐在望夷宫弑君的祸患，秦朝也因此彻底灭亡。这些近在眼前的往事并不遥远，正是汉朝所取代的前朝教训啊。 汉朝建立之后，诸吕横行无道，擅自相互尊立为王。吕产、吕禄凭借太后的宠信，占据将相的高位，兼掌南北两军的兵权，拥有梁王、赵王的尊贵地位，骄横自满、贪得无厌，企图颠覆刘氏江山。幸亏忠诚正直的大臣绛侯周勃、朱虚侯刘章等人竭尽忠诚、恪守节操，将诸吕诛灭殆尽，此后刘氏江山才重新得以安定。如今王氏一族乘坐朱红车轮、雕饰华美车驾的人多达二十三人，佩戴青绶紫绶、冠饰貂尾蝉纹的高官充满了宫廷帷幄之内，两旁排列如鱼鳞般密集。大将军独揽朝政、擅用权柄，五位封侯的兄弟骄奢僭越，一齐擅自作威作福，独断专行、恣意妄为，行为污浊却窃据高位、以治理国事为名，内心怀有私念却假托为公，倚仗太后所在东宫的尊贵地位，假借甥舅之间的亲情，来营造自己的权势威望。尚书、九卿以及各州牧、郡守，大多都出自他的门下，把持朝廷的中枢机要，结党营私、朋比为奸。凡是称颂他的人便得到提拔重用，凡是触怒他的人便遭到诛戮伤害。四处游说的说客为他摇旗呐喊，掌权的大臣也为他歌功颂德。他们排斥打压宗室子弟，孤立削弱皇族的势力，凡是宗室中有才能智谋的人，尤其遭到诋毁排挤而不得进用。他们竭力疏远隔绝宗室担任要职的机会，不让宗室子弟得以在朝廷任职，是害怕他们与自己分享权力；又屡屡援引燕王、盖长公主谋反的旧事来动摇皇上的心意，却刻意回避提及吕氏、霍氏专权覆灭的教训，绝口不提。他们内心怀有管叔、蔡叔那样图谋不轨的萌芽，对外却假借周公摄政的名义来粉饰自己，兄弟们各自占据显要之位，宗族势力盘根错节、彼此勾连。纵观上古直至秦汉，外戚僭越显贵的程度，从来没有像王氏这样严重的。即便是周朝的皇甫氏、秦朝的穰侯、汉朝的武安侯田蚡、吕氏、霍氏、上官氏这些外戚，都远远比不上如今的王氏。 事物一旦发展到极盛的地步，必定会有异常的变异预先显现，作为将要发生变故的先兆。孝昭帝时，曾有一块巨石在泰山自动竖立起来，一株倒伏的柳树在上林苑重新挺立起来。此后孝宣帝便顺应天意即位。如今王氏祖先安葬在济南的坟墓，坟前的梓木柱竟然生出了枝叶，枝叶繁茂地伸展到屋顶之上，根须又蔓延到地底深处，这样的异象，比起当年泰山立石、上林苑倒柳复起，还要更加明显。事物的发展态势不可能同时两强并存，王氏与刘氏也终将不能并立共存，如果下面呈现出泰山般的安稳，那么上面必定潜藏着堆叠的鸡蛋般岌岌可危的险境。陛下身为刘氏的子孙后代，本应守护宗庙社稷，如今却眼看着国家的气运转移到外戚手中，沦为供人驱使的奴仆，纵然陛下不为自身考虑，又将如何面对列祖列宗的宗庙呢！妇人出嫁后，对内依附夫家，对外仍系念着娘家，这样的做法其实也并非是皇太后真正的福分所在。孝宣皇帝当年不肯把权力交给舅父平昌侯、乐昌侯，正是为了保全他们，使他们能够安然无恙啊。 真正贤明的人，善于在祸患尚未显现之时便预先培植福祉，在祸患尚未发生之前便及早消除隐患。理应颁布英明的诏书，宣示美德善政，援引重用亲近的宗室子弟，亲近而信任他们，同时黜退疏远外戚，不再授予他们政务大权，让他们全都退职回到自己的府邸，以此效法先帝当年的做法，这样反而能够使外戚得以安享厚待，保全他们整个家族，这才真正是符合皇太后本意的做法，也是外戚家族真正的福分所在。王氏一族便可以长久保有他们的爵位俸禄，刘氏江山也能够长治久安，不失去国家社稷，这正是使内外两族都能够彼此褒扬、和睦相处，为子孙后代谋求无穷福祉的长远大计。如果不采取这样的策略，那么当年田氏篡齐的往事必将在今日重演，六卿分晋的祸患也必定会在汉朝重新兴起，成为后代子孙的忧患，这个道理已经十分明显，不能不深加图谋，不能不及早筹划。《易经》说："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君主若不能保守机密，就会失去臣子的忠心；臣子若不能保守机密，就会招致杀身之祸；机密之事若不能严守，祸患便会由此酿成。）愿陛下深思圣虑，审慎周密地处理这些机密要务，借鉴以往的历史教训，折中权衡、取信于民，使国家真正处于万无一失的太平之境，从而保全宗庙社稷，长久地侍奉皇太后，这实在是天下的大幸。 奏疏呈上后，天子召见刘向，为他的一片忠心叹息悲伤，对他说："你暂且休息一下吧，我会好好考虑这件事的。"于是任命刘向为中垒校尉。 刘向为人平易近人、不摆威仪架子，为官清廉恬静、乐于阐扬道义，不与世俗之人交往应酬，一心专注于研习经学，白天诵读经传典籍，夜晚观察天象星宿，有时甚至彻夜不眠，一直到天明。元延年间，彗星出现在东井星宿的方位，蜀郡的岷山崩塌，堵塞了长江。刘向对这样的异象深感忧虑，详情记载在《五行志》中。他心中始终无法平静，又一次上奏，奏疏中说： 臣听说帝舜曾告诫伯禹，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无德；周公曾告诫成王，不要像殷纣王那样暴虐。《诗经》说"殷监不远，在夏后之世"（殷商可以借鉴的教训并不遥远，就在夏朝灭亡的往事之中），也是说商汤把夏桀作为鉴戒。圣明的帝王常常以历代的衰败祸乱来警戒自己，从不忌讳谈论国家兴废的道理，所以臣才敢于极力陈述自己的浅见愚忠，恳请陛下留意详察。 臣谨慎地考察《春秋》所记载的二百四十二年间，共发生日食三十六次，鲁襄公在位期间日食尤其频繁，平均大约每三年五个月出头就会发生一次日食。汉朝建立以来直到竟宁年间，孝景帝在位期间日食尤其频繁，平均大约每三年一个月就会发生一次。臣刘向此前曾多次预言即将发生日食，如今更是连续三年接连发生日食。自建始年间以来，二十年之间竟发生了八次日食，平均每两年六个月就会发生一次，这样的频率古今都十分罕见。灾异现象的显现，本有大小、稀疏与频繁的区别，占卜推断也有迟缓、紧急、舒缓、急切的不同，而圣人正是凭借这些来断定疑难、洞察吉凶的。《易经》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察天象的变化，来省察时事的变迁。）从前孔子回答鲁哀公的问话时，曾一同提到夏桀、商纣暴虐天下，因此导致历法失序、天象观测失去准则，正月的岁首也失去了应有的规律，这些都是改朝换代前兆的异变。秦始皇末年直到秦二世时，日月接连出现亏蚀，山陵崩塌沦陷，辰星出现在四个孟月，太白金星在白昼横贯天空运行，没有云彩却响起雷声，还出现流星和夜光异象，火星侵袭月亮，异常的火焰焚烧了宫殿，野兽跑进宫廷中嬉戏，都城的城门无故内陷崩塌，还有巨人出现在临洮，陨石坠落在东郡，彗星出现在大角星的方位，大角星的光芒因此而消失。参照孔子的这番话，再考察暴虐秦朝所出现的这些异象，可见上天的意旨确实是令人敬畏的。等到项籍败亡之时，也同样有彗星出现在大角星的方位。汉朝攻入秦地之时，五星会聚在东井星宿的方位，这正是得到天下的征兆。孝惠帝时，曾降下血雨，太阳在与之相冲的方位发生亏蚀，还出现了星光黯淡等异象。孝昭帝时，曾有泰山倒伏的巨石自动竖立起来，上林苑倒伏的柳树重新挺立起来，一颗大如月亮的星辰向西运行，众多星辰随之而动，这都是极为特异的天象。孝宣帝振兴汉室的征兆，是天狗星夹着银河向西运行，又曾连续阴晦二十多天不降雨，这正是昌邑王刘贺不得善终的异兆。这些都详细记载在汉朝的史册之中。纵观秦、汉两朝的更替，再看孝惠帝、孝昭帝无嗣绝后的往事，考察昌邑王未能善终的结局，再审视孝宣帝承继大统兴起的经过，上天的取舍去留，难道不是昭然若揭吗！殷高宗、周成王也曾遇到过野鸡登鼎啼鸣、大风拔起树木这样的异变，正因为他们能够深思其中的缘故，所以殷高宗才享有百年的福祚，周成王才得到大风止息、庄稼复起的福报。神明的感应，就如同影子随形、回声应声一样如影随形，这是世人所共知的道理。 臣有幸得以托身于皇族的旁支末属，实在是因为亲眼见到陛下具有宽厚英明的德行，希望能够借此消弭重大的灾异，重新成就殷高宗、周成王那样的美名，来光大刘氏的江山，所以才恳切地多次冒着触犯死罪的危险直言进谏。如今日食尤其频繁，彗星出现在东井星宿的方位，星象的异变甚至波及到了紫微宫的方位，凡是有识之士与年长的老者，无不为之震惊动容，这正是异变中最重大的征兆。这些事情很难一一详尽记述，所以《易经》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文字不能完全表达言语，言语也不能完全表达心意），因此才要设立卦象、标明爻辞，再进一步阐释其中的义理。《尚书》说"伻来以图"（派人送来图画来说明情况），天象的道理原本就难以用言语让人完全明白，臣纵然把图形呈上，也仍然需要当面口头解说，才能够真正让陛下明白其中的道理，恳请陛下赐臣一个清闲的时间，容臣当面指着图形陈述详情。 皇上每次都把奏疏留中收纳，然而终究没有能够采纳施行。刘向每次被召见，总是屡次进言说，皇族宗室就如同国家的枝叶，枝叶一旦凋落，那么树木的根本便会失去庇护和荫蔽；如今皇族同姓越发疏远，母族外戚却独揽朝政，国家的俸禄权柄脱离了公室，权力都落到了外戚手中，这绝不是用来强固汉朝宗室、抑制外戚私门、保守国家社稷、安定后世子孙的正确做法。 刘向自知已经得到皇上的信任，因此常常公开为宗室鸣冤申辩，讥讽指责王氏一族以及在位的大臣，他的言辞大多痛切激烈，都发自内心的至诚。皇上屡次想要提拔刘向担任九卿之职，却总是被身居要位的王氏族人以及丞相、御史大夫所阻挠，所以刘向始终未能得到升迁。他担任列大夫这一官职前后长达三十多年，享年七十二岁去世。他去世十三年之后，王氏便取代了汉朝的江山。 刘向的三个儿子都好学上进：长子刘伋，以研习《易经》教授学生，官至郡守；次子刘赐，官至九卿属下的丞，很早便去世了；小儿子刘歆，最为知名。 【向少子歆】 刘歆字子骏，年少时便因通晓《诗经》《尚书》、擅长写文章而被成帝召见，在宦者署待诏，后担任黄门郎。河平年间，奉诏与父亲刘向一同负责校勘宫中的秘籍，研习六经的传记，以及诸子百家、诗赋、数术、方技等各类典籍，无所不加以钻研。刘向去世后，刘歆接替担任中垒校尉。 哀帝刚即位时，大司马王莽举荐刘歆身为宗室、才德兼备，任命他为侍中太中大夫，后升任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深受尊贵宠信。又命他兼领五经典籍的校勘工作，继承完成父亲未竟的事业。刘歆于是把六经诸子百家的群书汇集整理，分门别类编成《七略》。详情记载在《艺文志》中。 刘歆和父亲刘向起初都研习《易经》，宣帝时，下诏命刘向学习《穀梁春秋》，钻研了十多年，通晓精熟。等到刘歆负责校勘秘籍时，看到了古文《春秋左氏传》，刘歆对此非常喜爱。当时丞相史尹咸因为擅长研治《左氏传》，与刘歆一同校勘经传典籍。刘歆大致跟从尹咸以及丞相翟方进请教学习，质疑问难、探讨经义的要旨。起初《左氏传》中多有古字古语，研习的学者只是照着字面训诂解释罢了，等到刘歆钻研《左氏传》之后，便引用传文来解释经文，前后相互阐发印证，从此《左氏传》的章句义理才算完备齐全。刘歆也生性沉静而富有谋略，父子二人都喜好古代典籍，博览群书、记忆超群，远远超出常人。刘歆认为左丘明的好恶标准与孔圣人相同，而且左丘明曾亲眼见过孔子，而《公羊传》《穀梁传》的作者都生活在孔子七十位弟子之后，是通过传闻而非亲眼所见来撰述经义的，二者在详略程度上自然有所不同。刘歆屡次拿这些理由来诘难父亲刘向，刘向也无法反驳否定，但仍然坚持自己所主张的《穀梁》学说。等到刘歆得到皇上的亲近信任之后，便想要建议将《左氏春秋》以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都一并列入官学、设立博士。哀帝命刘歆与治五经的博士们当面讲论这些经典的义理，各位博士中有的人却不肯出面对答，刘歆因此写信给太常博士们，责备他们说： 从前唐尧、虞舜之后逐渐衰微，于是夏、商、周三代相继兴起，圣明的君王一代接一代相继涌现，治国的大道因此十分显著地传承了下来。周王室衰微之后，礼乐制度便不再纯正，大道之难以保全完整，竟至于此。因此孔子忧虑大道不能推行于世，游历各国，等待诸侯的聘用。从卫国返回鲁国之后，音乐才得以匡正，《雅》《颂》各安其所；他又修订《易经》，编次《尚书》，撰作《春秋》，用来记载帝王治国的大道。等到孔子去世之后，精深的义理便随之断绝，孔门七十位弟子相继辞世之后，《春秋》的微言大义也逐渐失传乖离。此后又遭逢战国纷争的乱世，礼乐制度被弃置不用，转而讲求排兵布阵之术，孔门的学说因此受到压制，而孙武、吴起的兵法却大为兴盛。这种衰败的局面持续到暴虐的秦朝，秦朝焚烧经书典籍，屠杀儒生士人，还制定了私藏禁书的法令，推行"以古非今"的罪名，圣贤的道术学说因此几乎彻底湮灭。汉朝建立之后，距离圣明的古代帝王已经十分遥远，孔子的学说也早已断绝，制度法规更是无所依循承袭。当时唯独有一位叔孙通大致制定了朝廷的礼仪制度，天下也仅仅还留存着《易经》的占卜之书，此外再没有其他的典籍存世。到了孝惠帝时，才废除了私藏禁书的法令，然而当时的公卿大臣如绛侯周勃、颖阴侯灌婴这些人都是披坚执锐的武将出身，没有人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直到孝文皇帝时，才开始命掌故朝错跟随伏生学习《尚书》。《尚书》最初是从墙壁的夹层中发掘出来的，简牍已经朽坏散乱、残缺不全，如今这部书虽然还留存于世，但当时也只是靠师徒口耳相传诵读罢了。《诗经》的研习也才刚刚萌芽。天下各种典籍逐渐陆续重新出现，但大多是诸子百家的传说，即便如此，朝廷仍然广泛地把它们列入官学，专门设置博士加以传授。汉朝初年真正称得上是儒者的，也只有贾谊一人而已。到了孝武皇帝时，邹地、鲁地、梁地、赵地才渐渐涌现出一批专治《诗经》《礼记》《春秋》的先师，这些都是在建元年间兴起的。在那个时候，一个人往往无法独自穷尽一部经典的全部内容，有人专研《雅》，有人专研《颂》，众人相互配合才最终得以完备。《泰誓》篇是后来才重新发现的，当时的博士们把它汇集起来一同诵读研习。所以先帝的诏书中说："礼崩乐坏，书缺简脱，朕甚闵焉。"（礼乐制度已经崩坏，典籍残缺、竹简散乱脱落，朕对此深感忧虑痛心。）当时距离汉朝建立已经有七八十年了，距离经典的完整无缺，本来就已经十分遥远了。 等到鲁恭王拆毁孔子的旧宅、打算把这块地扩建为自己的宫室时，竟在拆毁的墙壁之中发现了古文经书，其中有《逸礼》三十九篇，《尚书》十六篇。天汉年间之后，孔安国把这些书献给朝廷，恰逢遭遇巫蛊之祸的仓促变故，未能来得及加以推行施用。至于《春秋左氏传》，是左丘明所修撰的，这些都是古文的旧典籍，多的篇章有二十多篇，收藏在宫中的秘府之中，长期尘封而未曾公开发布。孝成皇帝痛惜学术残缺不全、典籍散佚失传，逐渐偏离了原本的真义，于是下令陈列出宫中秘藏的典籍，校勘整理这些古老的文献，得到了这三部典籍，用来考订官学所传授的经典，官学所传的经文有的存在脱漏的简牍，所传的注解也有的次序错乱。向民间探访查问，得知鲁国的柏公、赵国的贯公、胶东的庸生等人所传的遗学，与这些古文经典内容相合，然而却始终被压制而未能推行施用。这实在是有识之士深感痛惜、士人君子无不为之嗟叹痛心的事情。以往那些钻研学问的儒生们，不去思考这些典籍所以残缺断绝的缘由，只是苟且因循简陋寡薄的旧说，把简单的文字拆解得支离破碎，用繁琐的言辞、琐碎的说法来注解，以至于学者们穷尽一生、皓首穷经，还不能真正究明一部经典的要旨。他们只相信口耳相传的说法，却背弃了原始的传注记载，尊崇晚近的经师而非议古代的圣贤原典，甚至到了国家将要举办大事，比如设立辟雍、举行封禅、巡狩天下这样的典礼仪式时，竟茫然不知其中的根源出处。他们还想要固守着这些残缺不全的旧说，心怀着唯恐自己的学说被驳倒的私心，却没有从善如流、信服真理的公心，有的甚至心怀嫉妒，不去认真考察事情的真相，人云亦云、随声附和地进行是非评判，压制排斥《左氏春秋》《毛诗》《逸礼》这三种学说，认为只有官学所传的《尚书》才算完备，认为《左氏传》根本不能算是真正传述《春秋》大义的著作，这难道不令人悲哀吗！ 如今当今圣上德行通达神明，继承皇统、发扬祖业，也同样痛惜经学典籍的错乱纷杂、士人学者的见识竟到了如此地步，即便圣上心中已经十分明了其中的是非曲直，却仍然委婉谦让，乐于与诸位士人君子共同商议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才特意颁下明确的诏书，试探性地征询是否可以设立《左氏春秋》博士，派遣身边亲近的大臣奉行圣意、传达使命，本意是想要扶助那些势单力薄的古文经学、加以匡正弘扬，希望能与诸位君子同心协力，共同弥补以往被废弃遗漏的学术传承。可如今的情形却并非如此，诸位博士深闭固拒、坚决抵制，根本不肯参与这场论辩，甚至只是用"从未听闻传授"这样的理由就轻易加以否定拒绝，企图以此堵塞其他学说的传承之路，彻底断绝这些尚且弱小的学问。所谓"可以与人共享成功的喜悦，却难以与人共同谋划事情的开端"，这本是普通百姓才会有的见识，绝不是我们对士人君子应有的期望。况且这几家学说的相关事宜，都是先帝当年亲自论定过的，如今皇上也亲自加以考察审视，这些古文旧典籍，都有确凿的证据可以验证，内外相互印证呼应，又岂是随随便便就能定论的呢！ 古礼一旦散失，便应当到民间去寻访求取，古文经典难道还不如流落民间的旧说吗？以往博士所传授的《尚书》只有欧阳氏一家，《春秋》只有《公羊传》，《易经》只有施氏、孟氏两家，然而孝宣皇帝仍然又广泛地设立了《穀梁春秋》、梁丘氏的《易经》、大小夏侯氏的《尚书》博士，虽然这些学说彼此之间的义理时有相悖之处，宣帝仍然一并加以设立。这是为什么呢？与其因为担心有过失而干脆废弃不用，倒不如即便有可能出现偏差，也宁可先设立起来加以保存。古人说："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志其大者，不贤者志其小者。"（周文王、周武王的治国之道并没有完全失传，还留存在人们的记忆之中；贤能的人记住的是其中重大的道理，不贤能的人记住的只是其中细微琐碎的部分。）如今这几家学说之所以能够兼容并包大小不同的义理，又怎么可以偏执一端、断然拒绝呢！倘若一定要固守己见、抱残守缺，结党营私、排斥异己，嫉妒真正的学术真理，违背圣明的诏令，辜负皇上的美意，以至于最终陷入被执法官吏问罪论处的境地，这实在是我们诸位君子所不应当采取的做法啊。 刘歆这番话说得十分恳切激烈，各位儒生因此都对他心怀怨恨。当时著名的儒生光禄大夫龚胜因为刘歆的这封移书，上疏深深自责，请求辞官告老还乡。而儒学出身的师丹担任大司空时，也大为恼怒，上奏弹劾刘歆擅自更改扰乱祖宗旧制，诋毁诽谤先帝所设立的典章制度。皇上说："刘歆不过是想要弘扬拓展学术道统罢了，这又怎么能算是诋毁诽谤呢？"刘歆因此触怒了执政的大臣，又遭到众多儒生的讥讽诋毁，害怕遭到诛杀，便主动请求外调补任地方官职，出任河内太守。后来又因宗室身份不宜执掌黄河、洛水、伊水三河之地，改任五原太守，此后又辗转调任涿郡太守，先后历任三个郡的太守。几年之后，因病免官，后来又重新从平民身份被起用，担任安定属国都尉。恰逢哀帝驾崩，王莽把持朝政，王莽年轻时曾与刘歆一同担任黄门郎，对他十分器重，便向太后禀明。太后于是留任刘歆为右曹太中大夫，后升任中垒校尉、羲和、京兆尹，命他主持修建明堂、辟雍，封为红休侯。掌管儒林、史官、卜官等事务，考订核定历法律吕，撰写了《三统历谱》。 当初，刘歆因避讳改名为刘秀，字颖叔。等到王莽篡夺帝位之后，刘歆担任国师，此后的事迹都记载在《王莽传》中。 【赞】 赞语说：孔子曾感叹说："人才难得，不正是这样吗！"自孔子以后，撰写文章的士人不计其数，但真正称得上是杰出人才的，唯有孟轲、荀况、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这几位而已。这几位先生，都是博览群书、见多识广，通晓古今，他们的言论对当世都有切实的裨益。古书上说："圣人不出，其间必有命世者焉。"（即便圣人不曾降世，那个时代也必定会出现顺应天命、扭转乾坤的杰出人物。）这话说的大概正是这样的道理吧？刘氏父子撰写的《洪范论》阐发了《尚书大传》的深意，彰显了天人感应的道理；《七略》剖析辨明了各类典籍，总括了诸子百家的源流脉络；《三统历谱》则考订推算了日月五星运行的度数规律。这些著作都寄托着追本溯源的深意。唉！刘向当年劝谏营建陵墓的告诫，如今回过头来加以审视，实在是令人悲叹啊！他曾指着济南王氏祖坟梓木柱生出枝叶的异象来推断汉室将兴、王氏将替的征兆，如今看来是多么清楚明白啊！这难道不正是正直诚信、见多识广的古之益友风范吗！